澳门赌场“开门迎客”，我卻在复工前辞职了

远程办公已持续两周，张莉周围的内陆小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嚷嚷着要复工。然而作为在澳门工作的内陆人，面对即将到来的复工，张莉的隐忧却比以往更多。

和张莉一样，近20万澳门外雇即将复工。他们之中，有一半的外雇每日往返于关闸两侧，也就是说他们白天去澳门工作，晚上通关回内陆生活。

2月17日傍晚，澳门政府宣布：从20日零点起，返澳居民返澳后需自行居家隔离两周，外地雇员入澳前需在珠海海泉湾隔离两周。

该消息传来，意味着张莉到了澳门后便不能往返内陆，否则要重新隔离14日。“其实是一种变相封关。”原来每天往返两地节省开支的外雇们，现在要增加在澳门的生活成本。

就在澳门实施封锁的同一时间，博彩业也即将从20日凌晨解除禁令，赌场将重新营业。

这两条指令，一个封锁，一个解锁。而作为博彩业主要劳动力的外雇群体，在这一时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文件里虽然呼吁雇主解决外地雇员在澳住宿的问题，但并没有强制。

张莉接到公司的电话，对方提供了两种选择：一是20日零点之前在澳门找好房子，租金自付，政策结束前不得回家；二是停薪留职。

只是敷衍地口头宣告，没有行文，也没有协议。一时间，多种情绪、疑惑随着信号中断而弥散。

 关闸，潜在的风险 

关闸内外每日聚集着大量过关的人。疫情的隐患早于复工之前，便埋藏于多个口岸。

1月22日，澳门首例肺炎病患确诊。此后，口罩告急。就在前一天还能买到50元50个外科口罩的药店，这一日也挂出告急的牌子，限购与涨价接踵而至。

窗口期的不安情绪首先在妈妈群体中弥散。为了购买儿童口罩，当地妈妈组建战队，在短短两小时内汇总了各区、各口岸、各街巷的口罩库存状况：

“Bb Mart有得订小孩口罩，话今日晏d有货（说今天迟点会有货）。”

“新口岸、水坑尾一带药房都无。”

“金海山良记五金8元一只，n95尚有少量。”

“新马路便民，散卖1.5元一只，每人限购5只。”

“氹仔雄昌附近，头先（刚才）问有M95（n95），不过50元1个……”

各种信息错杂交汇，妈妈们如临大敌。

那时疫情还未全面爆发，澳门也远没有到封锁的地步。澳门本岛人流密集，牛杂铺、西饼店、碗仔翅的顾客长龙不断。新马路向西步行10分钟，可以到达十六浦，向东南步行15分钟，可以到达新葡京。25分钟的步行距离中，纵横街巷巴士点密集，在下午5点到7点之间，有限的公共交通运力却远远无法满足大批返程的外雇和游客需求。

当天下午，关闸出现一名武汉游客，因过关时检测出发热症状，口岸执勤人员立即封锁、消毒、滞留所有旅客。

这一天也是张莉春节前在澳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无论从哪里出发，回到关闸，回到内陆都是困难的。同事建议张莉试试另一个口岸，并交给她一张便签纸，上面详细地写着巴士号码和到达横琴口岸的便捷路线。

按照便签纸上的路线，张莉顺利到达了口岸，过了关，比导航预计的时间缩短了半个小时。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节后的复工返程并不顺利。

复工开始于2月1日。入闸处，个人和团队的入口交错不明，手检的队伍在最内层。对于每日往返珠澳两地的外雇而言，每过一次安检，随身的背包就要摩擦一次安检机。大家会在内侧的手检队伍等候。一条手检队伍总是被拆分成左右两队，在打开背包的最后关头互相推搡，或一方让路。

与往常不同的是，入闸时取消了自助通关，走人工通道需要填报健康申请表。人群慌张、焦灼的情绪在拥挤的关闸积压，如同储存压缩气体容器，随时爆炸，人人自危。

当然也有畅行的通道。不远处的喇叭弃置于地，播放着“老、弱、病、残、孕通道”的录音。入口处由两位执勤把守。没有播放出来的潜在规则包括：带小孩的父母、带老人的子女可以通行，携带病历本的旅客需要接受检查，讲述自己病情的旅客被拒之门外，指示自己伤口的旅客顺利通行。

 新的办公地点 

四天前，公司通知张莉下周正式复工。新的办公地点随后会告知。

张莉感到疑惑。

为什么会有新的办公地点，会有新的劳动协议么？如果有协议，岂不是打两份工；如果没有，要与谁对接？

指令跳过重重疑虑，直接下达在群组里。

“收到请回复。”

群里只有四个人，一位上司，两位居住澳门的同事。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指令下，张莉不知从何问起。

“新的办公地点，在哪里？”

这个问题当晚并没有得到答复。张莉了解，为避免病毒传播，限制员工入境是一种办法，但同时却禁止员工在家办公。为什么要去一个不是办公地点的地方办公呢？公司告诉她，为了效率和公平。

效率指的是：“在办公室办公效率会高吧。”公平指的是：“澳门的同事已经复工，你也应该在室外场所办公。”

但同城办公的困难并不比每日往返两个城市更加容易。社区的封闭管制，公共交通的停运，每日增加的病例，办公地点仍然不明确，对于公司来说，种种不安垒砌起来，便是命运共同体，便是公平所在。

对于毫无预兆的指令，张莉并不是头一回经历。坦白来说，张莉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应对，甚至妥协。

“薪资减半，在家办公可行吗？”张莉接着问道。

上司随即下线。

张莉并不是个例。

荔枝在“备用场所”工作。这是一间100平米大小的办公室，平日弃置时，用于存放各种办公用品。备用场所的目的是，一旦主楼或是营业场所遭遇自然或人为损失，便可转移。

在此之前，政府下令，提前复工的企业必须保障员工的健康，即使十人复工的食品相关企业也必须签保证书。保证书能让法人代表保证员工的安全。一旦有病例出现，将由企业负责。并且需要登记每位提前复工员工的信息，一来可以追溯传染源，二来复工人数可以透明化。

1月21日左右，这场疫情刚刚开始，公司便提前让荔枝所在部门去备用场所工作。直到过年期间疫情愈发严重，而备用场所作为最集中的办公地点，无疑增加了感染的隐患。很多部门也因为了解到肺炎的严重性退回了备用场所的计划，回到原办公室。相比备用场所，原办公室密度小，座位分得开，感染的可能性较小。

但荔枝的部门仍然坚持留在备用场所，转移工作地点无疑转移了履行保证书的职责。新的办公地点无益于复工，却成为不少企业首先的选择。荔枝决定离职，张莉仍在等待回复。

 共识 

20日的隔离政策打破了张莉公司的调离计划。原本一家公司的限行令成为了公共政策，它的受众包括十几万外雇。调离工作地点在政策之下是一种危险行为，从形式、法规，乃至安全保护多个方面，都不合理。

矛盾重新回到关闸两侧。进与退，雇主与外雇之间需要达成共识。

次日，张莉最终得到了回复。通话中提及的两种选择，或两日内在澳门自行解决住宿，意味着生活成本急剧攀升，入不衍出；或停薪留职，疫情期间再无稳定收入。

既不受内陆的管制，也没有澳门的法律保障，张莉这样的“外雇”就这样被置身于“法外之地”。而外雇的体系是劳工局，是否要向他们寻求帮助？

事实上，求助劳工局依然徒劳。非常时期，劳资之间的矛盾因疫情激化，也因疫情被久久搁置：

2月初，当地新闻中有近20例外雇怀疑以不正当方式被解雇。劳工局表示关注，并协助协调；

2月中旬，不少雇员投诉因疫情而被要求放无薪假。劳工局表示将作充分沟通，希望劳资双方“互谅互让”。

诸如此类，新的难题将不断到来。本地雇主和外雇之间最后的体面，被疫病彻底击垮。

在时代大潮奔涌而来之时，外雇如沙子分散、重聚、堆积，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始终无法把握潮水的方向。

最后，张莉做了个决定：放弃在澳门的工作，结束了不到一年的“外雇劳工”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