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校园环境下的教学支持服务研究
2008年,IBM总裁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积极回应,并引起世界范围的轰动。随后国内学者提出“智慧校园”的概念和建设思路,西南大学等几十所高校相继而动,筹划、建设。黄荣怀等人(2012)断言智慧校园是数字校园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指出学习情景识别与环境感知技术、校园移动互联技术、社会网络技术、学习分析技术、数字资源的组织和共享技术是支撑智慧校园建设的五种关键技术(黄荣怀, 张进宝, 胡永斌, & 杨俊锋, 2012)。国内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实现网络覆盖全校园,形成泛在学习环境。(2)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力,培养有“智慧”学生。(3)完善各类硬件建设,提升基本设施环境。(4)提升信息共享度,避免出现信息孤岛。(5)加强信息化队伍建设,完善教育信息化体系。(胡小勇 & 张华阳, 2017)
对文献进行回顾可以发现,国外1997年便已出现了Smart Campus的概念(Cooley & Reitz, 1997)。21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已基本步入智慧校园时代,其发展趋势主要是:(1)使用社交平台,营造社交型的学习气氛。(2)利用云计算技术,提供便利学习空间。(3)构建传感物联的可监控校园,实现安全校园。(4)依托大数据分析课程开展情况,帮助学生完成课程作业。(5)使用可再生能源,实现校园节能减排。(胡小勇 & 张华阳, 2017)
由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的转型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很多对数字校园建设的批评意见仍然适用:一是数字校园的功能结构偏离核心业务,即不能有效支持学与教的提升;二是未考虑本地化处理的问题,即不顾实际情况,简单模仿其他学校,或是直接使用公司产品,追求应用系统的大而全(王运武, 2013)。
Ely早在1985年就曾指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甚理想,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要拿这些技术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何种技术最好”,而应该是“学习如何能够被改进,以帮助每一个学习者更加对自己的学习负责”。(郑旭东, 2007)“对硬件和软件的系统化设计与使用”而不是技术本身“决定了教学与学习的效率、效果以及质量”。智慧校园建设的核心不在于技术装备的先进性,而在于其配置和运用的有效性,以及是否能够支持教学方式的创新。(熊频 & 胡小勇, 2015)
学习环境能为教学方式的转变和创新提供给养(affordance),但要以师生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和作用能力的变化为前提(高文 & 郑太年, 2009; 李彤彤 & 武法提, 2016)。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硬件环境建成之后,教学方式可以自然转变,教学创新可以自然发生,而应该转换思路,从智能化切实地迈向智慧化:不止要从技术上实现校园环境的智能化,还要将其放置在学校转型性变革的脉络中(Duffy & Reigeluth, 2008),从“文化信念、实践方式、社会-技术-空间关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等维度进行设计(Bielaczyc, 2006),从教学支持、教学技术、学习技能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教学支持服务(秦炜炜, 2011),以推动学校的“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和动力内化”(叶澜, 2005)。
技术与教学需要双向互动。信息时代的教学,并不是技术与教学的简单叠加。只是引入先进的技术,而不考虑技术与教学的双向互动,并不能确保教学改革的发生,甚至只是强化旧有的实践模式。师生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和作用能力得到提升,才能开启教学创新的可能性。
教学创新要与学校系统兼容。孤立的教学创新的出现,还可能不见容于现有的学校系统。为了系统的正常运行,又要退回到变革前的状态。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回到技术的本真含义,不只是提供工具和大数据,更要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Finn, 1962),建立一种系统沟通的路径。
在智慧校园关键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具有一定积累的情况下,就需要应用层面的重构和创新推广。从学校转型性变革的视角下进行系统研究,顾及到课堂教学、学校管理和社会环境层面,对技术开发和教学创新涉及的各方面进行通盘考虑,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智慧校园带来的革新效应被削弱或者抵消(Duffy & Reigeluth, 2008),为智慧校园环境下的教学创新提供持续、稳健的给养。
(1)学习者中心的教学模式运转所需的教学支持服务。对学校旧有的社会架构(文化信念、实践方式、社会-技术-空间关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进行考察,然后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确立新的学习者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架构。开展新的教学实践,考察其顺利运转需要何种教学支持服务(如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学与教的支持或领导力支持)。
(2)智慧校园环境的设计与重构。根据所需提供的教学支持服务对智慧校园的硬件、软件及其应用方式进行设计整合,并根据“教学-问题-教学支持”的实践链条对其进行迭代、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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