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与曹禺相濡以沫十七年:李玉茹自述和曹禺的感情生活

李玉茹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她9岁进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艺,师承名家,得到前辈京剧大师王瑶卿先生的指点,从此踏上70多年的戏梦人生。

在菊坛,李玉茹有两点为一般演员所不及。一是京剧四大名旦中,有三位(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当过她的老师且有亲授剧目;二是她与南北两大须生马连良和周信芳,以及其他诸多名家都有过合作。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暂别舞台。李玉茹得机会拜梅为师,梅先生亲授她《奇双会》《霸王别姬》。抗战胜利,李玉茹正式定居上海,开始与周信芳、俞振飞等合作。1955年,她加入上海京剧院。1956年,拍摄戏曲片《宋士杰》,她与周信芳合作,饰杨素贞。

在《李玉茹谈戏说艺》一书中,李玉茹自述了和曹禺先生的感情生活:

我初识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长与老师。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同情他的两难处境。

曹禺来看我,一个穷读书人,并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们只好另觅地方谈心。每逢这种时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母亲出来。他那时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脚踏车,带我到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去。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事。

大约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来向我告别。他嘱咐我,不要听信外边的谣传,不要离开上海,并说,我的将来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楼,一直望着他们远去,很是惆怅。

��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才劫后余生重又见面。这次见面使两颗受过重创的心灵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就这样,相识三十多年后的我们,终于在1979年——他69岁高龄,而我已是56岁的老妪——领取了结婚证,司机老史是我们的证婚人,由此开始了我俩的晚年生活。此时的曹禺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一方面十分兴奋,埋头于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写表态文章、应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着内心百种痛苦的煎熬:他为千疮百孔的文化事业而痛苦;他更为自己写不出东西,或者说再也写不出他自信为好的作品而痛苦……

我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十七个年头。别人不能理解两个偌大年纪的人怎么比年轻夫妇还要相爱呢?曹禺走后这一年里,我渐渐明白了,这是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在共同寻求着知心的抚慰与温暖。“知实难逢”,千真万确。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新书《李玉茹谈戏说艺》

1988年,曹禺被诊断为肾功能衰退。李玉茹二话没说,陪着曹禺先生住进了北。在一张钢丝小床上,两人相伴几年。人后,她哭得死去活来;当着曹禺的面,却显得信心百倍,鼓励曹禺跟她一起往前走。

曾有人问李玉茹老师,她眼中的曹禺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李老师直言相告:他是个好人,是个天真的人,是个艺术人,是个诗人。我们相濡以沫十七年,我有曹禺这么一个伴侣,对我来说是一个完满的句号。

1996年12月13日凌晨三点多,接到护工电话,李玉茹赶到医院,只见床上的曹禺,一边是报纸,一边是他翻看的《古文观止》。曹禺先生的心电图已成一根直线。听到李玉茹唤他的名字,这根直线竟突然跳起来。然后,白线再慢慢、慢慢平了下去。奇迹终究没能发生。

凌晨3点55分,悄然离我走了……家宝今天独自一人睡在北太平间了,我不能陪他了。好人家宝,我舍不得你。”李玉茹黯然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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