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川美77、78级往事，从几张老照片谈起
张晓刚：
川美77、78级往事，从几张老照片谈起
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不到40岁的四川美术学院在恢复高考后迎来首届新生，两届学生入学时间相差仅半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会成为名垂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川美“77、78级”明星班艺术家。回忆往事，张晓刚讲起自己从意外考上川美油画系，到拼命学习追赶同学，再到那些一炮而红的毕业创作，以及艺术家们的毕业分配和后来的去向。在40余年后的今天，那些川美往事仍历历在目。（编者按）
01
天落馅饼砸在我头上
入学第二天，张晓刚与同学在川美大门合影
左起：黄同江、李犁、杨谦（千）、陈宏、高小华、何多苓、陈安健、雷虹、朱毅勇、秦明、张晓刚
1978年3月，学校已经开学两周，不过还没正式开课，先必须有两周的校园劳动。我因入学通知书被耽误匆匆从云南赶来上学。这之前我在云南晋宁县二街公社当知青，高考时因为不懂，在填写入学志愿时，误将四川美院油画填为首选——当时中央美院没招生，不然也会填为首选——谁知川美在云南只招一名油画一名版画，差点失去了入学机会，几经周折，天落馅饼砸在我的头上，意外地考上了川美油画系。
我进校的第二天下午，办完各种手续刚好路过学校大门，同学们招呼我过来一起合个影。一个都不认识，之后去串宿舍才发现全是高手，我和同学们的差距很大，完全没有了信心。
照片里人数不全，缺了四个女同学和程丛林他们寝室的三个人，据说他们去江边画写生去了。我们班的同学因为是积压了十多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所以年龄相差了有15岁。左起：黄同江，我们班年龄最大的老大哥，当时三十出头。我们曾同过一段寝室，常听他说起画油画的痛苦。大二时终于如愿改考了国画研究生。毕业后做了出版编辑，后据说患了白血病，正当中年病故于成都。李犁，比我小一岁，重庆人，大学一年级时一直是我们班的作业最高分，后来娶了川美当年的第一校花。
杨谦（千），小我一岁，考自成都，当年西南地区考分第一名，属于本班老师已无法教的几位同学之一，门门高分。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后在纽约做职业艺术家，2002年后回国娶妻，定居北京，继续做实验艺术家。陈宏，大我一岁，考自南充。最喜欢的其实是摄影，我们班所存的好些照片都出自他手。大四开始和故乡一个美女热恋，我们同一个寝室，看他每天一封情书，羡煞我等。高小华，考自重庆部队大院，大我两岁，很有大院风格，爱整洁，记得我第一次刮胡子就是他教的，他曾说，你应该多刮刮，这样脸泛青色才酷。他尤其喜欢前苏联画家科尔热夫，可在他后来的成名作《为什么》中看得到。后转向喜欢上美国插图画家诺克威尔，在其另一幅大作品《赶火车》中可感受到。
何多苓，大我十岁，考自成都，进校时已是成熟艺术家，川美的大才子，当时人们想象中最标准的浪漫主义艺术家 诗人的气质，很多人都在模仿他的绘画风格及其举止言谈，女同学们的绝对男神，每次画写生都会被一大群同学围观。陈安健，重庆人，小我一岁，大学四年给人的印象总是忙出忙进，对学校和班上的事没兴趣，不记得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雷虹，本班最小的同学，进校时才满十七岁，考自成都，公认的少年才子一个，到大二时写生习作已不亚于何多苓。毕业时父母为了让他锻炼成长，写信要求学校把他分到了汶川县文化馆，两年后他跑去了深圳。朱毅勇，大我一岁，重庆人，在班上以冷静刻苦不爱说话著称。后来画出《山村小店》，我个人认为他是川美“乡土艺术”的创始人。秦明，万县人（今重庆市万州区），大我一岁，是本班历史知识最渊博的一位，而且记忆力极好，30年后从国外回来说起当年的人和事依然如数家珍。最右边的是我，刚满20岁，一脸尴尬相。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记得是当天晚上才赶过来报道的，他也是我们班的老大哥，考自大巴山的罗中立。
02
拼命学习，同学轮流做模特
难得没有用功的一个周日，
张晓刚与年龄相近的“小仔儿”约了去长江边耍一天。
张晓刚说，其实主要原因是
四川外语学院几个女同学来美院串门儿了
大一大二是最紧张的，大家都像拼命般地利用所有的时间学习。从教室到宿舍大家都在PK看谁先起床后睡觉，学霸令人佩服，劳模令人尊敬。小同学们的进步都是神速的。所以当时学校有个说法是苦七七，乱七八，还有温七九，耍八〇，哈哈。
记得那时的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早上6点半起床，锻炼，早餐，8点前或完成文化课作业或画张风景小写生。8点到11点半上课，午饭后一晚饭前教室画作业，如果天气好，饭后出去画一张风景写生。之后晩上在寝室同学们轮流做模特画素描，周日同学轮流做模特油画写生。这种课外练习方式最初是本班学霸程丛林创立的，后来成了许多小圈子关门画写生的现状了。
03
仍然保守的社会氛围
张晓刚与本班女生唯一的合影
左起：莫也、黄嘉、张晓刚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时的社会氛围仍然相当保守，记得在一次全院大会上院书记就曾明确规定，除了超龄的大同学外，其他学生不许谈恋爱，不许穿喇叭裤，女生不许穿高跟鞋披散长发等等……四年大学生活印象中，我们班的女同学就没穿过裙子。
重庆是火炉之城，到夏天可以把人热掉一层皮，那时还没空调，宿舍里连电扇都没有。我们在晚上常常被热得在大洗衣水池里裸泡一阵，然后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睡觉。可怜我们的女同学再热也只能把长裤腿挽起来到膝盖来散热，在教室里画画时，有时实在太热了，男生们都不希望女同学来上课，免得尴尬。
这张照片是快毕业前拍的，那时大家只要想到将要分别了便会有一种莫名的伤心。临近毕业，大家相互串寝室也多了起来，包括过去从不敢去的女生宿舍。这张照片是我唯一和本班女生的合影，站在中间的是黄嘉，重庆人，已被选定留校。左边的是我班年龄最小的美女同学莫也，来自泸州，当时因画了一幅大凉山彝族母与子而上了美术杂志全国知名了。莫也性格直爽，为人大方，初进校时穿了一身工装，短发，翻毛高帮大皮鞋，非常七十年代范。奇怪的是大学四年没人敢跟她谈恋爱，毕业后嫁给了一个重庆的著名画家，婚姻失败后，魏传义老师把她招了去厦门大学当老师，一呆几十年过去了，再没见过面。
大约是2007年，那时我的工作室在酒厂，某天下午莫也突然来敲我的门，告诉我她跟着女儿来北京了！大家都已人到中年，聊不完的人生各种话题。之后在京的老同学开始常常聚起来了，没想到好景不长，几年后看起来一向身体很健康的莫也突然发现患了肺癌晚期，才50多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04
一炮而红的毕业创作
程丛林和《同学组画》之一，
张晓刚是画中的模特
毕业创作那时，不论对学校还是学生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既是四年所学的总结，也是个人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探索。创作草图审核过关后，学校会根据各人情况发一些画布和颜料等。我那时过于偏爱梵·高，只想着表现激情和真诚，所以把毕业创作弄得很波折，幸亏《美术》杂志的栗宪庭和夏航来校看到后大加鼓励，才终于顺利过关。因为川美师生在那些年中创作频频获奖，尤其77、78级学生的一批反思历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展览和杂志上一炮接一炮地走红，学校乃至美协《美术》杂志等都对毕业创作格外重视。
对于已经参加过全国美展这种“大战役”并获奖的同学来说，此次毕业展更像一次艺术探索练习，如罗中立的《大巴山系列》，开始从超级写实主义转向对米勒式的温暖生活流的表现。程丛林自从画完《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大画后，有一次对我们说，他现在更关注身边的普通人和普通的日常生活，追求内敛和朴实的风格，于是有了《同学组画》。我第三次成了他画中的一个模特，很是高兴，于是在他作品接近完成时合了张影。我想在那个追求宏大叙事和农牧文明的时代，他开始关注身边的日常人事应该算一种比较超前的想法，不知何故，他没能把这个想法完成下去，现在想来有点遗憾。倒是何多苓闭关数月，最后终于完成了划时代的作品《春风已经苏醒》，让所有人都受到了震撼。
罗中立在《父亲》之后创作的大巴山系列，《憩》94×65cm 布面油画 1983
何多苓的毕业创作，《春风已经苏醒》96×130cm 布面油画 1981 中国美术馆藏
05
与想象中不同的毕业分配
我常常觉得，大学四年除了课堂上和老师们那些有限的知识和技术，更多的学习是在图书馆和同学那里。本班同学大哥多，文学艺术音乐底子厚，经验丰富手上技术又好，每天拼了命地学，始终感觉被甩在几条街后面。78级只比我们晚了半年，但年龄普遍跟我差不多，交流起来更容易轻松活泼些，所以我经常去串门，渐渐地好几个同学成了日后几十年的朋友。
这张照片是我快离开学校时与他们一起拍的。看到我们的毕业分配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理想，对半年后即将毕业的他们来说，意味着现实仍然是残酷的。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开放了图书馆和出版，但还没有进行到彻底的体制改革，许多大学毕业生走入社会后寸步难行，所学知识基本无用武之地，更别说学艺术的了。
这张照片的风格明显地受当时最热的日本电影的影响，什么《追捕》《生死恋》《砂器》……看了一遍又一遍，迷死了那些男女主角和几具现代感的造型设计镜头形式。但是今天再看这张照片时最打动自己的却是图片最左边的这个青年：马祥生，云南人，回族，虽然只大我一岁，但在昆明也算一个“老画家”了。他的父母在民国曾是云南名流，大户人家，解放后沦为平民，住一个老宅院里，我每次去他家都会有穿越到民国的错觉。虽然马祥生在班上年龄不大，但因为性格稳重、为人厚道又特别富有正义感，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马”。大学四年，因为他信仰伊斯兰教，吃饭问题一直非常困难，常常只能从老家带一点自家做的牛肉干当下饭菜。听说本来学校是已定了要留他的，不料遇上“清理精神污染运动”，许多学生被告拍了人体照片纷纷被传训。老马好像也被裹挟其中，虽然后来澄清了事实，但还是失去了留校的机会。
还记得毕业回昆明后，老马找到我聊起来依然十分失落，很长时间都很难振作起来。之后他去了香港做设计，过得非常艰苦，之后又去美国发展，情况慢慢好起来了，但青少年时做艺术的心结也翻起来了。老马实际上是个文青，学过美声，喜欢唱歌写作，我现在还保留有他的录音带和他为抗战老兵写的歌。大约是2007年，老马终于放下一切只身回到北京，在黑桥村租了一个工作室重新开始拼命地画画。2015年5月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学生的电话，说他从窗外看见老马一个人倒在工作室的水泥地上。很快医生去到现场，证明他因心梗已去世12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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