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八卦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乃窃取抄袭王国维一说，肇端于陈寅恪与傅斯年的聊天八卦，傅斯年于《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上的亲笔题识即为明证。这些题识先后刊于《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台湾史语所，2008）和《傅斯年眉批题跋辑录》（台湾史语所，2020），前者是黑白影印，后者是彩色版。

根据题识所言，陈寅恪最早跟傅斯年谈及此事在1927年夏，其时王国维刚刚去世，尚在陈撰写挽词之前。后陈为王国维作挽词，傅再问他此事，陈则“不发一言矣”。到1930年7月27日，傅又问及此书王国维所得代价，陈寅恪告之：“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傅于当晚“亟记之”。

题识共有三则，有两则题于序言之后，第一则写于1929年：

“民国十六年夏，余晤陈寅恪于上海，为余言王死故甚详。此书本王氏自作自写，因受罗赀，遂以畀之，讬词自比张力臣，盖饰言也。后陈君为王作挽词，再以此等事叩之，不发一言矣。

此书再版，尽删附注叶数，不特不便，且实昧于此书著作之体。举证孤悬，不詧全语，立论多难复核矣。意者此亦罗氏露马脚处乎。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第二则写于1930年：

“今日又询寅恪，此书王君所得代价，寅恪云：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亟记之。十九年七月廿七日晚。”

此外，傅氏1928年购买此书时，在封面题写了：“海宁王国维《殷墟书契考释》三卷，民国十七年九月买于上海。此书题罗振玉撰者，诬也。孟真记。”其时尚未及详记陈说。

1930年8月，傅亟记陈说之后不久，还在后序的后面，补记了董作宾的一个说法：“此文（指王国维所撰后序）所论至允，不自尝甘苦者不能如此明了也。罗振玉以四百元易此书，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惭，其品可知矣。彦堂近自旅顺晤罗返云：与之谈殷契文，彼颇有不了了处。此可记之事也。孟真。十九年八月九日。”

傅斯年一生性格暴烈，最重夷夏之防，新旧壁垒森严，对罗振玉这类遗老本就反感，平时行文涉及满清则称“虏”，于贰臣则称“贼”，这些在《眉批辑录》里都有体现。听闻陈寅恪所言罗氏如此不堪之事，故三年四次“亟记之”。傅氏于鼎革之际文人出处表现的严厉评判，在此书的另一篇《傅青主墨迹》的题跋中颇能体现，他说：“吾家青主先生乃明代之贞遗，深以虏廷见徵为恨。今从俗，题曰徵君，非其志矣。彼既未宦，何谓辞归？彼以自古辱士，未有如清虏者，曰傅徵君，鬼且泣矣！书贾无知，不知自何处抄得此无聊之小传也。”傅山既未应清廷之徵，就不得称“徵君”，既未仕清，就不能说是“辞归”，此夷夏之防，是大节，不可有丝毫含糊。这和他后来之所以坚决驱逐容庚（碰巧也是罗振玉的徒弟），在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

其实，当时的新派文人，对满清遗老的反感与不屑是非常一致的，新旧变革之际，此为底线。比如钱玄同就在《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中称罗振玉为“罗遗老”（1922年3月9日），称王国维为“王遗少”（1922年7月9日），称张尔田、孙德谦、刘翰怡为“三个王八蛋”（1924年1月19日）。说张尔田“固然是极可厌的满清的忠奴，但罗振玉、王国维何尝不是和他一样呢？”（1922年12月15日）。此夷夏之大防，不仅仅为新旧之壁垒。因大义而恶其人，因一事推及其它，所以傅斯年在罗氏的另一部著作《蒿里遗珍》护页上题道：“此卷为王国维手写，其考释或亦王君作也。中华民国十九年夏，买于北平因题记之。傅斯年。”其时或在陈氏跟他讲《考释》代价四百元之后。

（以上图片出自《傅斯年眉批题跋辑录》）

陈寅恪也讲过另一件抄袭八卦，说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遗老张尔田，是说给杨树达的。杨树达1936年8月9日日记：“昨日晤陈寅恪。告余云，近日张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笔（笺）证》，多用渠说而不言所自出。渠说系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经注》赵、戴之争耳。”（《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1986）

（《殷虚卜辞综述》 P57）

（《殷虚卜辞综述》 P58）

关于罗王这一公案，陈梦家说后来得到了罗振玉的原稿，并在《殷虚卜辞综述》对稿本原貌进行了描述，从而为罗翻案。此后，罗继祖、胡厚宣以及郑重等先生也先后都有补证，《原稿》现藏上海博物馆，也已于200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请阅《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P321-322。中华书局，2021)。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一罗王“抄袭剽窃”的公案，也就是起于陈傅二人聊天八卦的乌龙事件而已。2018年7月，广东崇正拍卖了一本康生的《钓鱼台存书草目》，目录中记录了“《殷虚书契考释稿》手抄稿一册”“《殷墟书契前编》原拓本一函”，不知与陈氏提到的原稿有无关联。康生在此目题记上说“我存书颇多，身后皆归中央图书馆。”此为其七十三岁时所记。他的存书据说死后也确实归公了，希望有条件的人可以去查一查。

（以上四图拍摄于广东崇正2018年7月预展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