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人：我们有全世界最棒的工作
这个年底真像文博界的“影展”季，各家文博类人文综艺节目竞相绽放，从《上新了，故宫》到《登场了！敦煌》，三度赤子归来的《国家宝藏》，还有直播互动节目《文物潮我看》，一件一件以千百年为时间单位的文物带着各自的风华而来，于千万观众来说，是视觉的盛宴，也是传统文化的滋养。
对于基层文博的一名普通工作者，我想是朝圣，是启迪，更是补给站。
▲《上新了！故宫》海报
▲《登场了！敦煌》海报
▲《国家宝藏》第三季海报
这些节目再一次告诉公众，文物不高冷，文物有生命，它们形象与命运各异的背后是一个个人的故事，是一个朝代或一个民族的过往。
必须承认，这一季的节目更浪漫、更有人情味，也更充满人文的温度和气息。从人出发，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古史观出发，文物的制作者、拥有者，甚至觊觎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浮现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
而它们今生的修复者、研究者和传承者也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在各自的星轨上续写历史。我们相信，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真实个体，他们一直都在浩瀚史书的字里行间。
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些或震撼、或泪目、或值得傲娇的呈现，要感谢组成历史的祖先，要感谢这片壮阔深邃的大地。同时，也要感谢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他们就像一个个坐标，危急关头或百废待兴时，标记历史，抢救文物，对抗战火，对抗时间。
如果不是坐在《国家宝藏》的屏幕前，我们不会知道90年前，带着石鼓等上百万件文物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的梁家两代人，他们一走就是16年，不会知道常欣老师的父亲常学诗先生等营造学社的学人们和北京中轴线测绘图的故事。
在战火逼近、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为搬不走的古建筑们作纸上备份，704张图绘影绘形，刻画了北京中轴线上所有古建筑的一点一滴、一厘一寸。
蹭着百年尘土，上墙攀檐，手脚架上那些挥斥方遒的身影和他们留下的图纸，是勇气和智慧的合力，是美学与史学的辉映；也知道了前辈们在新中国建设中的续篇，再经过长安街上那些著名的建筑时，我们的目光会多了几分亲近和敬仰。
听到常欣老师的“凸凸凸”理论，我们会心一笑，却又因一句“城在，图在，他们也在”而瞬间泪目。
就像《登场了！敦煌》里年近九旬的李云鹤老先生表达的那样——从零开始，无所畏惧。
说到当年前来考察的捷克壁画修复专家，老人难掩无奈、委屈——“当时人家对我们，什么用的东西都不给我们讲，不告诉，他讲的和这个用的根本不一样。”但是，年轻的李云鹤自力更生，硬是摸索、创立了一套自己的壁画修复体系，一干就是60多年，连儿孙也都从事了这一行。
在远离山东老家万里之遥的莫高窟，老人依旧有着明显的乡音，但显然他的一切都与那片神奇的大漠融为一体了。“我越想越感觉到，太佩服这些祖先了!”（李云鹤）接着，一连三个“值得！”
▲1991年，常书鸿再画《敦煌飞天图》 资料图片
还有长眠在那里的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前辈，“他们的灵魂和精神，一直在守望着这个千年敦煌，这些老先生，这些他的身影一直在伴随我们，影响着我们。”（娄婕）如果不是这样镜头，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大师，又是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与敦煌生死相依。
说实话，虽说是综艺节目，但我不相信有台词，他们的眼中不时闪着泪光，他们的话语朴实真挚，句句让人入耳入心。所谓言行一致，这一代代“面壁人”就是最好的注解，而那一件件“起死回生”的绝世之作是无声的历史道白。
还有年近八旬的强巴格桑老人，在自己最熟悉不过的布达拉宫地垄里爬上爬下，脚步蹒跚，画面中甚至有一个趔趄，尽管不到一秒钟，也一定被会很多观众捕捉到，这是一种真实，更是一种坚定。
老人说：“现在我快80了，退休以后，本来我什么责任都没有了，我说对布达拉宫有利的话，我来，再辛苦我也来，布达拉宫保护好的话，咱们死的时候，闭着眼睛可以死。”这座矗立于世界之巅的独一无二的宫殿，营造不易，保护更难，可谓“战天斗地”并不夸张。
我去过布达拉宫，无论是站在广场上遥望，是走近了仰望，还是在宫殿间徜徉，我只惊叹于它那宛若天赐般的壮美神圣，陶醉于蓝天下它红白相间的绝世惊艳，从未想过它是怎样屹立在那里的。直到今天，才知道地垄这个神奇的存在，还有维护它的神力的无数使命担当。
都说布达拉宫像是从红山上长出来的，千百年来，它的“生长”依赖的是高大宫墙深处繁复的地垄工程，更是无以计数的能工巧匠和一代代的守护者们。强巴老人说：“我觉得我的灵魂和布达拉宫绑在一起，它好我好，它不好我不好。”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杨娜说：“我们不仅仅是要听到布达拉宫，更重要的是要听懂布达拉宫。”这就是传承，就是继往开来。
另一位令人感动的年轻传承者是秦始皇帝陵的文物摄影师赵震，他告诉我们兵马俑上不仅有字，还有指纹，时隔两千多年清晰如昨。小伙子哽咽了，时间消失了，彼此相见，没有隔世。谁说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那一刻，我湿了眼眶，历史总是会在某个地方留下一把密匙，神迹般递到有心有缘人的手上，相同的血脉瞬间激活，就像认亲。
▲蒲松龄画像 蒲松龄纪念馆藏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常常凝视悬挂在蒲松龄纪念馆“聊斋”正房内的蒲松龄画像，我总觉得静下心来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他说：“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恐之羞。”（画像跋语）他还说：“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
我也许会在心里说：你大可放心，你的书已经是世界名著了，你的名字家喻户晓，那些科举得中的人大多没人记得啦！我还会说：我懂你，三百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懂你，我们都在你的文字里对话。
很多年前，还是讲解员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慕名而来的观众，在“聊斋”正房参观时，我把这种感受告诉给她，那一刻，整个世界都静了。我们一同望向蒲松龄画像，再转头相视，彼此眼中有隐隐泪光。那天下午，阳光斜斜地照在南窗下的书桌上，好像还有墨香。后来，我收到了她从北京寄来的合影，彼时还是胶片相机。
就像赵震说：“我有世界上最棒的工作。”我，我们，每个人，立足自己原点，有热爱，有情怀，有心甘情愿，都可以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
也如《清代布达拉宫红宫修葺图》所描绘的那样，每个工种都被记录呈现，“这画上还有你们的模样！”（郭麒麟）是的，无数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人，择一事，终一生，天光云影知道，脚下的土地知道。最好的时代，就是看见每一个普通人的时代。
看门人、面壁人、守陵人、修文物的人……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文博宣教者，我也觉得我有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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