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啸：隋代三省的权力地位与制度变迁
《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是华东师范大学刘啸老师的新著。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隋代的尚书省、内史省和门下省，也就是学界所习称的“三省”；研究的主题是三省的职权、地位以及所谓的“三省制”在隋代是否成立。通过对隋代尚书省性质的转变问题、隋代尚书省与九寺的关系问题、隋代门下内史两省的职权与地位、唐代前期的三省问题以及“三省制”学说的由来等问题的探讨，认为三省分工、制衡的机制在隋代并未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隋初尚书省权力过大，内史、门下二省并不能对其构成有效的制约；二是君主权力的无限扩大。
书末附录三篇文章，包括对隋代废太子案的考察（《杨勇的两个朋友圈》）、对隋代秘书省任职条件的研究（《隋代秘书省研究》）、对官品制度的成立的探讨（《隋代县令杂考》）等相关内容，从不同层面对本书的主旨进行补充。
刘啸老师坦言他最感兴趣的问题始终是历史上的“权力及其结构”，“每当我看到权力重压之下的众相，总不免有所触动”。但他自称“绝不是一个'学术至上主义’者”，他将家庭、朋友和美食的重要性置于学问之上，认真生活，谨慎问学，“做个善良的人，挺好”。读读本书《后记》，或者能更理解他的治学态度。
皇权与制度
本书认为：
一，《唐六典》对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职能的制度性描述反映的是玄宗开元年间中枢政局的实况。宋神宗元丰年间，依《唐六典》改中枢官制，将三省的职能概括为“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这是以后“三省制”学说的渊源。
《唐六典》
二，对照《唐六典》的制度性规定，隋代有三省而没有三省制。隋代三省之中，以尚书省权力最大，处于绝对的核心。如果皇帝不再信任尚书省，或者认为尚书省权力过大时，常通过空缺不补尚书省长官的方式以达到控制的目的。隋代二帝都是大权独揽，中书、门下两省基本不能发挥其职能。
三，唐太宗有鉴于亡隋之祸，对皇权自我抑制，中书、门下二省通过政事堂制度进行国政协商，有效发挥其职能。尚书省长官空缺不补，渐渐退出决策层，实际上向“三省制”发展。
四，自唐高宗对尚书省长官加宰相衔，尚书省长官的当然宰相地位发生了动摇。睿宗景云年间，单拜仆射不算宰相成为故事，任尚书省长官即为宰相的时代过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事事以复贞观旧规为目标，嘉纳谏言，控制皇权，使官僚机构正常发挥作用。当时，张说改政事堂制为“中书门下”制，并设诸房对应尚书各部，尚书省在制度上不再是宰相机构，“三省制”成立。
以上就是简短的结论。
“三省制”问题是制度性的问题。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由种种因素交织而成，不是一人一时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成文的制度规定时，往往这个制度已经开始崩坏了。在影响制度发生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最不可捉摸和衡量的就是皇权，这是最后想谈一谈的问题。
秦王嬴政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一扫战国纷扰之局，天下握于一人之手。与这种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相适应，高高在上的皇帝应运而生。自始皇帝出炉到宣统帝下岗，两千年间，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皇帝。野心家们想当皇帝，百姓们仰视皇帝，皇帝呢？想永远当皇帝。不为别的，就为权力。权力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权力有大有小，作用千差万别，唯独皇权至高无上，独一无二，是一切权力的根源。《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
这是司马迁笔下皇帝出现的过程，描述了志得意满、功盖千秋的最高统治者对可以配得上其功劳的极致名号的追求。太史公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皇帝”名号的出现就是始皇帝不屑与三皇五帝为伍的最好说明。秦王议帝号的起因是“称成功”，丞相等的答复在描述丰功伟绩之前还加上了“兴义兵，诛残贼”的字样，以义讨贼，这就不仅是功，而且是德。《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太平御览·皇王部一》引《帝王世纪》曰：
《太平御览》
德配天地是为皇帝，为天所子是为天子。皇帝不仅是天下的主宰，也是道德的至尊。皇权来自于天，来自于神权，除了那虚无缥缈的天，没有什么能制约皇权。秦汉时期流行灾异学说，似乎能够通过天之意志限制皇权，但前提是皇帝得接受。如果不接受，其实臣下一点办法没有。
战国时代是多家公司竞争，奇谋秘计、勇武果敢之士，只要有一技之长，不在一家干，可以去另一家干。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何等风光。就是干不下去了，翻翻《战国策》，君主们礼送出境的事例也不在数。秦王一统天下以后，多家公司没了，就剩下一垄断企业，士人要么干、要么滚，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与此相对应的，战国时代的士们甚至可以和君主谈待遇，王翦攻楚前不是还跟嬴政谈条件，“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吗？先秦诸子们更是上升到精神层面，指导各国君王们为君之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选择权。秦王政二十六年以后呢？丞相李斯说得好：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秦始皇诏文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不要以为秦政是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极端产物，恰恰相反，这才是皇帝统治之下的常态。汉宣帝不就警告过时为太子的元帝：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秦汉以下，大概没有纯任德教的王朝，如公孙弘般“缘饰以儒术”才是常态。士人只能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或者说士人如想功成名就，就必须投皇帝之所好。杜周就是深谙此道的高手，《史记·酷吏·杜周传》：
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唯有以“人主意”为指南，“当时为是”，方能加官进爵、荣华富贵。秦汉以下，有废立、有篡逆，却很少有人对“皇帝”之制是否合理提出质疑。即使到了大分裂、大动乱的魏晋南北朝，皇权衰弱，门阀突起的时代，士人们在反思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以图拯救时局之时，也没有无君之论。田余庆先生说：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隋文帝画像
皇权政治是常态，即使门阀政治最盛的东晋，各士族门阀之间也只是围绕谁来当皇帝这个问题有过争论。不论秦汉与隋唐有多少不同，在皇权政治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变化。百姓们从来希望的只是有一个好官（官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基本就是皇帝），只是有一个好皇帝，从来没想过没有皇帝会怎样，因为那是“无君无父”之论，是大逆不道。百姓们只能祝福皇帝，希望皇帝康健平安，这在北朝的造像记里有很多的例子。百姓们只能赞叹、称颂皇帝的丰功伟绩，《敦煌变文·降魔变文》：
伏维我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折九夷之肝胆。八表总无为之化，四方歌尧舜之风。同书《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皇帝万岁，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上严尊号皇帝陛下。伏愿圣枝万叶，圣寿千春。
皇帝不仅是人间的主宰，更是护教的法王。人世间的一切，都在皇帝的保护与庇佑之下。
皇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制度的变革也不能例外。本书所讨论的“三省制”就不断受到来自皇权的影响。自汉代以来常设的“录尚书事”职位，经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就消失了。隋文帝不仅不置“录尚书事”，连“尚书令”也不置，这就打破了常规，成为惯例，以后也被唐代继承。唐长孺先生说，“隋代不置尚书令，当然不是避讳，只是由于尚书省位高权重，文帝、炀帝都不愿有这样一个上逼皇权的宰相”，这种立足于君权相权之争的看法，虽然被时下学者目为常识，视为简单，却是非常准确的。一般来说，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当然来自于相权，皇权的扩张就是通过不断削弱相权获得的。在不置录尚书事与尚书令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皇权在起作用，相权并没有任何反抗，甚至没有任何反应。文帝时期，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仆射，其中尚书左仆射高颎在位十九年之久，位高权重。但是当他卷入废立太子之争，文帝就毫不费力地罢免了他。文帝与高颎之间关系的根基在于信任，在于宠信。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在皇权面前，官僚权力或者官僚制度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炀帝大业三年（607）以后，连尚书仆射都不置，这种空缺不补实际上导致了尚书省退出了决策层面，为唐代尚书省退出决策层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炀帝是一个大权独揽的人，从唐初萧瑀的奏对就可以看出，当时朝令夕改，臣下无所适从，这只能说明皇权予取予求，与王言形成最有关系的中书、门下两省形同虚设，只是代天宣命，传声筒而已。隋代皇帝的个人专制主义色彩异常浓厚，政不任下，这也是隋代不会有三省制的根本原因。
隋炀帝画像
杨隋两代而亡，隋末巨大的动乱造成了群雄逐鹿的局面，李唐皇室也是其中的一员。李渊本来就是隋代高级官僚群中的成员，和隋皇室还有亲缘关系，对于隋代中央政治的得失大概不会陌生。李世民南征北战，在李唐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涯，使得李世民比唐初统治阶层中的任何人都要更加了解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疾苦。巨大的社会波动与王朝更迭的迅速必然使他对皇权有更深刻地了解。因此，李世民对皇权的自我抑制造就了贞观之治。正是由于皇权的让步，官僚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虽然唐太宗对于相权的顾忌，使他采取了与隋炀帝一样的策略，即长期对尚书仆射缺而不补，但由于中书、门下二省能够有效运转，客观上使三省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高宗继位之初，给尚书仆射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职衔，王素先生形容为“君主的试探”，这是一个非常贴切地判断。从此以后，尚书仆射当然宰相的地位被限制，那么尚书省作为当然宰相机构的地位也就被限制了。虽然此后五十余年间，拜尚书仆射例带“同三品”，但这就为尚书仆射不带“同三品”的宰相衔创造了条件。以后从豆卢钦望不及时加“知军国重事”衔到韦安石单任仆射，尚书仆射终于不再是当然的宰相，官位的价值大打折扣，尚书省也就最终退出了决策层。武则天革唐为周，皇权意识高涨，诏敕不经凤阁鸾台，任官则有“车载斗量”之讥；“中宗时官爵渝滥，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谓之斜封”，政出多门；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史谓“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皇权旁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三省能否正常运作都有疑问，自然不可能形成三省制。皇权的回归与把握是李隆基即位以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没有皇权的拨乱反正，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就是不可能的事。
[元]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当玄宗最终清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他选择了太宗朝政治作为学习的榜样。就三省来说，当时尚书省已经退出了决策层，这是三省制形成的最重要环节，这种退出背后的因素是皇权对相权的又一次胜利。由于皇权的排挤，使得西汉中期以来尚书省的权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没有皇权的自我抑制，中书、门下两省也不能发挥其职能。所以当历史进入开元时代，一方面，尚书省在制度上不再是宰相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另一方面，玄宗刻意效法太宗贞观政治，抑制皇权，使中书、门下两省有效运作，至此，我们认为三省制最终形成，《唐六典》的条文正是这一变化的忠实记录。
（本段选自《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结语）
做个善良的人
这本小书，是我在学习隋代政治史时断断续续写成的。它的主体部分是对隋及唐前期三省制问题的讨论，也附录了一些其他的学习心得。这是我近十年工作的一个小结。
2010年6月毕业以后，我的兴趣转移到了隋代历史上。当时因为重读余英时先生《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两篇长文（收入《历史与思想（新版）》中），所以想对隋代君权与相权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这是我对隋代三省制问题发生兴趣的思想因素。另一方面，在接下来六年的工作生涯里，我对于权力的问题又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是研究工作不至中途放弃的动力。2016年7月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工作以后，我终于有机会能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学习中来，这是能够完成写作的最重要原因。
自2000年入读苏州大学历史系以来，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始终是历史上的“权力及其结构”。权力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它使人疯狂，使人变态，使人不能自拔。我最喜欢看的小说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聊斋志异》，用钱锺书先生的《人·兽·鬼》给这三部小说做谜面是再恰当不过的：这正是在权力之下，由人到兽变鬼的过程。那么，权力的来源是什么？怎样运行？产生了什么效果？每当我看到权力重压之下的众相，总不免有所触动。这些问题，即使我用一生时间都无法解答，想到退休以后还有事可做，就让人高兴。
《聊斋志异》（中华经典藏书）
当然，我绝不是一个“学术至上主义”者。
一是因为我觉得陪父母吃饭，陪太太逛街，陪儿子去玩具反斗城，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服搞家务，重要性都不会低于学术。搞学术，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却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光辉事业。
二是因为“历史学家”在我心里是一个神圣的称号。当我二十年前初读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陈寅恪先生的两《稿》、唐长孺先生的《论丛》、周一良先生的《论集》时，我就知道以我的智力是绝无可能达到那种高度的，再给我几辈子也达不到。那时，我就已经告诉自己，我要做的主要工作肯定不是学术的生产，而是学术的传承。我能把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读懂读透，比较准确地传给学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二十年来，我读懂了一些，没读懂的还有一堆，智商堪忧，也只能慢慢来了。
三是因为我从不认为学个历史就能洞悉天机。宋代编著了《资治通鉴》的大历史学家司马光既不能鉴往，也没能知来，但他是个好人。历史只关乎人性，做个善良的人，挺好。
《资治通鉴》（中华国学文库）
父母、岳父母和妻子对我的支持是无私且温情的，时时让我感到幸福。2017年儿子的出生更使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我要特别感谢业师牟发松教授和师伯王素研究员，他们不仅时时给予我人生和学问上的指导，还热情地写了推荐意见，使本书稿能够成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我的老师张承宗教授年近八旬，对我这个他职业生涯里最小的学生总是偏爱有加。我在他家不仅蹭了很多顿饭，也听到了很多学林掌故。
在我学术生涯遭受挫折的时候，虞万里老师、陈业新老师、程兆奇老师、刘统老师、潘星辉老师给了我诸多鼓励与帮助，令我铭记于心。
独学而无友，会傻；独扯而无友，会疯。以耿朔、郭永秉、陈晓伟为代表的“损友”群，总是能和我谈论除学术以外的各种话题；和武雨佳等同门扯美食，则使我越来越肥。有朋友真好。
我的学生张越祺、廖昀帮助校对了书稿，他们的认真态度远远超过本书作者。当然，错误是避免不了的，这由我本人负责。
（本段选自《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后记，标题为编者所拟）
刘啸 著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5330-9
● 作者简介●
● 编辑推荐●
☆三省制问题在隋唐中央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隋制的研究一直依附在唐制的研究上,就隋制单独立论的并不多。
☆本书独特之处在于从隋代切人，较为完整地勾勒出隋唐百余年间所谓“标准”三省制的演化定型痕迹，并且明确指出：“三省制”问题是制度性的问题。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由种种因素交织而成,不是一人一时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成文的制度规定时,往往这个制度已经开始崩坏。在影响制度发生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最不可捉摸和衡量的就是皇权。
☆除了正文部分精彩的研究论证，作者附有三篇文章：《杨勇的两个朋友圈》《隋代秘书省研究》《隋代县令杂考》，从不同层面对主题做了补充。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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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学术史综述
二、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 隋代三省主要官员补考
第一节 三省长官补考
第二节 六部尚书补考
第三节 给事黄门侍郎(黄门侍郎)补考
第四节 内史侍郎补考
小结
第二章 隋代尚书省性质的转变——兼论录尚书事之废止于隋
第一节 从决策到执行:隋代尚书省性质的转变
第二节 论隋代尚书省与九寺的关系
第三节 从职到官的转变及其被废止:从使职角度论汉隋间的“录尚书事”
第三章 隋代门下、内史两省的职权与地位
第一节 隋代殿内省的独立对门下省的影响
第二节 门下省的职权与地位
第三节 隋代内史省之职权与地位
第四章 唐代的三省制与“三省制”学说
第一节 隋代三省制并未建立
第二节 唐代前期的“三省制”:《唐六典》的制度规定
第三节 唐代前期的“三省制”
小结
结语：皇权与制度
附录一 杨勇的两个朋友圈 ———对隋代废太子案的考察
附录二 隋代秘书省研究 ———从身份到学问的转变
附录三 隋代县令杂考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上款预售】《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著者刘啸先生题上款+签名钤印）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