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青铜分享陕博《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 开普饭

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1970年10月发掘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发现的十分偶然。当时一单位的基建施工人员在挖地基时，突然发现了一个陶瓮和一个提梁银罐，里面装满了金银宝物，他们立即将这一发现报告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接收了这批珍宝，并对周围展开钻探调查， 10月11日探铲下传来了清脆的金属声，随后第二瓮珍宝也出土了。两瓮一罐共计收纳金银器、宝玉珍饰、贵重药物、中外钱币等文物共计1000多件。

这次考古发现以出土文物数量众多、种类繁复、工艺精美、保存完好著称于世，也是二十世纪隋唐考古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批珍贵文物蕴含信息十分丰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风俗、技艺等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了大唐的时代生活。这批宝物的主人是谁？因何埋藏于地下，至今还是学术界探讨研究的问题。

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自出土以来，虽然一直是唐代主题展览的亮点，但如此大规模集中展示尚属首次。此次无疑将为更多观众提供一个全面观赏这批珍贵文物的机会。本展览汇聚我馆收藏的何家村窖藏出土珍贵文物三百余件组，从惊世发现入手，以简洁的形式，突出文物在展览中的核心地位，以“图示为主，文字为辅”的辅助展板，为观众展现更多的观赏细节，同时也为观众直观了解展品功能、文化内涵提供有效的途径。运用必要的陈列手段，为这批瑰宝提供一个展示其艺术之美、丰厚文化底蕴的空间。

玛瑙长杯

这种玛瑙杯在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两件，其材质和造型都来自西域，带有强烈的异国色彩。出土时盛放在莲瓣纹提梁银罐中，有墨书明确记录为玛瑙杯。两件玛瑙杯的色泽和造型有所区别，但都纹理清晰、琢磨光滑、晶莹滋润，这些我们从玛瑙杯本身和底部放置的镜子中都看得很清楚，玛瑙杯通体呈玻璃光泽，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件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缠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刻画的神形皆肖。兽嘴处镶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与杯身连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这件酒杯材料罕见珍贵，是极其稀有的缠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选材、设计和工艺都及其完美，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这件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其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却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我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

一件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足径6.8厘米，重392克

另一件高5.6厘米，口径13.5厘米，足径6.8厘米，重391克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两碗造型、纹饰均相同。纯金质，捶揲制作，造型饱满庄重。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器壁捶作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每层十片，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单元里都錾刻有装饰图案，上层主题是动物纹，有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下层是单一的忍冬花装饰图案。莲瓣上空白处装饰飞禽和云纹。鱼子纹底。两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应是碗的重量。墨书标重显示两碗重量略有差异，但现今天平实测重量相同。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的数量很大，形制变化也颇多。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带盖碗。大多数为银质，金碗很少，最有名的当数这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在唐代，金碗有时还被用作酒器，如与鸳鸯莲瓣纹金碗同时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上，舞马口衔之酒杯，就与金碗的形状相同。文献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记载，如《唐摭言》卷十五载：“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应把鸳鸯莲瓣纹金碗看作饮酒之器。

金银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后来的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制作继承了这一风格。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捶揲技术非常成熟的粟特银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纹作为装饰。初期是瓣数较多水滴形的分瓣，后来又演变出桃形的分瓣。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的传入，尤其是许多粟特金银工匠进入内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中国金银器皿上也接受了这种凸凹多瓣的作风。但是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全盘的，而是在吸收过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元素，如改变了西方银器中过于夸张的造型，使之线条尽量柔和流畅，在装饰上也采取了西方银器很少见到的外表通体装饰的手法，使之更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狩猎纹高足银杯

银杯通体以鱼子纹为地，上下装饰有缠枝花纹，杯身的主题纹饰刻画出两幅狩猎场景：第一幅为两名武士骑着马前后夹击奋力奔逃的野猪；第二幅是一位武士左手持弓策马追赶一只惊恐的小鹿，离弦的那支箭已经射穿了小鹿的背部，而另一只鹿无暇顾及正在奋力逃命，跑在前方的武士策马回首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在杯子的底座上还装饰了四朵桃花结，底部刻有“马舍”两个字。

鎏金双鱼纹银碗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两件鎏金双鱼纹银碗，造型和大小基本相同。碗底内有两条鎏金的鱼，当碗内盛满水时，水波流动，碗底的小鱼就如同在水里游动一样。

碗内底的双鱼和装饰的水草均为锤揲而成，并錾刻修身鱼身，纹饰鎏金。圈足为焊接，出土时脱落。这种内底装饰风格是在伊朗萨珊银器上的徽章式纹样的影响下创制而成的。

赤金走龙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为海内外华人所熟知和景仰。说到龙，人们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气势磅礴，神奇怪异，然而，眼前的这件金龙却小巧玲珑，朴素而平实。工匠用金条先掐编出身体，然后插上尾巴和角，最后用錾子錾出鱼鳞纹的装饰。由于是手工制作，每个与每个都不完全相同。如此之小且并不具有震慑力的小金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组小金龙共12件，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有可能是投龙祭祀仪式中所用的法器。投龙祭祀的活动来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惯用“沉埋”形式，祭山用“埋”，祭水用“沉”。早期用于“沉埋”的祭物，有金银器、铜器等。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龙玉简的固定礼仪。它的一般方式是将写有愿望的文字玉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等器物一块用青丝捆扎，待举行醮仪后，再投入名山大川之中，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

银饼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银饼共计22件。其中4块为錾文银饼，浇铸成型，表面有锤揲痕迹。

“怀集”即今广东省怀集县，是当时重要的产银、用银地区。银饼上錾刻的铭文内容分别为：县名、纪年、来源、重量、负责官员及工匠的职务、姓名。錾文的格式、内容与唐代文献记载一致。这些錾文银饼反映了唐开元年间岭南地区可能用银交纳赋税。

“丹砂”通常被人们称为“朱砂”、“真朱”、“贡砂”，为天然的辰砂矿石，是唐代炼丹的常用药物，丹家认为将炼丹原料盛放于金银器皿中，会沾染金银之气，能巩固和提高药效，因此何家村出土的丹砂均盛放于有墨书标记的银盒内。唐代质量上乘的丹砂是很难得到的。而何家村出土丹砂不仅质量好，而且数量多，总重达两百余两。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银碗出土于唐代何家村窖藏，碗高3.6厘米，口径11.2厘米，重152克。腹部捶打出均等的14条水波纹，其间錾刻飞禽、走兽，陪衬以花草，山岳，碗内底中心还贴焊着一只鎏金海兽，动静有节，生动有趣。

这件银碗在纹饰上比较特别，有两种不同风格的水波纹饰，一种是碗腹的14条曲线水波瓣，纹样整齐平静，在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中从未出现过，而粟特银碗器体多分曲或呈花瓣形，并以锤揲技法使之凹凸起伏，因此，这件银碗波瓣的产生应该是受到粟特风格的影响。另一种是碗底内衬托海兽的水波纹，着力刻画汹涌的水势，不像碗腹那种整齐和平静，水波与海兽相衬，是一种具有中国民族化风格的纹饰。所谓海兽，它的形象似乎介于狮子、狐狸和犬类之间，有学者认为海兽是外来文化的体现，也有学者认为是属于中国民族化的东西，总之这件银碗始终闪耀着中西合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