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在金元之际，是怎样做先进文化传播者的？

作者：乔永胜

（一组元好问作品意境图）

金元之际，是我国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三晋大地更是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现了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正是有这些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们的坚强捍卫，汉文化才在存亡绝续的重要时期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

变乱的时代、惨痛的经历、广泛的接触民生，使得元好问的诗词宏阔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那些深沉博大的文字，足以和苏东坡、辛弃疾相媲美。而他在羁绊岁月和“穷到纨瓢更屡空”的窘境中，竟然执著一念地修史，更赢得了后世学者们的钦敬。

在这些坚强的文化传承者的努力下，先进的中原文化终于化育了野蛮的蒙古铁骑，使得他们在入主中原后渐渐安静了下来，让人民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一）文化初长使命重

元好问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的拓跋氏。由于较早地接受中原文化，元好问的父亲元德明就以诗知名，老师郝天挺也是著名的学者，在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里，元好问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具备良好的文化教养。由于他从小就过继给叔父元格，早年一直跟随叔父在官场奔波，先后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等地。在这段时光里，他一边冶游接触社会贤达，一边潜心学习待人接物。

正是官场文化的熏陶，让他早早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使命，那就是要做一个为生民立命、为朝纲整肃的人。27 岁那年，蒙古军南下突袭家乡秀容，屠城十万余众，使得元好问切身感受到野蛮文明对民生的巨大破坏。文化人的使命意识使他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文化才是普适众生的良药。

如蒙古人一样野蛮的鲜卑先祖，不正是在文明的教化中变成了诗书传家、人伦有序的文明人，从而结束了在马背上飘泊的生活，在中原肥沃的土地上安定祥和地生活了下来。

（二）从政历练化自觉

35岁那年，元好问通过应考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因不满史馆的清寂生活，很快就辞职回登封家中闲居。之后，经荐举先后出任过镇平、内乡、南阳县令，直到调入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在地方每一任上，他都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享有很高的政治声誉。

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面对民众疾苦，他为当地人民争得减税3年、发展生产的好政策，使人民有了休养复苏之望。面对兵连祸结的袭扰，他集结“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文化人的良心和使命感，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完成了一个文化人的政治意识从自省到自觉的蜕变，为他后来面对国家丧乱、朝代更替有了一种更从容的文化觉醒。

（三）文化自信护民生

1232年，蒙古大军围困汴京，城里的元好问上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才，请求他占领汴京后不要滥杀无辜，更希望他采取措施保护54名金朝才士。这个建议得到耶律楚才的采纳。

这种举动，一方面是保护手无寸铁的文化人在武装冲突面前免于以卵击石、徒耗性命，另一方面更是为金朝保留人才、延续文化。元好问深知，改朝换代并不是简单地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只是江山易主、改换门庭。所谓的王朝正朔，对于他这个熟读历史的人来说，不过是强权更迭和宗主易姓。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是再强悍的政权，也会如昙花一现。

这时候，守城的金廷西面元帅崔立叛降蒙古，汴京被蒙古军和平接管。崔立逼迫元好问领衔为其撰写功德碑。元好问在碑文中并没有夸大其辞地颂扬崔立，而是“止实叙事”，直笔记述。他想利用手中的如椽大笔，拯生民于屠刀之下。身处乱世，尤其是民族矛盾重叠交错，谁能说得清正义与否。

元好问不过就是一介书生，在重兵围困、屠刀高举的蒙古军队面前，他既不是领兵镇守的将军，也不是抚慰一方的督抚，他只能匍匐在刀枪的威逼下，做好自己的本份事。所幸，耶律楚才接受了元好问的建议，没有再大规模进行屠城，使的金政权的朝廷生民和典章文献得以保存。

（四）躬耕文化留清痕

1233年四月，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长达五年之久。在元朝生活的二十多年间，他积极沟通元朝政界，努力收集散于民间的资料，想自己撰写国史，以便为金国保留历史。他的请求没有得到元朝当局的准许。

于是，他就把金国已故君臣的诗词总集编撰了一本《中州集》，力图以诗存史。同时，元好问对新政权不断地冷静观察，渐渐地看法发生了改变。

当他看到元朝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做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后感到十分赞赏，也深刻地反思了金朝奸贼误国，以致失国沦亡的历史悲剧；看到元军突进云南、铲平地方势力，恢复汉唐疆界的赫赫功业后，对金政权苟安半壁江山，朝廷上下不思进取的垂暮心态进行了很好的批判。

在他心里逐渐升腾起一股热望，那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在于，是不是有利于造福百姓、是否有利于传播文教、是否有利于树立大国形象。

正是在这种深切的体悟中，他对元朝政府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大加赞赏，他在《刘时举节制云南》诗中写下了“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的诗句，并自豪地把元朝视为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时代。

在这种乐观心态的支持下，63岁高龄的元好问携好友张德辉北上觐见忽必烈，请求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采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在元好问看来，正是新兴的元朝的横戈铁马，激发了他当今世界殊的豪情，他把弘扬儒学、光大文化的重任寄托在了这个新兴王朝的统治者身上。

正是这种责任的担当，使得中华文明通过不断消化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兼容并包、深厚博大的体系。

也正是有这些眼光长远的知识分子，才使中华文化历经年久而越来越丰富多彩，终致出现了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和睦、异彩纷呈的良好局面。如今，当我们生活在这片地域广阔、文化深厚的土地上，怀想起那些为中华文化积淀而努力的那些各个民族的人们，不禁由衷地感慨。

大哉，无好问！正是有你们这些文化仁人的坚守，才有了中华文明的异彩绽放，也才有了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首歌的团结景象。

【作者简介】乔永胜，致力于用现代视角检视历史人物，更多还原人性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