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生活状态：物质至简，精神至盈
文 | 有书星海一尘 · 主播 | 阿成
吴越宝地孕贤才
江苏无锡七房桥，这是一处小桥流水，文脉深厚的宝地。
1895年，一个男婴诞生在七房桥的钱家。
打小开始，父母亲就常给他讲起祖辈的故事。
在那个烽火连天，群雄割据的五代十国，钱镠横空出世，创建了吴越国。
扎根美景绝胜的苏杭，钱镠把自己的文韬武略也深深注入到广阔的土地里。
咿呀学语的孩提时代，这个诞生于钱家的男孩就开始用懵懂的双眼审视着浩瀚的五千年历史。
冥冥之中，他的一生似乎都将与中国历史结下不解之缘。
他的名字，叫钱穆。
近现代以来，吴越钱家的后人雄杰辈出，科学世界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三钱并列，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钱钟书和钱穆这样的大师。
吴越国君钱镠的血脉和精魂，仿佛在乱世风雨中再度复生。
尽管生于清朝年间，但20世纪初的中国早已不是封闭的大一统王朝。
世界各国的思潮与文化，都在不断冲击着这片古老东方大陆的价值体系。
所以，少年时代钱穆所体会的，就是中国国学和西方思潮之间此起彼伏的碰撞，这也对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钱穆父亲因肺病去世。为了让儿子继续学业，母亲便独自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责。
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谁知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的火种就燃遍了全中国，钱穆的求学历程也戛然而止。
十八岁那年，钱穆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工作之余，他依旧非常勤奋，不断研习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
在民国时期那帮大师里，钱穆的受教育经历绝对是最不起眼的。
不论是鲁迅、胡适，还是钱钟书、陈寅恪，他们个个都有留学欧美日本等地的经历，在当时最先进的国家接受最前沿的教育。
这就意味着，作为被迫辍学的学术素人，钱穆必须比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跟他们相似的造诣。
对于命运的颠簸，钱穆非但没有怨念，反而充满了现实感，让自己在风雨激荡的时代中执着前行。
为此，他感慨地说道：
“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
就这样，钱穆一边教书，一边治学。
时光流转到1928年，命运的拐点也悄然出现。
巨笔激起千层浪
当时，钱穆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的书稿，顿时令史学家顾颉刚拍案叫绝。
在顾颉刚看来，依钱穆之才，若局限于中学教师一职，未免太过可惜，于是诚邀他前往中山大学担任教授。
从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到万众敬仰的大学教授，钱穆本可以实现人生的华丽转型，却因为时任苏州中学校长的挽留而搁置了顾颉刚的邀请。
对此，顾颉刚立即提出了第二条方案：你可以不去中山大学当教授，但我要在燕京大学办个报纸，到时候一定得投稿支持。
1930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闪耀登场。
这一来，北方学术界彻底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国最主流的学术圈层外，竟然有这等功力深厚的贤才。
从此以后，钱穆的学术执教生涯就如鲲鹏展翅般扶摇直上。
1930年，钱穆受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1931年，钱穆前往北京大学教授历史。
当时的北大史学圈，有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是恳切意长，带着一口无锡方言的钱穆；
另一个就是生动活泼，能以“杨贵妃进宫前是不是处女”来切题的陈寅恪。
无论学生个人的兴趣取向如何，他们都对两位老师的素养和功力赞不绝口。
在课堂上，钱穆不仅传递历史知识，还不断告诉学生：
不要追随这个时代，要认识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抛弃中国的传统价值与文化。
眼望变革中前进的国家，体会纷乱中摇摆的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就在这样充满现实感和使命感的节奏中努力前行。
窗外的风声雨声沙沙作响，钱穆的课堂始终是他们心目中一抹最安静的慰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跟大多数学者一样，钱穆被迫开启了辗转治学的旅途。
在云南宜良的山中，钱穆花费一整年的时间，以自己在北大执教四年，西南联大执教两年的经历，编撰了《国史大纲》。
在《国史大纲》的前言部分，钱穆如是写道：
“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先生这番话，即便放到眼下，依然是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黯淡岁月，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日趋微弱，一度濒临危急存亡之秋。
而钱穆的《国史大纲》，不仅以详实精密的体系回溯了几千年的过往，还渗透了一种历久而弥新的人文力量。
当学生们刻苦研读《国史大纲》的时候，这股人文力量便逐渐传播开来，让绵延不绝的中华道统在九州赤县来回激荡。
根若在，魂就在，中华民族内在的文化与力量，紧紧支撑着亿万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黑云压城的现实世界，这就是一盏信仰的明灯。
桃李天下扬道统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随后几年，钱穆移居香港。
屹立在南海之滨，钱穆体验着大时代的仓促变革，以及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
为了让人们保有一种合乎现实的理性，以及建构未来的能力，钱穆创办了新亚书院。
创办之后，钱穆还亲自书写书院校歌。里面一些歌词，深深流露出浓烈的时代感与使命感：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激扬的青春，乐观的精神，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随时准备着在艰难困苦中完成自我升华。
这，便是钱穆心目中的时代气质。
书院创办之初，经费事宜成为困扰钱穆的头等大事。
很长一段时间，钱穆都在四处奔走讲学，以求提高书院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资助。
1956年，美国方面答应给予每年2.5万美金的资助，书院的财政压力因此大幅缓解。
1960年，耶鲁大学邀请钱穆前去讲学，并授予他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渐渐地，西方世界开始重视这样一位贯通儒学和史学的大家。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香港中文大学便应运而生。
承载着无数的赞誉与期待，钱穆却发现自己无意于过度的热闹。他内心所向往的，更多是安静的研究，和安静的生活。
1967年，钱穆夫妇应邀定居台北。同年，蒋中正把双溪之畔的一座庭院小楼赠与钱穆夫妇，以供他们居住和研学。
漫步在亭台轩榭之间，钱穆不禁回忆起自己十七岁时的经历。
当时的他，在老家东偏房的素书堂养病。这期间唯一的陪伴者，便是自己的母亲。
于是，钱穆将这里改名为“素书楼”。
1969年，钱穆应邀成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由于年事已高，不便行动，钱穆的上课地点就固定在素书楼。对于那一批文化大学的学子而言，素书楼的时光令他们终身难忘。
每天下午四点，学生们都会在楼外准时按铃。
随后，素书楼的小门就会打开，然后学生们顺着两侧种满槭树的台阶一步步往上爬，来到钱穆的客厅。
都说牛津大学的天才，是在教授的烟斗下熏出来的。
对于钱穆的学生而言，在先生家里听他唠嗑，听他讲述历史的时光，就是构建知识体系，锤炼人文精神的独家记忆。
悠悠素心天不老
1990年，台北市政府以莫须有的名义，要求钱穆搬离素书楼，并将其改为纪念馆。
搬家的当天，学生辛意云特意前来探望。
当辛意云大步流星地走上书房时，钱穆却乐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你来啦，哎呀我现在看不到电视，也不大听收音机，快点告诉我，现在外面的情形如何呢？”
听了先生这番话，辛意云颇为惊讶。
他没有想到，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莫名其妙的搬家，年过九旬的钱穆却心如明镜般淡定从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钱穆问起素书楼的未来时，辛意云告诉老师：
“先生，素书楼会改造成您的纪念馆。”
钱穆听了，哈哈大笑：
“有趣，有趣，活着的人都有纪念馆，现代人真有趣。”
一边说着，钱穆一边步履蹒跚地走出了这栋楼。
时至今日，曾经的学生辛意云，如今已经是台北艺术大学的荣誉教授。
回忆起钱穆的那句话，辛意云仍不乏感慨地说：
“从先生身上，我看到了庄子的超然物外，看到了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告别了这个世界。
回望他的一生，纵览古今，孜孜以求，以孔孟的精神，提纲挈领，挖掘出中华历史中最耀眼夺目的人文力量。
当生于和平年代的学子们围在素书楼的客厅时，两鬓斑白的钱穆依然不忘对学生说：“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