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后浪”：被大众传媒和政治宣传所塑造和影响的年轻一代
作者：三辉图书
按语 & 编辑：草尉雨山
转自：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
三辉图书编者按：
大众传媒总是持续不断地将“年轻一代”塑造成为各式各样的形象：他们既可以是勇敢的先锋，也有可能成为易受蛊惑的信徒。“年轻一代”往往暗藏着某种“集体意识”：被提及和被代表的总是一小部分“杰出人群”，而大部分的人在人群中扮演着没有台词的角色，为历史的眩目舞台提供无声的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和“时代”之间关联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被隐藏了起来，同时隐匿的，还有这一话语构建者的希望与恐惧。
事实上，“年轻一代”绝不仅仅只是对某个年龄段的代称，而是通过社会的不断变革发展，衍生出的一个具有浪漫气息、阶级性质、文化符号等多重含义的社会心理代名词。历史上，曾有不少青年人被时代的力量所裹挟，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今天的推送是关于德国纳粹党设立的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1933年，这一组织被推行至全国，成员人数达870万人，占当时德国青年的98%。作者乔恩·萨维奇通过分析纳粹德国时期的经济背景和宣传手段，为我们展现了青年人是如何成为政治统治的主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亦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价值逻辑——它暗藏在一系列看似毫无关联的现象背后。
纳粹思想指引下的士兵
——希特勒青年团
文/乔恩·萨维奇
节选自/《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
青年人：政治统治的首要目标
1933年1月30日，一个名叫梅丽塔·玛舒曼（Melita Maschmann）的德国女孩和她的父母一起观看了标志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Reichschancellor）的火炬游行。那个柏林之夜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直伴随她的余生：“响亮的脚步声、红色和黑色旗子的肃穆景象、在那些面孔上闪烁不定的火炬亮光、以及旋律极具侵略性与煽情性的歌曲。这些人行进了数小时。在他们当中我们不断看到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女孩。”
“我希望投身于这股洪流中，被它淹没，被它带走”，她后来回忆说，“‘我们时刻准备为旗帜而死，’那些火炬手们这样唱着。这不是衣着、食物或者学校作文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谁会为旗帜而死？我会吗？在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的那一刻，我回答不出，但是我知道我被一种强烈燃烧的欲望征服了，那就是要成为那些为旗帜而死的人中的一个。”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希望看到的反应。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一样，他们在理论上鼓吹青年是促成变化的积极力量，在实践中通过冲突、行动以及培养归属感来动员年轻人，纳粹由此掌握了权力。1月30日游行那样的行动就是为了影响像玛舒曼一样具有不满情绪的年轻人。“我想逃开孩子式的狭隘生活，我想附着在一些基本但重要的东西上。我和无数同龄人一样有着这种憧憬。”到1933年底，有差不多350万的德国年轻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一方面是由于新政权采取的高压政治手段，但另一方面纳粹也利用了“代间对抗”。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给了德国没有目标的青少年一个生活目标，以及反抗父母的力量。他们的父母多多少少都和受唾弃的魏玛共和国有某种联系。就像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从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青年人永远是对的。”这是因为青年人处于民族社会主义者革命前景的核心地位。在1933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德国新的当权者说出了他对未来的计划：“我们要从年轻人入手，我们年长者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我们已经烂入骨髓，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不受限制的本能。我们懦弱而感情用事。我们背负着屈辱的历史，我们的身上是融入骨血的奴性。但是，我伟大的年轻人们！世界上还有任何地方有比你们更好的青年吗？看看这些年轻人！多么出色的材料！有了他们，我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纳粹上台的时代背景
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北欧大众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鼓吹批量生产改变“整个社会秩序”的能力，但是他们没有预见到它的衰败趋势。当它正常运转时，一切都是好的：工资更高、价格更低、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当它不再运转时，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1931年随着失业率不断增高，人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害是全方位的。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带来的大众融合从此以后受政治支配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欧洲公众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y Gasset）在他的《大众的叛变》（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一书中所说的“大众参与完善社会权力”。但是，这个新时代有它自己的极权主义动力：“正如美国人所说的，‘标新立异就是不体面。’大众碾碎一切不同的东西，一切优秀的、独特的、合格的、精选的。任何不像其他人的，不认为自己像其他人的人，都担负着被除名的危险。”就像前10年的反乌托邦所警告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推崇向大众投降的个人。我不再是个体，而是千百万当中的一分子：正如巴尔杜·冯·席腊赫1934年所说的那样，理想化的希特勒青年是“思想指引下的个体士兵”。在欧洲，表面上是人民掌握了政治，但实际上权力的杠杆还是把持在一个精英的手里，这个人开始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宣传手段给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件人民执政的外衣。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控制社会的方法还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水平。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使人丧失信心，消费主义对于所有类型的政体来说还是非常管用的：它帮助消除西方民主中的更大不定因素，粉饰极权主义国家的恐怖政策。但是在大众掌权的假象背后是大众被征服的真实状态，伴随而来的是幼稚、愤怒和暴力等等心理影响。确实，这个年代里的很多事件都能证明古斯塔夫·勒庞的诅咒：“大众是被奴役的一群人，没有主人的话做不了任何事。”政治成了新的大众宗教，而极化现象就相当于形成一个教友组织。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世界上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之间的斗争”。青少年没受到死亡、年龄和妥协的污染，他们心里很容易产生黑白分明的想法，让他们有一种类似宗教的那种明确态度。当时很多关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各国青年人的报道都问了同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代最明显的特征是愤世嫉俗、追求享乐以及功利主义。相反，30年代的一代人却担负着另外一个重大的任务：颠覆资本主义。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冲动却有着严重而又长远的影响：随着乌托邦思想成为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赌注越来越高，也更残酷。1914年前的伟大思想被世界大战所摧毁，现在又卷土重来。不管是站在左派一边还是极端右派一边，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政治都有着神秘的色彩，要求个人牺牲自我，融入集体主义的理想中：这种牺牲在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笔下被描写为“通过放弃自我来实现自我满足”。但是，这种真诚而又理想化的牺牲被纳入了这个时代两种截然相反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轨道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对死敌竟有着同一个基本信仰：我们想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即一个新系统。这种选择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及在德国那样赤裸裸。由于经济明显衰退，失业率上升，魏玛政府被推翻了。大众的仇恨在1930年9月举行的国民议员选举中得到了宣泄，在这次选举中，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少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总数。这次选举预示着纳粹作为一个正式的政治党派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宣告了以往被看作边缘恐怖组织的政党具有合法性。
暴力有了成效。对很多德国年轻人来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他们更倾向于战争：萨巴斯蒂安·哈夫纳说，希特勒承诺过“复兴1914年到1918年间的伟大战争游戏”，而这种呼吁引起了共鸣。那一年，失业人数达到500万，其中有很多青少年。青年人代表着700万张潜在的选票，因此代表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问题在于赢得他们的心。激进的法国记者丹尼尔·格林（Daniel Guerin）于1932年8月选举过后访问了德国，他感觉这个国家“已经转向纳粹那一边了。它的威力正在四处传播。”
宣传：独裁统治的伪装手段
这个政党非常擅长组织引人注目的群众集会，其中包括1932年10月波茨坦的那次成功集会。原以为会有2万人聚集，结果有10万名年轻男女聚集在柏林郊外，使交通陷入瘫痪。由于人数太多了，这些男孩的游行从上午11点持续到了下午6点。这一切给无党派的围观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参与者们发现他们意外参与了如此盛大的集会时也精神振奋起来。
这种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高度仪式化的本质对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这在流行的纳粹小说《希特勒青年夸克斯》（Hitlerjunge Quex）中有很好的阐述。在走进一片林间空地以后，年轻的主人公遇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似乎延伸到“世界的尽头。就在他的前面，成行排列着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拿着绑有三角旗的杆子，竖直地伸向天空，黑色的符号，鲜红的旗帜，上面还有参差不齐的标志。每个年轻人看上去都跟其他人一样。”叙述者觉得这个现象不可怕，反而振奋人心。由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非常成功，更加强了这种献身的冲动。影片再现了纳粹1932年夺取权力的场景，生动讲述了12岁男孩赫勃特·诺库斯（Herbert Norkus）的故事。他在工人阶级控制的“红色”威丁区散发纳粹传单时被共产党人抓获。攻击他的人在他的背上刺了5下，胸前刺了2下，还把他的脸毁得无法辨认。这个故事被转化成为一个殉道者的寓言：在影片的最后，在镜头切换到希特勒青年团的行进人潮之前，垂死的年轻人还在坚定地表达他的信仰。
尽管纳粹公然宣称仇恨现代主义，他们还是仔细研究了美国在控制大众上的实验：格林1932年观察到“整个德国被美国式的权力梦想冲昏了头脑。”他们成功地进一步发展了博那伊的大众宣传理论：他们用自己的手段，确实把这个概念落实到社会控制的基本行动上。他们政权的一大特点可能是它体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达到最新发展水平的技术，另一方面是野蛮的种族和社会控制观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方法解决了美国先驱者在控制大众的过程中由于他们的民主制度而遭遇的障碍。纳粹党对民族主义情感和神秘力量不加掩饰的推崇使它在1932年底1933年初激烈的权力争斗中更有优势，这种优势完全不是因为它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而是因为一种蔑视法律的快感。由于魏玛共和国打击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违反法律的诱惑增加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吸引力。在与共产主义者争夺街头地盘时，意识形态让纳粹党的工人阶级追随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团已经有10万成员，在人数上超过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加起来的总数（8万人左右），但是还远远少于保守的青年组织人数（超过25万）。如果非纳粹的青年组织结合起来，希特勒青年团会遭受重创。但是渐渐地，右翼和新教青年组织开始偏向希特勒青年团。
对很多德国年轻人来说，共产主义是可恶的，而纳粹是最好的选择。他们给在动荡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带来了希望和稳定的组织结构。民族社会主义者们关于自我牺牲和纪律的观点也在强大的德国形象中找到了例证：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武士神、很多候鸟组织都信仰的“联盟式”的中世纪精神、以及兰格马克战役（Langemarck battle）中体现出来的十字军式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果说像荷尔德林（Holderlin）一样的浪漫主义者曾为德国年轻人的分裂而哀叹的话，那么纳粹可以把国家和年轻人都变得完整而强大。在绝望的环境下，非理性和权力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强大。希特勒一掌权，异议就不会有存在的机会了：那些不同意他关于新世界观点的人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在希特勒的世界里只有严格的黑白两色：要么同意，要么反对，这和很多青少年和宗教狂热分子的观点一样。
1933年2月发生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很多人认为这是纳粹自编自演的，在这个事件之后，民族社会党人进行了一次内部突袭，到7月为止，他们成功地驱逐或制伏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3月，希特勒被授予非常时期的非常权力。根据萨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说法，这种权力包括“废除言论自由、废除所有私人邮件和电话的机密性、警察搜查、取证、征用和逮捕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新一轮的选举中，希特勒把共产党排挤出了国会大厦，并且通过了授权法案（the Enabling Act），有效地扼杀了德国的民主。一周以后的4月1日，对犹太人的经济抵制计划也开始实施。希特勒政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也在同一时间组建起来。春天和初夏，工会被接管，罢工被禁止，最后，社会民主党被废除。马格斯·西谢腓博士的性学研究所（Sexual Science Institute）被洗劫一空，所有的藏品，包括几千本书，都被焚毁，而这些焚烧的画面则被传到世界各地。这些官方行为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恐怖活动：殴打、射杀、未经审判而把人关押在仓促建成的战俘营。整个工人阶级地区都被警戒线隔离进行肃清，尤其是左翼势力地区如汉堡的阿尔托纳区和柏林的威丁区。
法律和暴力并举的现象得到最新技术的支持。广播成了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主要工具，这种宣传手段是无止尽的，利用“永不停止的进行曲和鼓声”来进行自我鼓吹。希特勒掌权后的几个月内，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纳粹德国是一个要完全控制全体人民的新国家。大众要永远忠于国家，没有人能游离于政权永无止境的要求之外。德国的大部分人很快妥协了：1933年３月的好天气和持续不断的庆祝让很多人加入了纳粹党，这些人被嘲弄地称作“3月的紫罗兰”。哈夫纳越来越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分析了这个“严重精神崩溃”背后的原因：“最简单的原因，如果你看得深一点的话，可以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恐惧，加入暴徒的行列以免被暴打。还有一个不太明确的原因是一种愉悦，统一带来的陶醉，群众的吸引力。”最后一个原因，是希望“成为看得见的成功的一部分”。丹尼尔·格林1933年4月返回德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最深切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当他住进一个“满是伊森无产者的儿子女儿”的青年旅馆时，他受到了“傲慢轻蔑的对待”。取代过去自由歌曲的是歌颂“行进中的冲锋队员”的军国主义赞歌。他遇到了一些候鸟运动的坚持者，他们告诉他纳粹将“毫不留情地对音乐家和乞丐”穷追不舍。就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梦想的终结；“很快，夜莺就不会在笼子里歌唱了：在现在的德国，能听到的只有皮靴的声音。”
注：题图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