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坞壁看宗主督护制在北魏的兴衰：既是粘合剂，也是解体的离心力
在纷争不休的南北朝时代，北方曾由一度强大的北魏短暂统一。它的前身代国，在一度被灭后，趁淝水之战后前秦的迅速瓦解而复国。几位君主励精图治，重新将北方归于一统，结束了中原混战的局面。历代君主一直致力维持多民族下安宁、稳定的局面，但叛乱和起义时有发生。
我们在一些电视剧如《楚乔传》中，可能听过“宗主”这样的词，而大大小小宗主治下维持的统一局面曾伴随了北魏很长时间。对于北魏来说，这项制度并没有明确的确立时间，它摆脱不掉前朝的影响，没有凝聚力，恰恰多了些离心力，即使在孝文帝废除这项制度，直至王朝覆亡后几十年，影响依然没有彻底消除。那么，在坞壁的发展基础上盛行的宗主督护制，为什么会被保留这么长时间？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深远？本文尝试做一探讨。
一、起源：沿袭汉代、西晋，坞壁林立
宗主督护制，并非北魏一朝专有，它实质是以宗主身份实行宗族管理，在自己的私属领地，不仅可以有私人武装，还有一定财权，早期以同氏族居多。他们因为血脉联系而聚在一起，筑起小型城堡一样的堡垒，坞壁，共同守卫自己的家园。这种风气的产生，由来已久，最早要追溯到汉朝以及三国时代。
由于战争连续不断，三国时期的著籍人口下降到不足800万，但有部分人口成为了豪强的荫附者，并且产生大量流民逃亡脱籍。在史料中，我们能看到有一些能够庇护子民，保护他们不受战争侵袭的组织在不断发展，如坞、壁、垒、营在当时成为风气。这些组织可以保卫财产，如《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就曾筑郿坞，其城高与长安城相等，藏有三十年的粮食，两、三万金黄金，八、九万斤白银，锦绣珠宝，不可计数。
古代小型坞堡模型，具有防御囤积，便于宗族管理的职能
也可以对抗农民起义，安稳地方，躲避战火，比如谯郡许褚、北平田畴、天水杨阜，都有纠集宗族筑垒自保的做法。后来，这些坞壁组织的坞主和居民之间慢慢建立了一种牢固的荫附关系，大量迁移的流民，被迫接受坞主的庇护，而这个组织集中的领导者就是族中最有威望的人，成为宗主，原有的基层乡里组织已经逐渐瓦解消亡了。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的做法也鲜明地表现了士族门阀的利益，他立即颁布了一道诏令，承认以往荫附关系的合法性，支持公卿百官获得荫附人口的特权。《晋书·食货志》记载：
“及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西晋以来对世家豪强的优待，在客观上维护了统治的稳定，形成了一种新的基层组织形式。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些胡人的首领也因为急需控制居民，征收赋税，征伐徭役，所以，也就延续了以前宗主、坞主代行乡里职能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宗主。宗主们修建的坞壁一时间遍及中原，据《晋书》记载，后赵石勒时期，新兴、雁门、西河等地有”垒壁三百余处“；前燕时，”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前秦时，三辅地区有”堡壁三千余所“。
可见这种现象的普遍，到了北魏初建时，面临着茫茫多的坞壁，国家也只有实行缓和妥协的政策，在法令上予以承认，在政治上寻求和豪强的合作。
二、发展：收容荫附人口，帮助北魏稳定局势
《魏书·食货志》曾记载：“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可见，宗主督护有其固有的缺陷，但是，北魏统治者依然在形式上承认它，并保留了七十余年，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宗主督护可以缓和朝廷和地方豪强的矛盾。北魏兴建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对中原实行了一种武力征服和掠夺的政策，并建设军镇武力震慑汉族士人。而后来，由于中原地区反抗激烈，统治者发现还是需要获得当地强宗大族势力的支持，消除他们的抵抗情绪，和他们合作镇压中原人民起义。《魏书·薛辩传附薛初古拔传》就记载了薛初古拔率领宗族配合太武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事件：
“真君中（440-451年），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断二冠往来之路。事平，除中散，赐爵永康侯。“
北魏的各族起义形式。迫使官府不得不依靠宗族势力
后来，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皇帝接受了汉族士人的建议，大赦天下，承认各地宗主的政治经济特权。于是，中原许多地区的汉族士人，也纷纷对北魏朝廷转变抵抗的态度，帮助北魏实行“文治”，加速了汉化的进程。宗主督护在客观上有助于北魏实现统一。
第二、北魏统治者承认现状，在草原游牧地区和中原汉族聚集区实行两套管理办法。和之前许多入主中原的民族一样，北魏带有鲜卑人部落性的传统。他们在一开始，也是在“自然进化”，将草原原有的游牧部落，限定在一个范围内继续从事游牧，并不强制农耕，实行的是一种领民酋长制度，而对中原的汉族聚集区，实行羁縻政策以图控制，并未在全国范围实施，维持了统一安定的局面。
这一点在《魏书·官氏志》中有所体现。太和十九年，孝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无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可见由于封建化进程并不彻底，游牧部落，代人先祖未能向中原一样建立强大的宗法制度，反而日渐衰落，以至于“八国姓族难分”，北魏朝廷想要“辨其宗党，品举才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北魏时期南北对峙图
由于鲜卑民族和羁縻地区制度上的差异，北魏在一开始并不完全依赖中原地区赋税，统治重心又偏北方，封建进程并未彻底，部落纳贡和军事掠夺也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对中原地区的现状尚能接受。随着北魏开疆拓土，疆域扩大，原先试行宗主督护的今山西、河北地区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等地，宗主督护成为了北魏统治者顺应现状的自然选择，我们从之前《魏书》中“唯立宗主督护”一句中，可以看到执政者的务实态度。
三、孝文的尝试：铲坞壁，废督护，增加帝国凝聚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统治者发现宗主督护带来维持的安定局面很短暂，朝廷和宗主豪强之间争夺赋税和人口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随着地盘的逐渐扩大，北魏鲜卑贵族必须深入汉族士人聚集区实行统治，原有方式已经不再适合。其矛盾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宗主不由国家行政机构任命，并不严格受地方管辖。这些大小宗主根据封建宗法嫡长制原则一代代传承下去，有些宗主还可以兼任郡守、县令。这些宗主的私属领地形同割据势力。每个坞壁俨然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有首领、有秩序、有土地、有耕种，也有私兵，他们也非常团结，为宗族的荣誉和利益而战。道武帝时期，曾经发生过许多次官兵与坞壁之间的争端，宗族与朝廷为敌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很难对付。地方豪强的势力恶性膨胀势必会危及统治者的利益。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塑像
第二、原有的赋税制度“九品差调法”已经行不通，财政收入越来越少。九品差调法，就是把当时坞壁，和那些零零散散的自然户都算入赋调范围，分成九品，确定不同的定额，来征收赋调。这九品依据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等的品级按次序排列。朝廷规定了一个平均赋调定额，每一品在平均定额的基础上进行运算，确定本品的定额。其平均定额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朝廷赋调，规定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第二部分为州府外加，规定为帛一匹二丈。
表面看，上上户的定额要比下下户的定额高出五倍，负担重一些，下下户则轻得多。但是实际情况呢？由于坞壁和朝廷的对抗，朝廷根本无法统计坞壁内究竟有多少隐藏人口，有可能一户有几千几万人，而下等小户，往往都是三、五的自耕农，在制度特权下，宗主完全可以采取种种方法去逃脱赋调，并纵富督贫，避强侵弱，把一切负担转嫁到贫苦的自耕农身上。
北魏的历代君王，从明元帝、文成帝到后来的孝文帝，一直试图限制宗主庇护势力的无限膨胀，但收效甚微。但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时，情形完全不同了。他放眼望去，茫茫大魏疆土，被大大小小的坞壁堡垒分割，心如何不刺痛！于是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开始，他主持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变革，用“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其具体措施为：
“五家立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
安徽太湖文博园孝文皇帝塑像
孝文帝的这一举措，重建起了系统的基层乡里组织，鲜卑族阶级成分发生变化，占领良田的贵族成为了中原的封建领主，影响深远，实在是历史的进步。此外，他仿照汉制建了比较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实行了官员薪俸制度，以前的宗主在自己的领地管理家族事务，现在有了官员的身份，领了薪水，其性质发生了转变，并且有考核奖励机制，三年没有大的过错就可以升官，这些措施实是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也为国家停滞不前的发展现状注入了一池活水。
四、历史，在进步倒退中徘徊：宗主督护的影响，完全消失了吗？
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宗主督护制已经作古，但其影响力却并没有完全消散。孝文帝的改革必然触犯大多数宗族的利益，所以也必然有适度妥协，并依靠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宗主才能切实地执行下去。所以在上述名臣李冲“长取乡人强谨者”的话，强可以理解为势力强，谨可以理解为听话，愿意合作。大多数宗主完全可以变成新制度下的三长，还可以按三年无大过可以升迁的标准一路升官，真正被瓦解的是一些比较弱小的宗族势力。也正是这样，在北魏担任高官的大族们一开始纷纷反对改革，但不久后就乐于接受了新的身份，于是海晏河清，社会并未引起多大的动乱。
李冲（450-498）北魏名臣，孝文帝器重和倚重的政治改革家
而那些曾担任高官，依靠宗族雄霸一方的势力，不仅在北魏末年仍然坚挺不衰，直到六七十年后，还依然存在。《北史·李灵附李元忠传》就记载：
“孝庄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余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牛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及葛荣起，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
此时距离孝文改革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李元忠的宗族势力依然强大，盗贼听到李元忠大名，无人敢犯。而青徐地区，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尚武习气，以至于一个多世纪后的隋唐时期，农民起义的首领也有不少来自这里。
结语：
宗主督护制在北朝大约盛行了两个世纪，这种能令帝国解体的隐患看似不合理，其实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客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了解了这些，我们便能理解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分裂割据的一些重要因素。历史在这里，走完了一个逐渐由贵族政治向中央集权过渡的过程，而往往没落的一股力量，势必要阻碍潮流，经历激烈的反扑和冲突。
北魏君主在过渡时期面临重重社会矛盾所采取的措施，主动践行改革以求延续，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宗主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但纵观历史，每逢变革必然导致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大洗牌，打破“强侵弱忍”而造成的约定俗成的”惯性规则“，由此引发种种阵痛，哪位改革家又能真正实施的周密而无漏洞呢？所以，北魏的几任贤明的君主，在不同时期社会矛盾的处理上，都有其值得称道之处，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良好模板。
参考资料：
《魏书·食货志》、《魏书·李冲传》、《魏书·高祖纪上》《北史·李灵传附李元忠传》《晋书·慕容儶载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