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楚人、楚风——漫说楚文化的源起
“楚”本地名，在周之南。
周人起于黄河流域，灭商而立国，实力强盛，因以“华夏”自称，而用“戎、夷、蛮、狄”来称呼邻边四方文化不同、经济落后的部族。
于是周之南方而居于楚地的异族之人就成为了“蛮”，或“楚蛮”。
“华”者，“花”也，喻美丽；“夏”者，“大”也，寓富强；这自称，满满地都是大国人的文化优越感。
那么，“蛮”的称呼自然就带着周人对“非我族类”的轻蔑。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追奖文王武王时期灭商的功臣及其后人，封其麾下一个部族的首领熊绎于“楚蛮之地”，爵位则是最末一级的“子男”。
如果孟子之言可信，那么熊绎在楚的封地面积就是五十平方里左右，一小块而已。
不过，等级虽低，疆域虽小，却毕竟是天子所封之国。
此后，中国的文献记载中就有了“楚国”、“楚子”与“楚人”的称名。
↑位于湖北保康县的熊绎雕像
于是，楚之国君熊绎带领部族离开了原来的居地，南下发展。
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沿着丹水，走向汉水，沿着汉水，走向长江。
在艰难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蛮地的原住民的关系，是楚君及其族人所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君既攻城掠地以扩张势力，又保留了对原住民的人格与风俗的尊重，因而楚国的南下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
《史记·楚世家》说，到熊绎的第五代孙熊渠之时，楚国的疆域扩张已由汉水进入长江流域，而“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很受江汉流域原住民的拥戴。
《华阳国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长江边的巴国受到南下楚国的威胁，或战或和，胜少败多，只得逐步沿长江向西迁移，定都于今天的重庆一带。
后来，国中发生了叛乱，将军巴蔓子向邻居楚君借兵平叛，许以三城为谢，而以自己的头作担保。
楚君同意了。巴蔓子用借来的楚兵平息了国乱，却没有将三座城池割让给楚国。于是楚君派出使者去索债。
巴蔓子说：“奉命守国，地不可割；借兵平乱，当守诚信。既然是以头为担保，那么，我以我头，充我之城，奉谢楚王。”自刎而死。
楚使没有完成索要土地的使命，忐忑地带着巴蔓子的头回来复命。
不料楚君不以土地为计较，没有兴兵讨债，反而对巴蔓子的为人肃然起敬，下令以隆重的礼仪安葬巴蔓子的头颅。
↑重庆巴将军公园内的巴蔓子雕像
楚君的举止又令巴人大为感动，他们以同样的礼仪安葬了蔓子将军的无头身体。
巴是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古族，民风刚直好义，民情朴实敦厚。
楚君显然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对于巴俗民风有认同，有尊重，故而惺惺相惜，悲悯交集，遂以崇高的葬仪来表示敬重巴蔓子的选择。
以尊重换尊重，从而相互熏化感染，这就是南下的楚国与蛮地原有部族在文化上的相处方式。
于是，南下的楚国既为蛮地的原住民带来了北方华夏的典籍文化，而原住民的风土人情也影响到了南下楚人的文化性格，相处既久，“楚”与“蛮”也就相融不分，浑然一体，熊绎的后人也成了南方的楚蛮。
这一点，南下的楚人不以为是下落与沉沦，反作为自恃的资本。如熊渠就公然宣告：“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之地，其实是周向南方的发展。
而原本是受周天子封赐以统领南蛮的楚君，现在却自号为“蛮夷”，主动脱离华夏文化系统而投身于南蛮文化之中，并以此与中原的华夏文化分境划界，力相抗衡，这是当年封赏功臣的周成王始料未及的事情。
楚人与蛮地的原有部族既战且和，相融相化，楚国地盘大大扩展，楚人的队伍更加壮大。
原在江汉以及江淮之间的许多小国，诸如庸、濮、随、邓、舒、黄、江、蓼等等，都在楚国的扩展中被灭，原来的庸人、濮人等各国的民众，都渐化而成为了“楚人”。
甚至东南临海的吴、越，曾经的春秋大国，最终也被楚国吞并，其属民也渐化成为了“楚人”。
熊绎南下时的蕞尔小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南方的强国。
所以熊渠不满“子男”的封号，要自称“楚王”。
后来的武王熊通不仅自称“蛮夷”，自号“楚王”，后来的楚庄王熊侣还率大军北上中原，耀武洛阳，问鼎周王，要与华夏诸侯一较高下。
于是，“楚国” 与“楚人”，名号大振，声威中原。
进入战国时期，原来由周王统领着上百个大大小小国家的天下形势，已经是天子衰弱不堪而由七个大国分宰天下，各自称王。
而他们，既有扩张领土而统一天下的野心，也不无被侵蚀强占而灭国的忧虑。
当时人都认同统一天下的历史大势，但是由谁来统一，则看法不一。
在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各家学派中，纵横之士认为，七国各有优势，单独一国不足以完成统一大业，取胜的关键在联合的策略。
他们提出：“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
↑战国形势图
此时的楚国，西起巴蜀，北逼黄淮，东南至于海，几乎拥有今天中国的半壁江山，是七国之中疆域最大的国家，是公认最有实力与西方的秦国抗衡的国家。
楚怀王（在位时间BC328—BC299）也确实成为了六国的合纵长，曾经信心饱满地统领着齐、燕、魏、赵、韩等国军队，叩关攻秦，气势凌厉。
结果却如贾谊所言：“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过秦论》）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两年之后，秦王赢政统一天下，尊号始皇帝。800余年的楚国历史划上了句号。
楚国被灭以后，“楚国”的名号没有了，执政的王族，或死亡，或流落，威权荡然无存。
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忌惮名义不顺，不足慑众，曾自号“大楚”与“张楚”，又曾立楚王族后人景驹为楚王，希望借助“楚国”的旧旗来彰显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项梁起兵后，曾在民间遍寻楚王后人，终于找到怀王的孙子奉为楚怀王以收纳民心。
此人名心，当时正替人牧羊以维持生计。项梁死后，项羽继续叔父的事业，联合诸侯，最终灭秦，自封西楚霸王，继续标举“楚王”的旗帜。
↑影视剧中的西楚霸王项羽（右）
然而，楚国已亡，旧魂难召，在灭秦的斗争中，那些试图以“楚王”作为政治力量而加以利用的人，全都失败了，倒是被封为汉王而偏于一隅的刘邦最终统一天下，做了皇帝。
天下没有永远的执政者。
楚国不存，楚王不再，但是，楚国的土地上还生活着原来的楚人。他们先是称“秦人”，后来称“汉人”。
虽然不再使用“楚人”这一名号，但是，800余年楚国历史的血脉依然在他们的身体里流淌， 800余年楚国历史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依然融会于他们的日常起居，800余年楚国历史的土俗遗声依然在他们的内心回响——楚风楚韵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烙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
我们不妨以抗秦起义中的三位领袖人物为例来作说明。
项羽是楚国贵族、将军项燕之后，生于公元前232年。
刘邦是楚之沛县人，生于公元前247年。
他们都出生于楚国被灭之前，本是楚人。
陈胜，阳城人。同伴在他称王之后去看他而有“夥颐”之叹，汉代学者说这是“楚语”——可知阳城在战国后期属于楚地。
↑河南永城市的陈胜雕像
陈胜的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08年，以享年四十而计，他也生于楚国被灭之前。
秦末义军蜂起，人物风流，而这三位楚人的历史地位最高：陈胜是抗秦起义的首倡者，项羽是抗秦起义的胜利者，刘邦则是兴汉替秦的开国者。
他们都生于楚国未亡之前，有过楚国生活的早年记忆，虽然三人的社会地位不同——项羽是贵族后裔，刘邦曾做过泗水亭长，而陈胜是贫寒的雇工；
虽然三人的个性自有特点——陈胜苛刻，项羽强悍，刘邦狡黠；
但是，早期同为楚人的社会记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与处事方式。
陈胜做佣工时，因为表达不被同伴理解的志向而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叹惋。
项羽与刘邦在观看秦始皇出行时同生感慨，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
三人的语言表达不同，但骨子里那种敢于争胜而不甘居下的豪气却是一样的。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三位楚人的最后结局大不相同，陈胜死于麾下的叛徒之手，项羽败于刘邦而自刎乌江，刘邦则坐上了汉朝龙椅。
汉高祖刘邦在占据项羽的领地后，“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为发哀，泣之而去”；又为陈胜“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史记》）。
↑影视剧中的刘邦
刘邦向失败的对手致敬，就像当年的楚君之对待巴蔓子，表现了惺惺相惜、悲悯交集的英雄情怀，激荡着楚人特有的豪气。
刘邦建立的汉朝，政治制度大都承继秦朝，但是大汉的精神气象却透出浓浓的楚风遗韵。
如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刘细君的《乌孙歌》，都是原汁原味的楚歌，形式与屈原的楚辞相近。
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就认为，汉代艺术实由楚文化而生。
面对长江，李白曾经感慨：“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时光悠悠，“楚国”与“楚王”早已是历史翻过去的页面，不再存在，但是土地在，人民在。
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虽然不再使用“楚地”与“楚人”的称号，却世世代代传讲着过去的故事，楚文化的风韵就在人们的回忆与讲述中不断传续，不断丰富。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其实，人既为水土所养而传习着这方水土的风气，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也养护着这方水土的特性。
楚国既亡，王室既灭，而800余年楚国的历史印迹已深深融入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的感情，不能忘记，楚文化由此而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