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破一宗案
1990年1月30日，正值春节，各地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息，湖北潜江周矶镇的江汉油田矿机研究所职工章常根却是忧心忡忡，他儿子章雷下午在周矶兴隆河大堤边玩耍，迟迟没有回家。
章常根六点过就去河堤边寻找过，没有找到儿子，事情传到研究所，领导组织了一帮职工帮忙寻找，附近的群众也加入了搜寻队伍，可整整找了一夜，都没发现小章雷的踪迹。
“别急别急，可能是玩累了，在哪个林子里睡着了。”尽管大家心里都隐隐有不好的预感，却还是这样安慰着章常根夫妇。
直到次日清晨7时许，一只鞋子的出现让事件变得明了了起来。
鞋子是章雷失踪时穿的旅游鞋，只有左脚，不见右脚，是邻居在章常根居住的楼下发现的。鞋内有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儿平安，不要报警，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到王家面馆门前树下找第二张纸条。”
章常根夫妻按纸条提示，果然在王家面馆门前的树下找到了第二张纸条，内容是向他们索要6500元现金。至此，众人方才知道，这是一起绑架勒索案件。章常根反而松了口气，他先抱了最坏的打算，以为儿子掉进河里了，现在既然是被绑票，说明暂时是安全的。
夫妻商量后，认为凭他们两个的能力完全无法和绑匪周旋，遂决定报警。
为保证孩子安全，警方让章常根完全按绑匪要求的做，侦查员在暗中进行保护。1月31日傍晚，章常根按第二张纸条要求，将6500元送到了指定地点。结果，他等了近两小时，绑匪都没出现，就在他快不耐烦时，他妻子却匆匆跑来告诉他说，绑匪打电话到单位门卫室，自称是北京市新街口北街的“陆剑洪”，让他们2月1日上午10点到公社门口的石板下取纸条。
得到这条消息后，警方立即请求北京警方核查此人，同时在公社周边进行了埋伏，可等了一晚都没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次日上午，章常根9点50分翻开石板，下面真有张纸条，警方不由猜测，嫌疑人在打电话前就已经把纸条放好了。
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嫌疑人具有超高的反侦查能力，完全不给警方打伏击的机会。第三张纸条让章常根乘车去沙市车站售票厅交钱赎人，同时威胁称：“别再耍花样，后天我们将离开湖北，若在这之前没完成交易，就别怪我们对你儿不客气了。”
绑匪这话说得模棱两可，让人琢磨不透，侦查员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暴露。小章雷只有七岁，完全没有反抗绑匪的能力，为了不激怒绑匪，警方做了个艰难的决定，放弃了对章常根的近身保护，让他独自乘车前往沙市。
不过，警方向沿途公安机关通报了章常根乘坐的车辆号牌，请求给予重点关照，同时，派了一批陌生面孔提前进入沙市车站埋伏，只要嫌疑人敢来车站，就让他有去无回。
令人没想到的是，绑匪还是没有出现。
从1月30日至2月4日，这个陆剑洪采取丢纸条、打电话的方式，指挥着章常根辗转近十处地方，却始终不曾现身。警方想尽各种办法提前布防、蹲守，也捕捉不到绑匪的丝毫踪迹。
警方反查绑匪的电话，是投币式公用电话，那时没有天网监控，在找不到目击证人的情况下，这条线索毫无用处。北京方面又反馈说没有陆剑洪一人，一时间，侦查陷入困境。在绑匪的最后一张纸条上，赫然写着：你们不听招呼，坚持和警方合作，和你们的儿子永别吧！
此后，绑匪再也没有现身了。
因为那张纸条，章常根夫妻痛哭不已，还表露出了责备警方的意思。侦查员们心里委屈，却不好对受害者发作，他们不解的是，自己已经做得够隐秘、够小心了，期间担心绑匪起疑，好几次还完全放任章常根脱离保护范围，对方到底是如何做到既不暴露自己的行踪又精准掌握警方动态的？
一晃到了2月26日，距章雷失踪已近一个月，这天下午4时许，周矶镇蔬菜队一农民在放水浇灌稻田时，发现涵管里有具小孩尸体，法医鉴定后认定为机械性窒息死亡、他杀。经章常根夫妻辨认，死者正是他们失踪的儿子章雷。
从绑架案转变为杀人案，消息传出后，周边居民都陷入了恐慌。为了消除负面影响，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待，警方抽调精干力量充实了专案组，开展了更深入的侦查。
遗憾的是，受当时条件限制，案件未能告破。
但参与办理此案的侦查员们没有放弃，他们一直留意着相关线索，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揭开这个谜团，告慰小章雷的在天之灵。
转眼到了1996年6月，曾经的专案组成员徐强身患重病，在他弥留之际，局领导前去看望，他道出了作为一名警察心中最大的遗憾：有生之年没能看到“章雷”案件告破。
徐强的执着让时任的公安局局长很是动容，回去后，他就让人拿来了此案的所有卷宗，仔细研究。这个局长自己就是刑警出身，他看到那些绑匪留下的纸条，想起近几年书证鉴定技术大大提升，或许能找到突破。1996年10月25日，在局长的大力促成之下，“章雷”案重启。
新成立的专案组按照局长指示，将纸条作为首要突破点，多次前往武汉大学、公安大学、书法协会等机构，向文字专家们请教、共同研究纸条上的笔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后，有了重大发现。
章常根前后共收到绑匪的18张纸条，虽然一些纸条上的字表面看起来像是出自不同的人之手，但实际上为一人所写。
其中有张纸条上这样写着：“过桥顺墙根外（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这些话语充分显示出嫌疑人具有较高的语言修辞功底，标点符号运用也准确无误，绝对是个文化人。
此外，专家发现，有两张纸条里出现的“阅”字极有特色，写得很夸张，中间的“兑”字写出了“门”。
根据以上判断，作案人的画像被勾勒了出来：男性，单独作案，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练字习惯，以仿宋体为主，兼杂草体。文字中未发现繁体字，作案人应该比较年轻。而内容涉及“相商、事宜、差错、飞抵”等社会用语，排除在校学生的可能性，综合看来，年龄在25岁左右。“阅”字的书写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兑”字的竖弯钩写出了外框，代表写作者有种抒情心绪在里面，说明这个人写到“阅”字就会有情绪的流露，推断其从事文字工作的可能性较大，其职业有很大机率为老师、文秘人员。
按此方向，专案组以发案地为中心，向周边进行搜寻，就近梳理出了四所学校和三家单位，在到其中一家技工学校走访时，获得了一条信息。
1989年12月18日，技工学校的保卫科长在值班室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济贫，向你借款1000元，希望你能照办，我们不必动杀机。
这是典型的恐吓敲诈，科长当即就报了警，但之后嫌疑人未再出现，又因这事并未造成犯罪事实，警方和校方都未过多追究，就不了了之了。
专案组不由猜想，这两起案件有没有关联呢？
庆幸的是，民警在辖区派出所档案室里翻出了那张纸条，经专家鉴定，上面的笔迹与“章雷案”相同。
两案并案调查后，技工学校的教职员工成为了核查重点。技校有教职员工268人，而从案发到现在，调出人员还有100余人，排查起来难度仍然不小。
令民警兴奋的是，技校配合专案调查的一名职工指出，“章雷案”中的两张纸条所用纸张与当前学校统一发的笔记本纸张很相似。专家马上进行鉴定，证实了这一信息。如此看来，侦查方向完全正确，嫌疑人就是技校的职工之一。
接下来，专案组秘密进驻技校档案室，对排查范围内所有职工的档案进行笔迹鉴定，经过近一个月的筛查，1996年12月29日傍晚，专家在名单上圈出了“裴知运”这个人名，向专案民警道：“可以确定了，就是他！”
裴知运当时仍然是技校的一名老师，经过一番部署，当晚9时许，抓捕成员身着便衣包围了他的宿舍，敲开门后，顺利将其擒获。
裴知运戴着一副眼镜，一副弱不禁风的文人模样，完全不像是绑架杀人犯。
面对讯问，裴知运先声夺人：“我犯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抓我？”
“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是不会抓你的，你犯的事，你心里最清楚。”侦查员沉稳答道。
“说出来听听，如果是我做的，我就承认。”
侦查员没有直接讲出案情，而是让裴知运写一段话，在这段话里，包含了二十一个那些纸条里的字。待他写完，专家再次进行了鉴定，确定这二十一字的笔锋与纸条上的极为吻合，尤其是那个“阅”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侦查员底气十足，在审讯中占据了主动，一天后，裴知运如实交待了杀人绑架案的详情。
裴知运是学校的讲师，结过两次婚，前妻是同校的职工，现妻是一名打工妹。裴知运不仅在专业上学有所成，还爱好写小说、散文、诗歌，喜欢书法，练就一手好字，象棋也下得不错，能看懂和分析航空照片，甚至钻研过星相术。
然而，文学和书法没有陶冶他的情操，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理应过上比一般人好的生活。虽然他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但他对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加上他家境贫困，弟弟上高中及上大学的学费都由他支付，进一步降低了他的生活品质，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富起来，当想不到正当的赚钱途径时，他决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试一试。
1989年12月，他尝试着进行一次恐吓敲诈的犯罪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没有被查到，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决定搞次大的。
1990年1月30日下午4时，裴知运闲逛到兴隆河堤边，看到四个孩童在那玩耍，邪念随之而升。他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了一阵子，暮色降临后，孩子们陆续回家，最后只留下七岁多的章雷。就在章雷也准备离开时，裴知运迎了上去，主动和章雷说话，套近乎。
裴知运邀请章雷到他家玩，章雷不同意，裴知运又说带章雷去买鞭炮和糖果，章雷还是不愿跟他走。河堤边不远处就有住户，裴知运担心来硬的会惹得章雷喊叫，就和章雷玩起了左转右转的游戏，想把章雷转晕后带走。
听着要玩游戏，章雷开心地同意了，意外的是，由于当时章雷所站位置靠近水沟，他转晕后一头栽进了进去。等裴知运慌张地跳下水沟拉出章雷时，发现他嘴巴出血，牙齿也摔落了几颗。
裴知运没管那么多，强行拖着章雷往僻静方向而去。途中，章雷清醒过来，吃痛开始哭喊，裴知运只得用手死死地捂住章雷的嘴巴。行走了一段，裴知运听着章雷没声音了，扭头一看，章雷已经快没气了。
见事已至此，裴知运干脆一不做一不休，伸出他那罪恶的双手活活把章雷掐死，又丧心病狂地往章雷嘴里塞进泥土和干草，最后把尸体塞进旁边一个涵管后，匆匆逃离了现场。
裴知运本来只是想敲诈钱财的，结果一分钱没捞到，还背上了杀人罪，他心有不甘，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再怎么也得弄笔钱才划算。
和章雷玩游戏期间，他就打听好了章雷的家庭情况。为了逃避侦查，他来了个“反向操作”，把所需的纸条全部都放到了预定位置，最后才把第一张纸条放进章雷的鞋子中，扔到章常根家楼下。也就是说，当章常根拿到第一张纸条的时候，后面所有纸条已经放到位了，难怪无论警方怎么蹲守，都抓不到嫌疑人。
后来，裴知运无法保证自己能安全地拿到钱，无奈地选择了放弃，并蛰伏了起来。
开始的两年，他一直在胆颤心惊地过日子，经常梦到被警察追。他只有不停地工作，不让自己闲下来，以排解这种恐惧，他还学会了喝酒，用酒精麻痹自己。
裴知运曾把杀人经过写成了一部小说，但没敢投递出去，最后只得把它烧掉了。
1993年，裴知运和前妻离了婚，对此，他解释说自己的罪行迟早要暴露，离婚是不想拖累妻子。后来，他和一个打工妹结婚，他认为这是做好事、积德，因为他通过结婚把女方的户口从农村转到了城镇，即便破案后他被抓，现任妻子也能过着比以往更好的生活。
裴知运承认，当年的自己对金钱有着炽热的欲望，走向犯罪是必然的，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人生苦闷，生者烦扰，何以解忧，唯有钱财。”
但真正犯案后，内心的恐惧又让他彻夜难眠，所以，他没有继续作恶去获取钱财，而是在悔恨和害怕中度日如年。
在他最近的一个日记本扉页，裴知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不光表面上看着要善，内心更要善！”
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