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岭茶馨：茶散茶的传奇　| 文化讲堂 / 开普饭

丁易

茶叶有“清火明目”之功效，是母亲告诉我的。打从记事时起，我就开始喝茶，喝到如今已有四十几年了。茶龄比我的烟龄和酒龄加起来都要长，可以数日无酒，不可一日无茶。

我的视力到现在还这么好，我认为除了遗传，也与从小喝茶有关。都说现在青少年近视眼多，请问他们每天喝茶吗？他们喝的是饮料或白开水吧，他们才不喝苦苦的茶呢。

我人生的第一口饮料是母乳，第二口便是“茶散茶”。

丁家谷雨茶（万里红摄）

我出生的村子叫烟厂，是铜岭岗头的一个小山村。至于为什么叫“烟厂”，我曾在拙文《烟厂的吃食》里详述，这里只作简要解释：烟，指烟墩，明末抗倭时的烽火台；厂，指简易棚屋。总之，与香烟工厂之类的无关，只是一个地方名。

烽火台

母亲和多数宁海人一样把茶叶叫作“茶散”，用茶叶泡的开水自然就叫“茶散茶”。散，我想也许同中药的汤剂有关，譬如华佗用于麻醉的汤药就叫“沸麻散”。我们的先祖可能是把茶叶当药的，用开水泡茶称之为“散”，似乎也顺理成章。

铜岭岗海拔300米左右，阳光充足，黄土深厚，土壤呈酸性，最适宜茶树生长。即便在“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革时期，这里的生产大队和小队都有好几片茶园，并没有挖掉种上蕃薯洋芋，而是完整地保存下来。除了茶园，山里的野茶也多得成片。

立夏时节，像我这种十来岁的顽童采上三四十斤鲜叶，只需大半天功夫。

（万里红摄）

因此，烟厂一带每家每户都有茶叶，家藏几十斤干茶的只是普通人家，劳力多又勤劳的人家甚至有上百斤。自家饮用自不必说，走亲还礼，茶叶也是必不可少之物，城里和平原地方的亲朋都喜欢得紧。也有偷偷拿到集市卖的，若被逮住，没收充公算是轻的，批斗、进“学习班”都是分分钟的事，因为要改造“落后思想”。

我们家劳力少，上山采的野茶不算多，更不敢拿去卖。几个姨娘、娘舅都是铜岭岗一带的，他们自己家的茶叶都吃不完，也就不必送。除了偶尔来客人泡茶的消耗外，基本上都是自己饮用。

记忆中最深刻的茶具是我家的大茶壶。深褐色的陶土烧制，有一个被磨出油光的茶壶嘴。

我那时太小，够不着放在桌上的茶壶，每次都是搬条小板凳踩上去，刚好够得着茶壶嘴，便用小手扳住茶壶嘴使茶壶倾斜，然后仰着脸张着嘴喝茶。茶是冷茶，烧开时放过茶散的，茶香浓郁，略有点苦。玩得满头大汗时，扳着茶壶嘴牛饮，那绝对是一种享受。

（淡然摄）

慢慢长大之后，也晓得拿碗倒茶，不过喝起来没那么痛快了。再以后，拿一撮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冲泡，嘬着嘴喝烫茶就成为一种习惯。

现在，必定是在环境幽雅的茶室，还得点上一支沉香，放点背景音乐，三两好友说些高深莫测莫名其妙的话，拿个小茶盅“吸溜”一口，推测着此茶的年份和产地，半懂不懂地装着内行，端着高雅，一副很有“茶文化”的样子。

（万里红摄）

那时真的没这些讲究啊。母亲在大灶上把水烧滚，放一大把自制的粗茶，然后倒进茶壶，无论冬夏，都是冷却后才喝。“开水”这个词，是我上学后从老师处听来的，我们家管开水叫“汤”，只有放了茶叶又冷却后饮用的才叫“茶”。我们家只喝茶，从不喝“汤”，因此一家八口没有一个近视眼。

我们那时看不起近视眼的人，管近视者叫“鸡蒙眼”，一到天黑就看不见了。印象里，全村好像只有一位由疾病引起的眼疾患者，绝无近视眼的人。有几位高中、初中毕业的大人，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学习“马列著作”，也没见他们近视。也许，这跟家家户户从小喝茶是有关系。

时令到谷雨前后，我们才开始采茶。清晨早起，带上冷饭团或粽子，戴上草帽，腰系茶箩和洋粉袋，十来岁的我跟着母亲大婶们朝山里进发。走过上林水库，穿过铜岭岗最大的村庄道士桥村时，必须拿根棍子。我们是小村，道士桥是大地方，我们很敬畏道士桥人，连他们村的狗都比我们小村的嚣张得多，会追着人咬。

山路很长，山岭很陡。黄跑鞋被晨露打湿得滑溜溜时，终于到达一个叫短柱岗的半山腰。这一带在茶山的西麓，人迹罕至，生长着一丛丛茂盛的野茶。我和母亲大婶们分头散开，按大致方向划分各自的“领地”，然后钻进灌木杂竹丛中。寻觅到野茶时，不管是嫩叶还是幼芽，尽量一扫而光。

采野茶是很辛苦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山蚂蝗叮咬，手被荆棘划破流血都不算个事，最要命的是时不时会遭遇毒蛇。立夏时分，蛇的活动趋于频繁。我们探路时手拿竹棍，打草惊蛇。

当然，这些危险并不能阻挡我们母子的脚步。在生存艰难的岁月，向土地、大山索取自己需要的物质是不二之选，况且大山奉献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野茶。茶籽桃、覆盆子、野桃、山茄，都是采野茶途中随时会看到的，很能满足少年这张馋痨的嘴。

母亲却对一种叫做“山黄精”的根茎植物感兴趣。短柱岗一带的山，生长着成片的“山黄精”和“山捣𦥑”，异常的茂密。摘野茶的间隙，母亲一根根挖出，带回家洗净后煨上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兄弟姐妹就能吃上乌黑甜糯的山黄精了。在很少吃得上甜食的童年，山黄精在我们眼里很神奇，明明是黄颜色没有味道的东西，居然能被煨得又黑又甜！母亲说，这东西大补，我们便信，不敢贪嘴多吃。

采摘来的鲜叶不能压得太久，炎热天气里更容易发红。我们那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红茶”，所以每每在吃过冷饭团之后便急急地赶回家，从洋粉袋里倒出鲜叶晾摊。然后，搬个小板凳坐下，一点一点地清理茶叶中的老叶和枯枝，还要把长得过大的茶叶撕得均细，使炒制成型后的茶叶卖相好些。

炒茶都是在全家吃过晚饭，母亲喂过猪，广播结束的晚上八点半之后，这时弟妹们早已睡觉。母亲反复清洗煮过饭、炒过菜的镬，唯恐有一丝油腥。我负责烧火，得把锅烧得滚烫，才把青茶倒入锅里翻炒。

初入锅的青叶“噼里啪啦”地响，母亲不停地用手翻抖，同时提醒我要用小火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道工序叫“杀青”，是炒制绿茶最关键的一步。如果火不旺，或者没有炒熟，制出的茶便不香，还有股青草味，意味着这锅茶失败了。但如果一直旺火，容易炒焦糊，同样是失败的。

（万里红摄）

母亲炒茶是全神贯注的，即使手掌被铁锅烫起水泡也不吭一声。她们这辈人对痛楚的忍耐力惊人，似乎痛点特别低。少时的我往往不能理解：我怎么一痛就哇哇叫呢？也许长大后就不痛了。这样一锅一锅地炒，要十多次才能炒完。有时，我迷迷糊糊地坚持不住，坐在烧火凳上就睡着了。母亲抱着我上楼睡觉，她还要继续揉搓茶叶。

揉茶要用力。把炒熟的青茶团起，朝着一个方向使劲，尽量将茶浆揉出，减少茶叶的苦涩味。每一片茶叶最后都被揉成紧凑的细条，才算完成又一道工序。

然后是晾晒和烘干。如果是白天，太阳又很猛，就可以将揉好的茶叶摊在竹簟上晒干。要是晚上或阴雨天，就只能烘干。

集体茶场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工序，只是他们有炒茶机、揉茶机和焙笼(一种竹篾制作的中间凸起的烘茶工具)，将炒熟揉好的茶均摊在焙笼上，底下生上炭火，隔几分钟翻晾一次，以免烘焦。我家没这些东西，母亲只能一次一次地将茶均摊在锅里，利用余烬慢慢烘干。

待她干完这一切，鸡已叫头遍。我清晨醒来，却总能吃了早饭去上学。这一切，都是她一个人干的，父亲那时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不知她睡觉了没有？只知第二天她又要一刻不停地忙山里的、地里的、家里的活，好像永远都干不完。她身高还不到一米五，走路却比男人都要快，挑着一百来斤的东西，赶十五里山路到桥头胡街，没有人见她说过累。

母亲的勤劳在铜岭岗一带很出名。她像一架永不疲倦的机器，高速运转着，维持着一家生计。她的心灵手巧也同样出名，无论是做小吃还是制作衣服、鞋帽、毛衣，乡邻都交口称赞。她做的茶叶，那是特别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