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供述残忍试验：心脏注射空气、活体解剖、无麻药截肢
把一个健康的、活生生的人放到手术台上，不久之后人的躯体就成了一个空壳，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行径世所罕见，然而日本人就这样干过。
他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731部队就这样干了，侵入华北之后，更加推广开来，肆无忌惮地干了起来。
谁能相信，干这种事情的居然是最应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
前日军军医汤浅谦说：“陆军医院是侵华日军随军医生练习手术的场地。每一个日军医院都进行过活人解剖，只不过是后来回国的军医们不肯说出来罢了。”
前日军军医竹中义一在其论文《华北人的大脑皮质》中写道：“我们随时都有大量采取华北人大脑的机会，而且所取下的大脑还保证是最健康、最新鲜的，丝毫没有精神病史的。”
为了提高技术，为了多出成果，这些日军医生们抛弃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日军指挥官们密切配合，极端残忍地向中国人下毒手了。
他们说：“反正是中国人，杀了也不要紧。”他们丧失了人性，当然也就不把中国人当人了。
高梨文雄在战犯管理所供述：
1938年4月初，我在驻山西潞安西关村的日军的第一〇八野炮联队第三大队队部当一等兵。
一天傍晚，我听说队部军医、见习士官筑馆要用队部抓来的一个年纪在25岁上下、 身体结实的农民， 当作外科手术试验品时，我便主动申请担任手术的助手。
第二天早上，当被晨露润湿的土地尚未干燥的时候，试验便开始了。
筑馆未穿上衣，趿拉着鞋，从医务室走出来。“到外面去！”这个一脸连鬓胡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满身肥肉的筑馆尖声尖气地说。于是我便把那个人拖到了村南面的田地里。
筑馆命令给这个人蒙上眼睛、脱光衣服，让他仰卧在地上，然后说：“怎么样？可要牢牢按住他的手脚，不能让他动！”
他既不穿手术衣，又不戴口罩，当然更谈不上消毒。筑馆接过注射器，立即扎入该人的上臂。
这个人的皮肤上起满了鸡皮疙瘩，脚腕冰凉，如同血流停止了一样。在被蒙住的眼睛的下方，紧闭的双唇，似乎至今仍然不肯开口。
这个人自从两天前被第九中队抓来之后，就未曾说过一句话。
筑馆让拿出手术刀，手术即将开始了。我感到全身紧张，眼睛紧紧盯在那手术刀上。
筑馆将手术刀插入这个人的右下腹部，表皮被切开，露出了皮下脂肪。当内脏出现时，被按着的脚腕，猛地僵直起来。由于全身麻醉未生效而感到疼痛，他以惊人的力气企图挣脱我的手。
鲜血从切口的一端像一条线似地流出， 流过被泥土污染了的皮肤，渗入大地。
筑馆捏出一个小指大小的肉块说：“这就是盲肠。”
接着又将手术刀对准胃的正下方，横着切开一个大刀口，然后又一直切到下腹部。由于在一个部位反复地切来切去，这个人的身体直挺挺地，双唇紧闭着。
当小肠露出来的时候，筑馆说：“糟糕，用子弹打穿之后再做就好了！”
他把小肠拿出来，用剪刀一下剪断了，给大家讲解了肠缝合的各种方法。接着又从胸部的正中间切开。
麻醉剂可能已经失效，在此之前从未听到过的呻吟声，也开始不断地发出来。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僵直。 每当这时，从腹部到胸部的所有刀口便渗出鲜血，染红了皮肤。
筑馆把肺脏取出来给大家看过后，又把心脏掏出来说：“这么个小东西，却主宰着人的生命！”
大家听着，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这时的我看到周围的人已经被吓的面色苍白，有几个初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站都站不稳了，我也努力装作镇定，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我的变化。
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之前他一次又一次地企图从我按着他的手中挣脱。当他最后力气也丧失之后， 筑馆拿起注射器说：“好了，让他不再痛苦了！”把针头插入心脏。身体微微抽动的一瞬间，便瘫软下来，再也不动了。
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民，就这样被活活地切割而死。
下面是另一次活体解剖的情形。
汤浅谦在战犯管理所供述：“潞安陆军医院为本院和驻潞安的三十六师团的军医举办了一个叫'潞安军医教育班’的研究会，研究战争医学。为了提高青年军医的手术水平，每年都进行四五次以俘虏为材料的活体解剖。
我刚来到军队不久，就作为该医院传染病房的中尉军医，参加了一次活体解剖。
这次暴行是在位于医院内运动场一角的解剖室里进行的。
在这里还排列着露天火葬场和灵堂，附近一带已埋满通过解剖而杀害的尸体，几乎再也没有挖新坑的余地了。不时可看到野狗将泥土挠开，在咬食尸体。
这天下午，我们医院和三十六师团的军医约二十五六个人，在医院院长西村军医中佐的指导下，将从师团带来的两名俘虏作活体解剖。
这两个人年纪都在30岁左右。当他们发现面前的手术台上放着手术刀、剪刀，还有穿刺器和锯子时，便明白将要发生什么， 他们毫不畏惧地用充满仇恨和愤怒双眼瞪着我们。
我向一个比我先来的军医问道：“干过什么事情的俘虏才要杀死呢？”
他说：“你说什么呀？八路军即便被俘虏了，也不会听从摆布的，所以要全部杀光！”他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两名俘虏被剥光衣服，绑到手术台上。直到这时，他们仍然出人意料地镇定自若，也可能是决心显示中国人至死不屈的意志吧。
护士打上麻药，又蒙上了他们的眼睛。这样做是为了不使军医在手术过程中与他们的目光相遇而感到畏惧。注射麻药也并不是为了减轻他们被宰割的痛苦，而是怕他们在手术时扭动身体。
杀人手术开始了，军医们闪着异样的目光，围在手术台周围。
外科主任音羽军医向大家讲授腰椎麻醉的方法。
“什么？还要皮肤消毒？总之要杀死，有必要吗？哈哈哈，用力刺进去就是了！”有人说道。
麻药刚刚注射，就开始切盲肠。俘虏一阵阵地叫喊，并挺直身体。但因为被绑着，只能摆动手脚，扭动身体。
音羽用手术刀切开腹部，俘虏高亢的绝叫声回响在狭小的手术室里。
“啊！讨厌的家伙，麻药还不起作用吗？汤浅君，你给他做全身麻醉！”
我想这可是试验麻药效果的好机会，于是将大剂量的乙醚滴在吸入器上，然后放在俘虏的嘴上。
他呼吸了三四次后，只见脸色变得苍白，一面“呵呵”地喘着气，一面痛苦地左右摆头，企图摆脱掉吸入器。我用力将吸入器按住，不久，他便开始用肩部呼吸，陷入昏睡状态了。
“用了那么多乙醚，也不会立即窒息而死呀！”一旁的一名军医，带着几分赞美的语气，小声地对我说。
“如果死了，手术就没意思了！啊哈哈！”音羽一阵大笑。
手术刀刺入下腹部，鲜红的血喷涌出来，是动脉出血。
被麻醉到死亡边缘的俘虏几乎已经没有意识了，但由于痛苦而满脸冷汗，下颚“喀哒、喀哒”地打战，断续发出刺耳的呻吟。
腹部被开了一个大洞，取出肠子，用剪刀切掉盲肠。痛得一动不能动的俘虏，只是在痛苦地喘着气。军医们若无其事地又将脐部以下切开，开始练习肠缝合的手术。
在另一张手术台上，西村院长向大家讲授截断左臂的方法。
俘虏挣扎着，一阵阵发出“咕咕”的呻吟声。当用锯锯骨头时，他的手臂痉挛着。濒临死亡的俘虏急促地喘着气，苍白的脸上满是粘汗。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更加大胆了，手握弯成钩状的气管切开器，对准微微动着的喉头刺进去。由于皮肤是软的，用不上力，刺不进去。
俘虏痛得脸部痉挛起来，发出低沉的叫声，头在左右摆动着。
“用力！不管是食道还是什么，只管往里刺！”
在西村的鼓励下，我用尽全力刺穿了俘虏的喉咙。俘虏随着呼吸喷出了血沫，脸色已完全失去了血色，呼吸困难，只有鼻翼急促地翕动着。由于喉咙被打开了一个洞，连呻吟声也发不出来了。
就是这样，在大约两小时的时间里，练习了肠缝合、切盲肠、截肢和气管切开等手术后，部队的军医们回去了。
这时已近黄昏时分，解剖室的水泥地面上洒满了鲜血，室内一片死寂，只听到俘虏时断时续的呼吸声。
我想到要进行最后一项试验， 把乙醚吸入注射器，注射到俘虏肘部已变得很细的血管中去。只是连续发出两三次咳嗽声，呼吸停止的同时，脸一下变得苍白。
另一个奄奄一息的俘虏，西村刚给他心脏里注射了空气，似乎感到还不满足，“光是注射空气，还轻易不死呢！哈哈！”
他停下手来。我想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卫生兵显示一下我的胆量，于是便约音羽，两人用带子把俘虏勒死了。
我在潞安的三年里，就是这样，通过活体解剖，残杀了18名俘虏及和平居民。还有一次，受原电信联队长的委托，为了给日本制药会社寄去注射药，而取出了人脑。我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手术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服务。
许多日本军医谈到他们进行活体解剖的情景。
曾在一个月内进行过11次活体解剖的竹内丰说：“我想不可错过这一良机，因为在日本是不易获得这样好的研究材料的。为使自己的技术提高，并对日本的医学有所贡献，我就将一名八路军俘虏做了练习手术的材料。”
田村良雄说：“我为了学技术，曾秘密地在没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切断过一个男孩的双脚，而次日该男孩因流血过多而死去。”
野田实说：“外科主任军医长田文男和我，按照杂志上介绍的脓胸手术方法，决定用一名中国伪军伤员做实验，反正是中国人，杀了也不要紧。”
吉泽行雄说：“我早就想试做割开气管这一手术，有这个机会当然想练习练习，没打麻醉针，实验完成后我将手术刀插进心脏将其杀死了。”
这些残忍的军医把这些实验美其名曰为了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品，更好的为战争服务。但有些实验真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医术，得到更精准的数字而去做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例如母爱实验。把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放入一个密闭的房间，然后释放毒气，毒死母女二人。试验目的就是看母亲在危急生命的时刻是何种反应。答案最终也在意料之中，母亲死死地把孩子压在身下，用身体保护住自己的孩子，尽量让孩子少吸进一些空气。我想换成是任何一个母亲，在这种时刻都会选择这么做吧。
例如把马血注射到人体内。人类之间不同的血型都不可以互相输血，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更何况动物的血。还有左右肢互换缝合试验等等。
这些试验对于他们在医学上的研究又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不过是草菅人命、突发奇想的取乐而已罢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的确从大量的中国人身上取得了在医学上相当程度的突破。
战后这些参加过活体解剖的人大都成了日本的医学权威，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都获得了专利。
这些血淋淋的成果，都是用一个个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换来的。
他们配得上“医生”这个神圣的称号吗?
应该说，这不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医学史上的一个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