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野林寻归队——战斗英雄桑金秋回忆挺进大别山的艰苦岁月

我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一天傍晚，前卫部队和堵击的敌人接上了火，尾追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的几十个旅，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这紧急的情况下，首长指示随部队行动的伤病员，当晚转移到光山县的白雀园的纵队医院去。

我在前几天攻打罗山的时候，淋了一场大雨，受了寒，得了急性痢疾。开始还不怎么的，后来越闹越严重，这两天躺在担架上，简直不能动弹了。

当小卫生员段传宪跑来，俯在我耳边，悄悄告诉我转移的消息时，我心里感到非常难受。如今部队正在执行战斗任务，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却躺在担架上，而且还要两个同志抬着……

后来我又想，去住医院也好，可以减轻部队的累赘；到了医院很快治好病，还能早点回连队。想到这里，我终于将涌到嘴边上的话，又咽了下去。

我们一共三十来个伤病员，由一个担架排和一个看护班护送，重的用担架抬，轻的骑着马，在微弱的星光下，向白雀园进发了。

队伍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困难地前进着。走了五十多华里，拂晓时分到了白雀园。担架排长高玉吉首先派两个同志进村去联系。不一会,这两个同志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排长，糟啦!纵队医院已经转移，白雀园被敌人占啦!”

这消息像晴天霹雳。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发愣。看护班长王孟林提醒了一句：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得赶快想办法啊!”

他这一说，大家立即嚷嚷开了：“还有啥办法，赶快回去找部队呗!”

于是大家又掉转头来追部队。但还没有到达原驻地，又发现了敌人。

为了避免与敌人接触，我们立即爬上了南边的高山，在树林里隐蔽好。透过树叶的隙缝，只见敌人在公路上排成几路纵队，熙熙攘攘过了好几个小时。

敌人过完后，高排长派人前去侦察，才知道部队早转移了。每个同志的脸上立时显露出一层忧虑的阴影。现在是进退两难，到处都是敌人，我们随时都有与敌人碰头的危险。

几十对目光很自然地集中到了担架排长高玉吉和看护排长史新诚的身上。他们两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然后老高就对大家说：

“眼前只有一条路：上山，想办法找咱们的部队。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要咱们六十多个同志拧成一股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高排长的话刚落音，大家一齐说：“说得对，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部队”。

从此，我们这六十多人，像失去父母的孩子，开始了辗转颠连的山中生活。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我们步步艰难的脚印。

为了避免与敌人接触，我们天天钻山沟、攀山头。山路崎岖陡峭，牲口和担架行动非常不便。抬担架的同志，浑身汗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两肩压得又红又肿，两腿颤抖。我躺在担架上就像躺在针毡上一样。

这一天，我怎么也躺不下去了，挣扎着往起爬，可是头重脚轻，刚爬起又一头栽了下去。嘴里不自觉地“唉哟”了一声。卫生员小段连忙跑过来，问： “排长，怎么啦?不舒服吗?”说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我嘴里灌了一口救急水，又哄小孩似的安慰了一阵，才一拐一拐地到前面招呼别的伤病员去了。

过了些天，退烧了，我的病稍微好了些，但我们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这时正是大别山天气最热的时节，没有药，没有绷带，伤员的伤口都溃烂了，不断流脓流水，发出难闻的臭味。老百姓因为躲国民党军队都跑光了，我们的部队仍然没有消息，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谁都回答不出来。

个别同志思想情绪低落。有一次，小段对我说：“排长，小李昨夜偷着哭。我问他，他说这样下去，饿不死也会拖死。”小李是个手上挂彩的轻伤员，是六营集战斗中解放过来不久的新战士。前天他和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我联想到这两天其他伤员同志的情绪也不大好，有些人望着伤口不断唉声叹气。这时，恰好高排长过来了，我便对他说：

“老高，咱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部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定要加强领导和加强思想教育才行，我想是不是把党支部组织起来……”

我的话还没说完，老高的眉头舒展开了，把大腿一拍，说：“对，我也正在琢磨这个问题哩！”

当天晚上宿营后，我们二十几个党员在一起开了个会，成立了支部，选举了支委。支部大会后，我们五个支部委员又连夜开会，研究当前这支队伍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决定取消担架；设法把特别重的两个伤员安置在老乡家里；较重的伤病员骑马，轻伤病员步行；没有粮食，沿途向地主、富农筹划，但无论怎么困难也不准向贫雇农伸手；党员、干部要起模范作用和加强思想工作。

最后还作出这样一条决议：大家都不吃盐，把剩余的一点盐留给伤员洗伤口。

部队休整了两天。高玉吉和王孟林两同志在七八里外的山沟里，找到一个独户人家。那家很穷，只有一对老夫妇，我们把重伤员李景海和小张暂时安置在那里。

取消担架后，队伍毕竟轻快多了。担架员和轻伤病员都背起了武器。这时，大别山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敌人的气焰非常嚣张，我们几乎天天要和小股地方反动武装——小保队打交道。我们有十几条步枪，遇见他们，有时候打一下，杀伤他们几个；假使他们数量超过我们，就避开他们，或者几个人掩护着，让大队转移。

敌人到处搜抢，老百姓都空室清野，四散逃走了。我们的粮食更加困难，整天吃不上饭是常事。由于顿顿吃野菜，许多同志的脸都浮肿了。有一次来到一个村子，老百姓跑光了，只见村后有一片树林，长着巴掌大的叶子，拳头大的黄澄澄的果实挂在枝头。

同志们大多数是北方人，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摘下来就啃。果子又苦又涩，但大家饿急了，一下吃了好几个。不一会，又吐又泻。闹了好几天，后来才知道吃的是桐籽。

尽管这样困难，但大家归队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勒紧裤带，向着东南方向日夜前进。困难，可以折磨我们的肉体，但征服不了我们的意志。

在我们沉重的脚步下，又送走了许多个白天和黑夜，可是仍然没有找到部队。有几次听老乡说解放军在某某地方打了胜仗。我们急急忙忙赶去，他们却已经开走了，只能望着留下的工事兴叹。

有一次甚至听见了枪声，待我们赶到，枪声停了，部队又已转移了。我们的部队是这样的神出鬼没，可望而不可即。多少次希望变成了失望。这些迹象，使我们意识到大别山的斗争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苦了。

旧历八月十四这一天，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尤其严重的是二十四天没有吃盐了。同志们闻见白水煮野菜那股味就恶心。今后的日子还长哩！高排长一个个动员大家硬要吃一点。大家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行军速度越来越慢了。

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爬一个山坡，忽然听见西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一听见枪响,大家的精神就来了,拿枪的同志立刻跑步向我们围拢来。高排长兴奋地说:“这一定又是咱们的部队和敌人干上了，嗨，这下有希望啦!”

我立刻插上去说：“这一次机会，可千万不能放过，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为了行动迅速，大队原地隐蔽，我和高玉吉还有另外一个同志便朝着枪声跑去。跑了十几里，在一个山沟里果然找到了我们的一支兄弟部队。电台的同志们正在撤天线，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要转移了。

他们是二纵队五旅的一支几十人的小部队，由雷旅长亲自率领，带着一部电台，执行一件紧急任务。刚才我们三人在路上商量，不管遇见什么兄弟部队，一定要求把我们带上，现在一听他们有紧急任务，高排长贴着我的耳朵说：

“老桑，不行，咱们不能给他们添累赘”。

我也正在这样想，带上我们这些伤病员，会影响他们的行动的，我们再困难，也不能这样。于是我朝老高会意地点了点头。

老高将我们的情况向雷旅长作了简单的汇报。雷旅长说:“我们的部队仍然都在大别山。目前由于敌人数量比我们要多好几倍，和他正面冲突不利，所以化整为零，和敌人'捉迷藏’、兜圈子。你们一纵队也是这样，部队没有固定驻地”。听了雷旅长的介绍,我们才恍然大悟，难怪我们老和部队联系不上。

说话之间，部队集合好了。雷旅长叫战士们匀出二三十斤米给我们,还给了我们一碗盐。他握着我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好好保重。”说罢，率领部队走了。我们站在山坡上，一直望着他们消失在山沟的尽头。

听说我们的部队仍在大别山，大家高兴得什么似的，围着口袋里的三十来斤大米团团转。大家归队的决心也越发坚定了。有了米没有锅,几个同志到附近山沟里去找。不一会儿，大家空手回来了，只有一个副班长怀里抱着几个南瓜。

我们在瓜上挖个洞，把米装进去，灌些溪水，捡来一些干树枝，支起来烧。过了一阵,饭熟“锅”也熟了。伤员吃饭，工作人员吃“锅”。可是伤员怎么也不答应,硬要把饭让给工作人员，连最爱讲怪话的小李也要把饭让给小段吃。

第二天是中秋节，由于连日来爬山越岭，马也累垮了。到了中午，一匹白马倒在地下，嘴里冒着白沫，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怎么拉也拉不起来，不一会就断了气。我们剥去马皮，满满煮了一大锅。马肉发出诱人的香味，一个同志说：“要是有点盐该多好。”

伤员同志立刻提议把昨天兄弟部队给的那一碗盐拿出来给大家吃。但工作人员都不同意，因为现在盐是洗伤口的唯一的药品。

就这样我们围在一起，在皎洁的月色下，吃了一顿淡马肉。但大家情绪高涨，说是八月十五大会餐哩！”会餐”后，还举行了联欢晚会，讲故事、说笑话、出洋相，一直闹腾到深夜。

我们寻找部队，一直在大别山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个月。大别山的天气，经常是风雨交加。风雨冲击着密林树梢，像万马奔腾似的，发出撕裂人心的巨大声响；满山是弥天大雾，山沟里洪水滚滚，哪里是我们的藏身之地呀！

有时候我们在山林里露宿，睡到半夜，突然狂风暴雨，搭的茅草棚子一下子就被卷走了，我们只好像落汤鸡似的伫立在暴风雨中，任凭风吹雨打，一直到天明。

转眼秋天将尽，寒冬到来，毛毛细雨天天不停地下着，到处找不到一块干地方。褴褛的单衣和脚上的草鞋，已经无法抵御刺骨的寒风了。夜晚更是难熬。小保队搜索得紧，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我们只好偎依在一起。

在一个风雪夜里，我问小段：“ 冷吗？ ”他说： “你不冷我也不冷”。我笑着说:“我非常冷呀！”他也笑了:“和同志们在一起，身上再冷，心里也是热的。”我握着他冻得冰冷的小手，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热流，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交流着我们微弱的体温。

十二月上旬，我们来到金寨县西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侦察组长孙雪岭报告说，发现村子里有几个年轻人。我们许久没见到青年人了，便派几个同志先去看看。原来遇到的是我金寨县政府的干部，到这个村子来检查群众的坚壁清野工作。我们真是喜出望外，便在这个村子住了下来。

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我们去袭击了十几里外敌人的一个麻袋仓库，搞了好几百条麻袋，算是解决了穿衣和铺盖问题。我们这支小队伍完全用麻袋装扮起来了，行起军来煞是好看：头上顶着麻袋，身上披着麻袋，脚上裹着麻袋，每人背上背着的也是麻袋。

几天后，我们在另一个村子见到了白县长。白县长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后，就说：

“咱们的部队现在没有消息。你们在山中颠连了四个多月，身体又都拖垮了，伤员同志的伤还没好。是不是在这里帮助我们搞些群众工作，一边打听部队的消息，等伤员同志的伤好了，再去赶部队?”

几个支部委员在一起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县委便命名我们为县警卫连，由高玉吉担任连长，史新诚担任指导员，我担任副连长。不久，按照县委指示，警卫连转移到城西一个乡去发动群众。

我们第一步的工作是把老百姓找回来。这一带曾经是红军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很有基矗在政府干部的协助下，几天的功夫，乡亲们便都陆续回来了。接着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了农民协会和一支三十多人的民兵队伍。

敌人来骚扰，我们便进行有组织的掩护群众转移，不让群众受损失。群众对我们非常感激，见我们隆冬腊月还披着麻袋，打着赤脚，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东拼西凑给我们六十多人每人做了一套棉衣，一双布鞋，一双夹袜。尽管各色各样，同志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这个乡居然有个“根据地”的模样了。这期间，由于生活比较安定，伤员们得到了调养，大部分同志恢复了健康。我们决定去袭击敌人。我和高连长各带三十几人转移到城东去活动。

在一个多月的游击战中，我们几乎天天和敌人接触，神出鬼没地消灭了好些零散小保队和国民党军的小股散兵。有一次我们埋伏在离金寨县城十多里的一个山坡上，敌人约有一个师的兵力从山下的公路上往西开进。等敌人的大部队过完后，我们在公路拐弯的地方，截住了后尾，俘虏了六个国民党兵，缴获了六十多担大米。我们对俘虏和民夫进行了教育，然后释放；把六十多担大米挑回我们的根据地来了。

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有一天，从一个客商嘴里，得知我们部队在打商城，战士们纷纷要求去找部队。在征得县委的同意后，我们便向商城进发了。这时候，伤员的伤全愈合了，人人都有了一条枪；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多了十几个。这十几个同志有的是兄弟部队掉队的，有几个是根据地新参军的农民。大家的情绪异常高涨。

我们连续急行军一个星期。临走出大别山的最后一天，在一个小村子里遇见我们纵队的一个值勤连队。更加令人高兴的是在这里遇见了安置在老乡家里的两个重伤员——小张和李景海。他俩忙不迭地向我们诉说那一对老夫妇对他们的悉心照护。小保队几次来搜查，老大娘颠着一双小脚将他们背到屋后的山洞里去；他们那么大的年纪，自己整天吃菜，省下一点大米给伤员熬粥吃；临别时还把仅有的一只生蛋母鸡杀了……我们听着他俩滔滔不绝的叙述，内心也感到万分激动。

几天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像一群失散的孩子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韩团长、马主任见我们衣衫褴褛，头发有两三寸长，眼里都滚动着泪珠。他和我们六七十个同志一一亲切握手以后，连忙叫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叫炊事员给我们烧水洗澡。我们深深沉浸在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之中。

半年多的深山野林的艰苦生活,锻炼和考验了我们每个同志。过了几天,团里专门为我们开了个会，会上，团长激动地说:“这是奇迹，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这样。” 我们受到了通令嘉奖。许多同志立了功。并把我们这支队伍原封不动，编为团的警卫二连。

桑金秋，河南濮阳人，1924年10月出生，1945年7月入伍，1946年2月入党。他先后参加了平汉、热东、张怀、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渡江和成都战役。因在1946年春的黄土梁子阻击战、1948年冬的板桥阻击战、1949年12月的成都战役、1947年8月随团挺进大别山的战斗中，都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故被人称做“四战英雄”。1950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从军36年，桑金秋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先后6次立功，4次被评为战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