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贾康：为制造业创设放开手脚的空间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环球时报》2019年7月18日

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总体增长态势，但势头偏弱，仅为2018年全年增幅的5.4%略高，报5.8%。其中1-5月，制造业投资的同比增长率仅为2.7%。与往年比较，制造业投资增速总体来说明显存在走弱的问题。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最有支撑力的部分，制造业投资数据走弱，值得高度重视。这个数据反映出在外部形势复杂变化与内部所积累问题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企业表现出保守观望情绪较重，更多考虑要把困难阶段“熬过去”而轻易不敢出手投资的状态。

如何激发企业在制造业投资上的积极性？鼓励企业放开手脚、自主捕捉发展机会，固然是必要的，但鼓励代替不了企业在商言商的决策，如果有更多项目能拉动有效投资，让企业感受到其产能的现实对应性；有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对于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更加抱有信心；有在无可规避的竞争中实现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很大一部分积极性潜力就会变成积极投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现实，这就是所谓制度供给打开活力空间，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的一种连带关系。

实体经济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国有大型骨干企业，产能对应的是大中型装备制造业，它们的很多产出往往要对接到有一定规模的投资项目。在外部市场风险增大的背景下，如何为大型骨干企业的产出找到更好的国内投资可对应项目，这个空间我们以往利用得不够。比如，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是不是“向前走”得太快太超前了。但以笔者的观察，我们国家在路网建设方面大有必要也大有可为，“要想富先修路”，公路铁路干线首先是准公共产品，仅从建设项目本身的直接效益不能完全判断其社会价值与综合绩效，必须放眼全局和长远。目前，一些基本干道的成网，在沿海地区可能已有比较高的密度，但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特别是西部）还比较稀疏，中国区域经济的动态平衡协调发展，必须依赖干道成网，网状格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公共目标的追求方面都有其充分合理性。当然，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需要量力而为，太超前肯定会出现偏差，但回过头去看，认识不到建设的超前规律性，胆子不够大，提前量打得不够足，却是过去最容易出现的偏差之处。面对当下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必须把握好我们自身的确定性，扩大内需加大有效投资的努力中，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发展后劲重任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干线与延伸线，完全可以适当加码。这当然会构成许多装备制造企业产能的用武之地。

与路网建设相匹配的城镇区域多种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大有可为。前几年有关部门有全中国大约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的说法，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市民都感到停车位紧张，5000万这个数字虽不精确但数量规模上也不会有多大误差。保守估算，一个车位投资10万元人民币，5000万个车位就是5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规模，这仅仅是城镇区域千头万绪的建设需要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况且，停车场停车位建设很少必须财政直接投资而几乎完全可以采用PPP模式，停车场一旦建成便将产生现金流，最适合社会资本参与。这都是制造业产能面对的庞大市场中的有效需求潜力之所在。如果能充分调动这些潜力，使国内市场需求与有效供给的“尽力而为”形成更好的对应，会有相当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可以陆续地在市场订单形成的瞬间转化为有效产能。对我国制造业产能的有效利用，需要跳出局限于制造业的眼界。

国内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在制造业中如何与大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国际经验表明，种种包含成百成千甚至上万零件的产出品，一旦规模化批量生产，可以带动大批的中小企业各尽其能、共同发展。有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在产业集群中间形成优势互补，在发展中间得到负面清单式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创业创新空间，让中小微企业在其中实战自己的潜力和相对优势来为社会化大生产配套。从这一视角展开，应更多地强调把从上海自贸区开始的“负面清单管理”原则进行复制和推广，加上必要的适度扩张政策，以及PPP这样的机制创新，辅之以对中小微企业更活跃地置身于优胜劣汰的引导与激励，中国制造业的局面会焕然一新。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