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觐见礼仪看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以亲政期间接见外国公使为例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中华世界秩序——“天朝”体系，但“天朝”观念仍然顽强存在。受此影响，此后数十年间，清政府在中外交涉上产生了不少争端。1894-1895年[1]的甲午中日战争彻底击溃了时人的“天朝”观念。这一时期，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也有所改变，试图“使清朝的外交在程式上更能与西方相接”[2]。尤其体现在外国公使觐见光绪皇帝的礼仪方面。本文拟从光绪皇帝接见外国公使的礼仪角度评价光绪帝。

对清朝而言，外国公使觐见礼仪事关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平行往来、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等款”[3]。咸丰、同治两朝对外交涉中，清政府为外国公使觐见礼仪做了各种努力，另辟蹊径，从觐见时间、觐见地点、服装穿着、公文用词、座位安排、入门登阶的位置等各方面，力图将外国公使定位为皇帝的臣属。

一、觐见时间：随到随见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兰五国公使首次以西方礼节、在西苑紫光阁觐见同治皇帝。时人盛赞清帝“不责以中国之仪，而听行西国之礼，不诚为能柔远人之圣主哉。是举也，固一时之盛事，亦各使之大荣”[4]。然而英国公使威妥玛等提出，紫光阁是清朝接见藩属国之地，清政府在此接见各国使臣，是不尊重各国及各国公使。各国公使均“为其摇惑，颇多未惬”[5]，并就此与清政府展开交涉。

这以后，由于同治帝突然病逝及继位的光绪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十数年间清帝未接见过外国公使。

1889年3月4日，光绪帝亲政。外国公使要求觐见皇帝。

清政府驻英、法公使薛福成建议“与其发之于彼而我始允之，不如发之自我，尤为得体”，建议清政府对外国公使“定期召见，慰劳数语，俾各如所愿而退”[6]。

光绪皇帝遂于1890年12月12日颁布谕旨：

各国定约以来，玺书通问，岁时不绝，和好之谊，历久弥敦，驻京各国使臣，均能讲信修睦，联络邦交，深堪嘉尚，上年正二月间，迭逢庆典，钦逢懿旨，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宴款待，寰海联情，洵称盛举，兹朕亲裁大政已阅二年，在京各国使臣谊应觐见，允谊仿照同治十二年成案，并增定岁月之期，以昭优礼，所有各国驻京实任署任各使臣，著于明年正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定期觐见，即于次日在该衙门设宴款待，嗣后每逢正月，均照此举行，续到使臣，按年觐见，至国有大庆，中外胪欢，并著该衙门届时奏请筵宴，用示朝廷修好睦邻有加无已至意，所有应行礼节，著该衙门先期具奏。[7]

可以看到，除了在礼仪细节方面遵照“同治十二年成案”外，其余均有所改进，体现光绪帝积极推动外交礼仪向西方接近的态度。

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经庆亲王奕劻奏请，光绪帝决定“嗣后，续到使臣，随到随见”[8]。相较1890年谕旨中所述“续到使臣，按年觐见”，光绪帝的态度又有了重大的改变。

1891年3月5日，各国公使分两班（六国实任公使为一班，四国署任公使为一班），仿照同治十二年的成例，在紫光阁觐见了光绪帝。

尽管这次觐见办法按照此前成案，但是也有了不少进步之处：

同治十二年	光绪十七年
续有各国使臣到京……须恭候谕旨 不能一人随时请觐	“续到使臣，按年觐见”（光绪十六年谕旨） “续后使臣，随到随见”（光绪十七年正月）
奉有本国国君之书，初次来住中国者，始觐见大皇帝……其余不在请觐之列	无国书之代办公使（参赞）亦得进见
俄使代表五国公使致贺颂词，由德国使馆翻译官璧斯玛担任翻译	实任、署任各大臣，带翻译官一员，有国书者可各自致词,无国书者公推一人致词
递国书之时，各国国书放置在黄案之上，由恭亲王捧交御案	撤去黄案，由庆亲王转递各国国书，放置于御案

正如薛福成提到的“此次礼节，务实西人容易成礼，不致失仪，断不强以万不能行之事。”[9]

此外，1893年3月21日，德国公使巴兰德以其即将辞任回国，照会总理衙门：“现在辞任回国，奉有国书，即望奏请钦定觐见日期，以便呈递”[10]。请求觐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于（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在承光殿接见巴兰德。

在这以后，光绪帝随时接见各国新任驻华公使和即将离任归国的各国公使，开始成为一种外交礼仪制度规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即使今天也并非所有国家都认同这一惯例。

二、 觐见地点：紫光阁到文华殿

1. 从紫光阁到承光殿

在光绪十七年觐见之前，德国公使巴兰德曾多次就觐见地点向总理衙门提出“紫光阁系筵宴属藩之处，上次举行觐见后，各国颇以轻待为嫌，请另易他处”，总理衙门多次向其说明“紫光阁并非专筵宴藩属之所”[11]，“紫光阁觐见，因有视为不合宜之故，将来觐见贺年，另指他处……此次业经明降谕旨……该地方已经预备妥当，各国大臣均暂应允”[12]。

尽管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了光绪帝，但各国公使屡屡提出更换觐见地点的要求。光绪帝也同意了总理衙门提出“另易他处”的建议。

1891年，奥国新任公使毕格哩来华履职。依照“续到使臣，随到随见”原则，光绪帝批示在紫光阁接见。但其称病拒绝觐见光绪帝；德国公使巴兰德提出抗议：“紫光阁为筵宴藩属之地，见诸记载，各国使臣于此处觐见，在圣意固属优待，而道路传闻总疑视与国使臣等于藩属，于体面有碍”[13]。

经两国商议，觐见地点最终定于北海团城的承光殿，“此殿不仅外藩所未至，即中朝臣工亦不克轻到”[14]。

此后，英、德、比、义（意大利）、日等国公使先后在承光殿觐见光绪帝。

2. 从承光殿到文华殿

1891年12月8日，法国公使李梅称“连日感冒颇重，无望速痊，碍难遵期觐见”[15]，较为委婉地拒绝在承光殿觐见光绪帝；俄国公使喀西尼则“引雍正五年俄使萨瓦在太和殿觐见故事，称欲在宫内首殿觐见递国书”[16]。清政府与之多次交涉未果。

1894年，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施阿兰、俄国公使喀西尼以承光殿不是位于皇宫以内为由，拒绝觐见光绪皇帝、递交国书，施阿兰称“根据我国政府的训令和1892年外交使团所订立的协议，我们必须等待到能亲自向中国皇帝呈递国书，必须等待到能觐见典礼所采用的仪式，在各方面都合乎中国使节在西方各国所受到的类似接待”[17]。

“迭经总署诸大臣据理力阻，而该使等譊譊渎恳，至再至三，颇多相讥之词，实有挑衅之意”[18]。但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急需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在觐见地点上做出重大让步。光绪帝让总理衙门选择“紫禁城内的皇宫正殿之一”，作为接见外国公使之所。且“宫殿的选择，将在征得我们（外国公使）的同意后决定。”[19]各国公使“详细地研究了皇宫的全图以后，俄、法两个使团和总理衙门一致同意选定了将在那里举行觐见的宫殿。这座宫殿就是文华殿”[20]。结合文华殿在当时紫禁城中的位置及地位，在这里举行觐见仪式是符合外交礼仪的。

1894年11月12日，各国公使在文华殿觐见光绪帝，递交国书及致贺颂词。光绪帝亲用满语致答词。此前一天，光绪帝甚至要在公使觐见之时“赐宝星”，但“枢臣兼译署者不谓然，上声色俱厉，意在必行”[21]。由此可见，光绪帝的礼仪改革与军机处、总理衙门存在一定的冲突。

此次觐见之后，包括外国公使在内的一些人高度评价了此次礼仪改革。法国公使施阿兰认为“这次觐见本身标志着西方同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让君王神圣不可接近和不可仰望的信条(直到那天为止中国礼仪使它带上偶像崇拜的性质), 被纯粹的外交礼仪所替代”[22]。同文馆总教席丁韪良评价：“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紫禁城的大门打开了，接纳来自西方的使者”[23]。

此后，在文华殿举行公使觐见皇帝仪式成为常例，且有关的礼仪成为制式[24]。

三、 觐见礼仪细节改革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救亡图存，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这一年，光绪帝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改革，而且在外交礼仪方面也进行了系列“超前性”、体系化改革。

1. 给予外国公使更为优隆的礼遇

相较于1897年日本新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觐见光绪帝时的礼仪，1898年4月俄国公使巴布洛布向光绪帝递交国书之前，光绪帝提出俄使可以“上纳陛亲递国电”，甚至有“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着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25]。最终确定礼节为：俄使“上踏跺陈国电于御案上，退立原处，庆亲王宣答敕毕，出殿东槅扇，由甬路带出文华中门”[26]。1898年4月5日，“上御殿……巴使入见如仪，上宣谕用汉语”[27]。

无论是允许俄使亲自将国书放置在御案之上，不再由庆亲王转接呈递，彻底改变了此前总理衙门大臣“纳陛之上，非近臣概不准登”的状况，还是光绪帝改变祖制，不用国语（满语）而用汉语答话，都是光绪帝力促实现的，甚至是临时起意的。但这些却引起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的不满与反对。翁同龢评价曰“此皆从前所未有也。此次仪节，庆邸不知，臣等亦不知，真辟门达聪之意矣。”[28]恽毓鼎在其日记中写道：“诸大臣身受国恩，乃令吾君受辱如此，真万死不足以赎罪”[29]。

1898年5月17日，光绪帝接见法国公使毕盛时的礼仪变革更是令翁同龢等人惊诧。光绪帝“缀法国宝星于龙褂”，“命上纳陛致颂词，上亲宣答词，不令庆亲王传宣”[30]，且“翻译一人亦上，随递国书于案”。翁同龢、张荫桓不约而同地评价“异数”。

2. 推动觐见礼仪体系化、规范化，向西方外交礼仪靠拢

为了应对清政府内部官员对觐见礼仪变革的争论、不满与反对，1898年6月15日，光绪帝下谕旨：

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国君后、宗藩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于皇太后及朕前接见款待礼节，务须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从优接待。一俟议妥奏准后，即行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并分电出使各国大臣，令其一体知悉。[31]

“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从优接待”、“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分电出使各国大臣，令其一体知悉”表明光绪帝主动变革，推动觐见礼仪体系化、规范化。尽管总理衙门大臣限于儒家思想、在觐见礼仪体系制定中畏手畏脚，但是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礼制束缚，积极向西方外交礼仪靠拢，还是值得肯定的。

光绪皇帝在亲政的九年多时间里，在外国公使觐见礼仪方面屡次加以变革。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西方外交礼仪靠拢的努力，积极适应与外国交往的客观需要。

外交礼节与国家外交政策紧密相关，因而不是一种个人行为，更不应该是个人随意变革的。光绪皇帝在接见外使时的不少行为，诸如佩戴法国宝星、用汉语答话等，并未与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商议。虽是无关宏旨的小事且在帝制时代无可诧异，但是却使总理衙门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利于清政府的整体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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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以公元纪年为主，所引部分史料仍为中国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国纪年用汉字表示。

[2]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J].历史研究，2002,(06):23-50+189.

[3] 尤淑君. 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M].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3.

[4] 评西友详论觐见事[N]. 申报，1873-7-23.

[5] 王彦威、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84）[Z].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33.

[6] 丁凤麟、王欣之编. 薛福成选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14.

[7]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Z]，北京：中华书局，1958：2806；清实录馆. 德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870-871；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附奏折·外交类（第59号），转自王开玺.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5.

[9] 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593.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外交·第一一二辑[Z]. 北京：中华书局，1996：161.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外交·第一一二辑[Z]. 北京：中华书局，1996：731.王开玺老师认为总理衙门并未撒谎，提出紫光阁确“非法定的接见外藩王公或贡使的地点”，参见王开玺.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587.

[12] 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卷八十四，第33-34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外交·第一一二辑[Z]. 北京：中华书局，1996：763.

[14]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466.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外交·第一一二辑[Z]. 北京：中华书局，1996：740.

[16]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511.

[17] [法]A.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7.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外交·第一一二辑[Z]. 北京：中华书局，1996：767.

[19] [法]A.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4.

[20] [法]A.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6.

[21] 陈义杰整理.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7:2749.

[22] [法]A.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6.

[23] [美]丁韪良. 花甲忆记[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5.

[24] 茅海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J].历史研究，2002,(06):23-50+189. 有关具体的觐见礼仪，以1897年日本新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递国书为例。总理衙门开出的礼节单称：“是日皇上御文华殿, 升宝座。恭亲王、庆亲王奕劻在东旁侍立。臣衙门堂官二人带领日本国使臣一员, 参随、翻译五员, 进文华门中门, 由甬路进入文华殿中门, 使臣一鞠躬, 向前数步,一鞠躬, 到龙柱间正立, 一鞠躬。使臣致词, 翻译译文, 各毕, 使臣向前至纳陛中阶, 捧书敬候, 亲王一人由左阶下, 接受国书, 由中阶上至案前, 将国书陈于案上。使臣一鞠躬, 皇上答以首肯,示收到国书之意。使臣退回龙柱间原立处, 亲王一人在案左跪听, 皇上以国语传谕慰问,亲王一人由左阶下至使臣站立处, 用汉语传宣。使臣听毕一鞠躬, 皇上答以首肯。臣衙门堂官带领使臣等后退数步, 一鞠躬, 退至殿左门, 一鞠躬。礼毕, 即带出殿左门, 走甬道, 由文华门东左门出。”参见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Z]. 北京：故宫博物院印，1932：2-3.

[25] 陈义杰整理.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7：3108.

[26] 陈义杰整理.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7：3109.

[27] 陈义杰整理.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7：3109.

[28] 陈义杰整理.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7：3109.

[29]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一册）[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157.

[30] 陈义杰整理.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7：3125.

[31]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转自茅海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J].历史研究，2002,(06):23-50+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