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读书乱成长记 <br>

一些我的同时代杰出人士回忆那个年代的读书情景，都说他们在wg时期中学停课了，但有时间偷着读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对他们的三观形成影响很大，多是一些大户人家被抄家后的书被封存在仓库里，他们偷出来读的。我没有那份运气。小时候跟着祖父母生活，是在劳动人民住宅区的大杂院，那里没有任何外国名著，没有古典诗词曲赋和元杂剧，谁家都没有书。我们课外的阅读经常就是老师组织读报纸，小孩们之间传看一些很少的小人书，有时街上有租书摊，花一分钱可以看一本。上中学后保定三中有个图书室可以借到一些书，但似乎借书的人很少。我和那个一口福建口音的图书管理员搭上了关系，他借给我书，让我写书评，贴在学校的玻璃阅读橱窗里，记得我满怀激情评论的那本书叫《新来的小石柱》，二十多年后才知道作者是著名的芮成钢的父亲。小石柱的大名是石成钢，这位年轻的中戏毕业生写完小说后有了儿子就起名芮成钢。原来在精明能干的芮成钢走进我们大办公室成为同事之前二十多年就已经在书里与他相遇了。
那时外国文学和古典、现代中国文学都被打上了“封资修”的标签，一律不许出版和借阅。能读的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学后期还读到了《青年近卫军》。这些就是我中学时代能读到的全部的外国文学。但最令我难忘的是语文老师偷偷借给我的一本写苏联中学生生活的小说《在我们班上》，1958年版。多年来一直怀念它，它似乎是真正启迪了我的文学作品。那本小说一点说教都没有，仅仅是讲述莫斯科的男校和女校同学的交往，暮色中滑冰、坐地铁、买面包，还有家庭生活，那是我能了解到的唯一的外国中学生的窗口，与我们七十年代中学里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很是令我羡慕和向往。多少年后我写了一本比它长五六倍的长篇小说，回眸我的七十年代小城市里蒙昧迷惘的中学生日子，里面还提到了这本苏联小说。四十多年后我终于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唯一的这一本，讲到童年的读书，我都会向大家展示这本书，它是一粒文学的种子，种在我心田，多少年后发芽开花，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现在重读，如同找到了四十多年前的知音，竟然还如同初见。足见少年时读到一本打动自己的书能存留一生的美好。

但七十年代还是读了一些当时少数能出版的作家写的作品，当然包括“唯一的作家”浩然的作品，无论内容如何，至少在文学叙述语言上还是有收获的，毕竟他也是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基层作家，功底还是有的，冀中一带的农民方言运用得纯熟自如。记忆最清晰的是一本广西的工农兵作家们一本小说集《南疆木棉红》，内容无外乎写阶级斗争，但那个书名和封面上一棵漂亮的木棉树吸引了我，令我向往温暖美丽的亚热带。还记得读那本书是在下着瓢泼大雨的时候，我坐在向阳街14号的那个广亮大门门洞里读的，大雨中对木棉花的想象十分美好。
到1977年10月突然宣布恢复高考，我正好高中要毕业，就以在校生得身份参加了高考，幸运地靠薄弱的文化底子进了离我二里地远的省大学，而且是从字母开始学习英语专业，感觉自己真的是个文盲读大学。这才开始一边学英语，一边读英国文学，同时开始恶补中外文学。不知道莎士比亚，不知道狄更斯，不知道托尔斯泰，甚至连安徒生童话都没读过，是在英文课上读了安徒生童话，根据作者的名字Andersen的发音，还跟别人说读的是安德森的童话，遭到耻笑，方知中文里一直叫安徒生。
命运似乎无比怜爱我，给我特殊的补偿。首先是在1981年上大四时我们新来的美国教授给我们讲授英国现代派文学时详细讲解了劳伦斯的作品，那个时候劳伦斯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圈子里几乎都是鲜为人知的，只在苏联学者的《英国文学史》里简单提到，还是贴上了“颓废作家”的标签，因此国内没有人研究他，甚至在好几年内研究劳伦斯还是心照不宣的部分禁区，要冒着拿不到学位、发不出论文的危险。我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就在1982年选择研究劳伦斯了。这意味着我是在这个领域最早的开拓者，是从零开始。在这个领域里大家都没有基础，谈不上谁是权威，起点都一样，即使是教授也是从零开始。而且因为我有二年多的时间作为研究生专门研读他的作品，我应该说是在起点上起跑早于他人。这样，我的研究既有风险也有优势。因此在劳伦斯翻译和研究领域我一直没有放弃，多年下来的积累足以让我颇有成就感。
还有一个补偿就是，命运竟然让我在成年之后接触了国际安徒生奖历年获奖作家为国际儿童图书节写的献词，我将它们都翻译出来，还把历年的安徒生奖得主的获奖致辞也翻译出来，都结集出版了。半个世纪中最优秀的各国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作品，翻译起来就是一个补外国童话课程的过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西方文学的二大基础就是《圣经》和童话，通过在翻译中学习，是最好的补课，也因此它让我感到我一直在成长中，因为我还在补西方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