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诗选：这样的书不做，我还做什么？
▍按：今天是2015年的第一期微信，微信君下午抵达北京来出差，正坐在床上编写这一段小导言。作为新一年的第一期微信，应该来点有情怀的内容，但“情怀”这个东西一弄不好大概就会弄巧成拙了吧。不过，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篇很不错的短文。作者是我们的年轻编辑顾真，他责编了年底在各种好书榜上频频出现的《奥登诗选：1927-1947》。
顾真正式来社的时间不长，但如果从学徒期（实习）开始的话，他和译文社的缘分也要有差不多四年了。在这篇短文中，顾真回顾了自己和奥登这套书相遇的缘起，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感想，从两位认真的译者马鸣谦老师和蔡海燕老师以及担任编校工作的王家新老师那里所获得的“认真”。而这份认真，就体现在他这真诚的文字当中。戳文末“阅读原文”，可以看策划本套“奥登文集”的黄昱宁老师的文章：《“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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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奥登
W.H.Auden
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奥登的作品数量巨大，主题多样，技巧高超，身后亦备受推崇，其独特风格对后辈作家影响深远。
『二十世纪英语界的大诗人奥登，其诗作得到汉译者杰出的“演奏”，大量的注释和深刻扎实的译序使这本诗集成为完美的译著。』
--黄子平
2014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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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登的阴影下
文：顾真 《奥登诗选：1927-1947》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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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作家写作犹如演员演戏，心里总住着个“模范读者（观众）”，作者的每一处经营，都能得到他完美的回应。身为读者，能在情感上智力上纤毫不漏地理解作者，想想都是快意的事，尤其当你读的又是诗，这一最接近文学本质的形式。不过若你面对的是W.H.奥登，这样一种作者/读者的关系就不见得理想了。“太亲热，太含糊”，简直可疑。这头格里格森（Geoffrey Grigson）笔下的“庞然怪物”，用他承续的辉煌传统和强悍的个人才能，一次次，与其说是打动，不如说是震撼我们。
去年四月踏进译文社大门前，我就满心期待着要跟大作家们“喝上一杯”——当时正好在书店里看到一套“Coffee with...”系列（有海明威、米开朗基罗、柏拉图等等），满脑子的小布尔乔亚想象。没想到担任责编的第一本书尚未问世，厚厚一沓《奥登诗选：1927—1947》打印稿就交到了我手上。第一反应，惊喜。因为说起来，跟这套五卷本“奥登文集”的缘分早在2011年就开始了。那个夏天我在黄昱宁老师手下当pageboy，看的正是文集的第一本：《战地行纪》。同样的作者，同样的译者审校者，时隔两年，书梦依旧。
不过等我看完译稿第一部分，才发现情势不妙，再续前缘并不如预料中那样轻松浪漫。奥登还是那个奥登，这点毋庸置疑。但写《战地行纪》的奥登和写诗的奥登，并不是同一个声音同一副面庞。更自我，更复杂，语调中的力量更强，投下的阴影更巨大。我就在奥登遮云蔽日的阴影下，看完了这部书稿。
有些作家似乎生来痴迷工具书，在书房一角里荡思八荒，游神万古。约翰·厄普代克说起《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来，感叹“不可一日无此君”；金斯利·艾米斯是出了名的词典癖，终于久病成医写了本《国王英语》（The King’s English）。奥登迷上的是名声大到无以复加的《牛津大词典》（OED），当年尚在牛津求学的诗人连说话都要使用在词典里看到的冷僻字眼。他生生翻烂这部巨著的故事已被人讲述过多次。于是医学（“神游症”、“交替支配”，《关注》）、哲学（“消极摄入”，《生日贺词》）、科学史（“前技术时期”，《致拜伦勋爵的信》）、生物学（“中心体”，《新年书简》）乃至竞技比赛（“冰壶”，《流亡者》）的术语纷纷出现在他的诗中，更不用说英语之外的各种古今语言（有些词甚至很可能是生造的，比如《间谍》一诗中的“Greenhearth”）。这些都让奥登的很多诗在意象纷繁的同时意义含混，给阅读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试图全凭自己过去的阅读经验去理解奥登，看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当然，阅读奥登，“吃力”或许是必然的。杨周翰先生早在1944年就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奥登——诗坛的顽童》，文中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读奥登的方法：“奥登的游戏态度是了解他的诗的一把钥匙。”这样一种“顽皮”，不仅没有滑入“儿戏”的危险，更坚定地立足于“儿戏”的对立面。尼采说：“所谓变得成熟就是恢复你儿童时代玩耍时的那种严肃感。”奥登这位最成熟的“顽童”，正是用游戏的态度，造就了一场知识的狂欢。
在一首诗中嵌进太多意象是否会阻碍表达，甚至冲散意义？奥登在他为《便携希腊读本》（The Portable Greek Reader）撰写的导读中作了回答：“文明的理想状态是最大数量的不同活动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尽量消弭其中的'紧张关系’（strain）。”所以他的每首诗作，不论长短，仿佛都自成一个世界。且不说句子与句子间的遥相呼应，那些蛰居在作品各个角落里的人物、地点、书名和历史事件，一经点亮，便会此起彼伏地指向背后更庞大的系统。在诸如《致拜伦勋爵的信》《新年书简》这些较长篇幅的诗作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在看稿的过程中，我一边感到应接不暇、顾此失彼，一边不禁感叹译者马鸣谦先生、蔡海燕女士和审校者王家新先生所下的苦功。我几乎可以看见他们孜孜矻矻坐在书桌前攻克一个个难关的身影，那些看似繁琐却必不可少的注解，帮助我更好地接近了奥登——至少是看到了他身后扬起的尘土。
奥登曾说过“靠诗句的耕耘奉献/将诅咒变成一座葡萄园”，奥登也说过“语言……崇拜时间”。他用他的诗歌语言，穿透时间、空间，以谦逊而大气的姿态叫我们心折骨惊。原本素不相识的几个人在奥登的诗句里浮沉，水流时急时缓，甚或有浪头拍过，我们抓紧同一块木板，把酒言欢。努力用英语写作，布罗茨基说，就是为了取悦奥登的影子。我很喜欢这种说法。
在约半年的稿件处理过程中，我与两位译者多次就译文交换过意见。也许在具体的翻译细节上，有时会无法达成一致，但有一点是我们的共识：即便成书后，译文也需要不停地修订和完善。“我相信做什么事首先要认真”，这是上次碰头时鸣谦先生说的。他和海燕女士确实都是坐得住的人。踏实、自信，更乐意听取中肯的意见。诗集出版后，各界关心者众多，有些读者对误译和不妥之处提出了批评，两位译者整理后发来了好几条修改意见。这些意见会在诗集重印时体现出来。奥登说他写诗纯然是出于爱，写文章则不然，受人委托，为稻粱谋。我觉得这句话用到做书上也是对的。记得书刚出来时，黄昱宁老师感叹道：“一桩心愿了了一半。代价高昂，没可能挣钱。但这样的书不做，我还做什么？”我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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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诗选：1927-1947
（奥登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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