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筑史学家郭黛姮教授：今天，我们怎样读懂圆明园的文化价值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持续数日。在圆明园罹难160周年之际，著名建筑史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84岁的郭黛姮先生在人文清华讲坛以《重返圆明园》为题，带领观众走进利用数字技术复原的虚拟世界，领略圆明园全盛时期的风采。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84岁的郭黛姮先生在演讲中。（图片由人文清华讲坛提供）
『圆明园是怎样被“复原”的』
160年前，圆明园被大火焚毁。我们先来看一看被外国侵略者烧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园林。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圆明园的西洋楼景区。圆明三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组成，统称圆明园。西洋楼景区在长春园的北部。乾隆十二年时，乾隆想建造一组带有喷泉的外国园林，于是下旨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进行设计。
首先设计的是谐奇趣，完成于乾隆十六年。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谐奇趣许多遗存的石构件，前面有个小湖。谐奇趣原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从当年的铜版画中大体能看出，它中间是一幢三层楼建筑，旁边有一些连廊环绕，前面有2个小的二层亭子。
后来我们在故宫博物院找到了样式房（清代皇家建筑样式的专门设计机构）所绘的平面图。但它的立面是什么样？我们又找到了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奥尔末在1873年拍的老照片。
在寻找老照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摄影师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这里的装潢……五彩缤纷，如彩虹般绚烂……映入你眼中的是装饰物丰富而动人的色彩，浸润在北京湛蓝色的天空里。随着观者移动的脚步和太阳的光影不停变幻，建筑物白色大理石的映衬让它们格外醒目，倒映在前方的湖面上，如同幻影……观者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
摄影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感呢？为了找到线索，我们和圆明园管理处商量，进库房去看看。在库房里，我们找到了一些琉璃构件残片，上面带有中式花纹或西洋花纹。我们当场拍了照，拿回来比对后发现，原来，彩色玻璃被装饰在建筑的各个地方，比如有的作为女儿墙的栏杆，有的是腰线的线角，还有墙上镶嵌的花纹装饰。这真的太有意思了，没想到谐奇趣上贴了这么多彩色的琉璃，怪不得像“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那样神奇。
西洋楼景区另一座规模较大的遗址是海晏堂，大家熟悉的十二生肖喷泉就在这里。十二兽首的喷泉是一组水力钟，但是这组建筑到底是怎样构成的？海晏堂的喷泉又是从哪里给水的？
海晏堂坐西朝东，堂前为生肖池，堂后有蓄水楼。我们首先按照老照片和铜版画复原了建筑的样子，包括琉璃的装饰，但是做完以后还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供水的。蓄水楼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大土台，原来在土台上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在样式房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写着“东水车房”、“西水车房”，那么水车房的水又是怎么通到喷泉的？这让我们回想起来，在复原谐奇趣时看到过一张图，上面画了水车房所在位置，还用红色的线标注了给水管。原来，水是通过地下管道引到喷泉的。后来经探查，发现西洋楼景区地下确实有水管。前年发掘出一部分，是铜水管，历经近300年仍然保存完好。
海晏堂蓄水楼的水车房里还曾经安装了一个很特殊的机械装置。经多方查证，我们对水车房动力装置进行了复原。其实，它是由水平放置的齿轮，在毛驴的牵引下带动竖向齿轮，利用传动装置，使三个凸齿轮不间断地转动，带动提水斗，将水注入蓄水楼的水池。
『大多数游客只逛了2%的景区』
西洋楼景区一共留下了10组建筑残迹，很多游客从南门走进圆明园，逛一遍西洋楼，就以为是逛完了圆明园。其实西洋楼景区在圆明园所占的比例很小，只占全园总面积的2%。圆明园真正的核心部分，恰恰是许多游客所忽略的。
要全面了解圆明园，就要从圆明园的造园说起。
圆明园建于康熙四十六年，本来是四皇子胤祯（后来的雍正）的赐园，建在康熙所在的畅春园的北侧。胤祯在做皇子时很低调，并没有大张旗鼓地造园。他登基后听风水师说这块地很好，西北高，象征昆仑山，东南低，象征东海，很像中国的版图，于是他决定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它扩建成皇家园林。
在园林的核心区域，设计了由9个小岛围成的九州清晏，寓意“天下有九州”。同时，他还希望将来的统治能够天下太平，万方安和，所以造了万字形的房子。
雍正皇帝在紫禁城守孝3年期间，发谕旨修葺圆明园。首先添建了园南的朝政建筑，以便在园中听政。宫门、大殿一个个相继造起来，大体形成了前朝后寝的格局。大宫门、正大光明是前朝部门，勤政亲贤是他日常理政的场所，九州清晏是他的寝宫区，也是圆明园的核心区域。
乾隆帝即位后，在圆明园东侧建了长春园，后来又先后并入绮春园、熙春园和春熙院，形成“圆明五园”。
雍正和乾隆奠定了圆明园的基础，嘉庆对绮春园的整合起了重要作用，道光、咸丰则对圆明园进行了少量的不同程度的改建、添建。所以，现在的圆明园其实有不同年代的遗址。
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都一直把圆明园当作治国理政的场所，因此圆明园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紫禁城。我的学生曾到故宫查过《起居注》，发现这5位皇帝住圆明园的时间都比住紫禁城长，住得最多的是道光皇帝，他每年有近300天都住在圆明园，最后还在圆明园去世。
乾隆时期，圆明园的营建最为繁忙，经过乾隆的经营，圆明园的建设基本定型。乾隆三年，乾隆皇帝下旨让宫廷画家沈源、孙祜把圆明园中的所有景物画出来，《圆明园四十景》图于乾隆九年完成。《圆明园四十景》的原本是绢本画，目前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走的。
嘉庆年间，春熙院被赐给了公主。道光年间，熙春园又被赐给了亲王。于是，形成了如今圆明三园的格局。
『圆明园里哪种景观最多』
圆明园里，哪种景观最多？大家可能想不到，最多的竟然是农业景观，其次是书院、书楼、书屋，再次是宗教建筑。
农业景观如杏花春馆、田字房、北远山村等，在雍正时期就有。乾隆年间又在杏花春馆添建了春雨轩等。
乾隆比较重视文化，所以建了许多书院、书楼、书屋。比较有名的有汇芳书院、碧桐书院等。圆明园里有一座书楼仿的是宁波天一阁的建筑样式，为六开间的房子，这在中国古建筑里很少见。圆明园还有许多书屋，在皇帝的寝宫里有书屋，在佛寺里有书屋，皇子读书的地方更不能少了书屋，共有20几处，随时可以看书。
文源阁是圆明园里的藏书楼，藏有《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九年兴建。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7部，分别建阁贮之，这7座藏书楼被称为“四库七阁”。“北四阁”为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南三阁”是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圆明园内的宗教建筑，设计各有特色。慈云普护这组宗教建筑，里面供了各种神像、佛像，不拘一格。西洋楼景区的方外观，是乾隆专为香妃建的清真寺。圆明园里不仅有喇嘛教的佛寺，还有关帝庙。
还有一些代表仙境的特殊建筑。比如蓬岛瑶台，仿海上三神山所建，由3个小岛组成。雍正建了蓬岛瑶台后，乾隆又建了方壶胜境。乾隆曾经这样写道：“却笑秦皇求海上，仙壶原即在人间。”长春园的海岳开襟，也是表现仙境的建筑。
乾隆曾六下江南，他把江南的好景物也搬到了圆明园。长春园中仿南京瞻园建成的如园、仿扬州曲园建成的鉴园、仿苏州狮子林建成的圆明园狮子林，都给圆明园带来了无限的江南风光。
『“万园之园”影响欧洲』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其名声后来通过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等人给朋友的信被传到了欧洲。
1743年11月1日，王致诚在写给巴黎友人达索的信中说：“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园中的建筑造型，其美无与伦比……建筑与山石、花木之间的巧妙结合……景色之多不能一目看尽……一切都趣味高雅……可以长时间地游赏。”他不仅一一记录了园中所见景物，还生动描绘了皇帝在圆明园的生活，例如皇帝春节在圆明园中逛买卖街的情景。
他的信件在1747年被汇编入《耶稣会士书信集》，于1749年在法国出版，轰动了欧洲。1752年，他的《中国第一园林特写》英译本出版。王致诚的书影响很大，使欧洲上层的许多达官贵人对圆明园非常青睐，纷纷仿造类似圆明园的中国园林。由此，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在乾隆年间开始走向世界。
当时的英国皇室建筑师钱伯斯也非常推崇中国园林艺术。钱伯斯曾经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工作过好几年，到过中国3次。1757年，他在《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在《东方造园艺术泛论》一书中，他又写道：“没有任何国家在园林结构物的壮丽和数量上与中国相当……王致诚神父告诉我们，圆明园———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其中有）400座楼阁，全部建筑如此不同。”他把自己看到的中国园林画成图印在这本书里。
英法等欧洲国家争相仿造的中国园林中，有的造得似是而非，有些则模仿得有点像。因为中国皇家园林里有那么多农业景观，所以法国的凡尔赛宫里也出现了小特里阿农农舍这样的农业景观。
有一个传教士曾经把《圆明园四十景》图带回了欧洲，但是他带的不是绢本画，而是一个木刻版。1774-1789年，法国的勒胡士出版了《新潮园林详解》，这套建筑师用书差不多有十卷，第四卷中的15、16册以圆明园为题介绍中国园林，将《圆明园四十景》图完全收录，并以沈源、孙祜所绘木刻版为蓝本，用铜版画重新摹写了一遍，只是在每个景点里都加了天鹅和帆船。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建筑对欧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正如美国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指出的，“中国园林是欧洲浪漫主义的起源之一，它推动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
『让人感叹古人的想象力』
从圆明园的园林建筑中，我们发现它其实反映了中国人超乎现实的特别的想象力。因此，法国大文豪雨果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
在我看来，中国古人确实是特别有想象力，他们能够冲破各种束缚不断发展和创新。在中国建筑史上，就留下了许多超乎人类想象的奇迹。
古人修桥很有意思。泉州的洛阳桥是一座跨海的大桥，那个地方特别难修桥，因为地下都是沙，桥基立不住。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任泉州太守时，发现牡蛎粘在海船上很结实，于是发明了著名的“蛎房固基法”。往江中沉了很多大石块，形成一道石堤，在石头上砌一层一层的桥墩，再在桥基和桥墩上养殖牡蛎，用这种纯天然的办法来加固桥墩。古人没有起重机、吊车，桥墩砌完以后，怎么把桥梁架上去？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把石头开采后放到木排上，木排放到河边，顺着水漂下来，等涨潮后，水超过桥墩时，再把梁放到桥墩上。这样的“浮运架桥法”，很有想象力。
赵州桥的桥很长，搭在河床上时，伸展的两端开了小窗，这样发洪水时，水流也可以从两旁的小窗流走，一下子就分散了水流对桥的压力，使桥更结实耐用。像这种敞肩券的拱桥，中国人早就想出来了，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早了600年。
研究中国的建筑史，许多地方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不仅仅是某个建筑物的形状和构造，而是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因此，与实体的园林相比，圆明园的文化价值更值得重视。
当年，我们跟随梁思成先生研究《营造法式》，发现《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人，他把工料定额的管理手册变成一本技术制度的书，用来指导设计和施工。一般来说，古人编书先看看古代文献有什么东西，然后把文献拿来集成一下，可是李诫找来全国各地的工匠，给他讲各种营造技术，一共总结出3000多条技术，最后经他考究后挑出来300多条。像他这样的创作，在当时也是一种超前的做法，与他以前的官员很不一样。
而且，这本书的特点是“有定法而无定式”：告诉你方法，但是，你不是遵循我给你的“法”就算了，你要在这个“法”的条件下自己发挥，而不必受法式的拘谨。
回顾中国建筑史，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很多营养。中国古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取得了了不起的领先世界的成就。了解古人的想象力，为现代建设提供借鉴，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