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华，女，1947年出生于赤峰市五道街。“文革”时在赤峰二中高二（1）班读书；1977年考入辽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赤峰学院，为心理学副教授，兼任师资科科长、心理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曾先后两次获得自治区政府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退休后寓居北京。
五中街南北两侧大都是几经改造的大杂院和单位的家属院，如五金公司大院、糖业烟酒公司大院、法院家属院、京剧团家属院等。我家住的院落是这趟街上为数不多的老式四合院：黄大门，有门洞，影壁墙也是有的，只是后来嫌碍事给拆了。一条由石头铺就的小道直通正房我家的门口。院子里一共住着陈、刘、宋、辛四姓人家，其他三姓人分住在另外两间正房和西厢房中。院内的东侧中间有一口井，角落有一公厕。这个院落在更多的时候演绎的是女人和孩子们的世界。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隔壁的刘叔因经济问题好多年羁押在监，宋叔是水利工程师大多数时间工作在乡下，辛叔性格内向木讷，在家不主事，在外不多事。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母亲和三个婶婶想当然是这台“戏”的主角，每天由她们奏响这锅碗瓢盆交响曲。四家共有孩子同辈的八个，隔辈的还有三个。在孩子们中除了后来住进来的四哥，我长其他的孩子们许多。平日，大人们只管孩子们的吃饱穿暖。作为孩子们的大姐我会为大人们分担许多：给男孩子洗脸，给女孩子梳头；带他们一起上学，领着他们做游戏，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读故事；冬天带他们堆雪人，夏天为他们洗澡。一种责任的自然形成，一是来自大人们的信任，二是来自作为独生女我对手足之情的向往。只要我在家里我的身前身后总围着这些异姓的弟弟和妹妹。我自然也很受用被他们呼来唤去的这种依附。院子本来就不大，后来又增建了鸡舍、鸭舍，人活动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特别是到了炎热的夏季，所有的门窗都打开以后几乎不再有各家的私密空间。从各个房间里传出来的声音，散发出来的气味，映射出来的灯光，不仅让你知道另外几家人一日三餐吃的什么，也让你或多或少地知道她们在经历着什么。没有太多私密的几家人，感情上也自然近了许多，甚至还有了共同的分担与分享。文革的大串联让我和家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断了联系，那个春节，全院的人过得都没有心情。婶婶们还告诉我，我不在家的那段时间，只要她们见到外地来赤峰的学生，她们便会想到我。于是会给外地来的学生以特别的关照和帮助，以这样的方式为行走在串联路上的我以平安祈祷和祝福。我读初二的那个暑假，一天，弟弟妹妹们跑到我的跟前告诉我：我随她们一起来到大门外，来找我的是我同班的一个男同学，平时我和他没有任何交往，只知道他已被破格征兵入伍，近几日就要和其他新兵一起开赴呼市。我看到他手中拿着东西，女孩的敏感让我意识到后面将要发生什么，既恐怖又害羞，没等他说话，我就跑回去了。紧接着妹妹弟弟们也尾随我进了屋。“谁让你们收他的东西的？送回去！”我气急败坏地训斥他们。不谙世事的弟弟妹妹们，不顾我的感受，竟翻看起那些东西来。“你们看！本子里还夹着照片呢！”他们有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我不愿意弟弟妹妹知道更多的细节，无奈将东西拿到自己的手中，舒缓了一下心情，叮嘱他们：“这件事你们谁都不要说，好吗？”，他们都认真地点了头。可是他们一走进自家的门，便把这事迫不及待地说给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对于这一厢情愿的“早恋”事件，婶婶们还是给了很多的关注。以后每当再有女同学来找我，婶婶们便会围着人家问东问西：“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吗？”因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做别人家的上门女婿。“他妈妈厉害吗？”因为只有善良温和的婆婆才不至于让自家的姑娘嫁过去受气。不一而足，婶婶们和妈妈一起为我这位大姑娘的未来担忧操心着。这样的日子让我们会忽略彼此的姓氏，像一家人那样不设防而又随便。当然也有例外，每年的大年初一，几家人都要非常正式地赶在头一拨儿拜年祝福。梳洗更换新衣是不能少的，见面的鞠躬作揖也是不能少的，拜年的吉祥话那就更不能少了！即使是两小时之前彼此才分的手。这是不是就是当今年轻人热衷的“仪式感”呢！父亲过世后，诸多不得已的原因，我搬离了故居与老屋。又过了一些年，母亲也离开了我。再一打听同院的长辈们只剩下了宋婶儿，她也年过九十。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她的电话号码，多次尝试终于拨通。当宋婶儿听清了打电话的人是我，从电话的那一头传出她沙哑哽咽的声音;在大杂院中，很突出个人地位和影响的那便是张家大院了。（待写）鸭子河胡同还住着一回回大户，这家的掌门人便是赤峰街的社会名流李云祥，他也是赤峰回族中的头面人物，据说还是一位抗日志士和新文化的传播者，解放后出任赤峰市政协副主席一职。此人仪表堂堂，高贵儒雅。由于经常出入场面，穿着非常考究。他是五中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权贵，偶尔从街上走过，都会招来许多好奇而又仰慕的眼光。赤峰的清真女寺没有南寺和北寺的名气大，也不具有这两寺的规模与设置。一扇普通黑大门把它深藏在五中街路北9号院内。而8号院就是我家住的四合院，与女寺只有一墙之隔。多数情况下女寺都是大门紧闭，第一次得以窥视，才发现里面还有一道门。这两道大门屏蔽了所有异教徒的视线。如此森严，更加激起墙那边我的好奇心。终有一日，因为父亲想喝更干净的水，让我走进了女寺的大门。我们住的院内，有一口挖掘的井，因为在里面发现了脏物，心理上就很难再接纳这个井的水。在回族朋友那里，到底是父亲面子大，已记不起最后经由谁出的面进行了通融，父亲告诉我可以去女寺打水，因为女寺里有“洋井”。神秘的肃穆之地，让人平添了几分敬畏。我轻轻地叩响了那扇门，不见动静，待了好久都不见有人来。我不得不加重了敲门的力量，这力量也驱赶着自己心里的忐忑，终于听到脚步声。随着“吱”的一声，门慢慢地被打开：我不得不低下头来看这位开门人，不知是先天还是后天患病所致，瘦小的她身体严重佝偻，从她费劲抬起的脸上我分明看到她非汉族血统的相貌特征，马上让我联想到外国童话故事中某个老妇人的形象。见到我挑着一副水桶，看寺人没有特别的表情，也没有特别的问话，便放我进去，并用手指了指洋井所在的地方。抬头望去，不大的院子竟长了半人高的草。这里的荒芜幽静与一墙之外的嘈杂喧闹瞬间颠覆了我的真实感，叫人难以想象。最多不超过十间的房屋和普通住房没什么两样，正房是诵经的地方，而西厢房是洗浴室。之前父亲有叮嘱，不能破坏人家的规矩或添更多的麻烦。没见过世面的我每次去担水，都会刻意地做出夸张的表现：深深地低着头进去，再深深地低着头出来，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楚，此时在寺内除了看寺人，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我进入这里是否被监视？这小院令人突兀的环境和奇特的看寺人，让我在短短的时间内仿佛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结束了去女寺取水的日子，还会想起深居在女寺中的那个老妇人，除了对她孤苦无依的一种恻隐之情，还会萌生出许多的疑问：她从哪里来？除了女寺她还有家吗？怎么没听说她有家人？神秘的女寺逐渐被公开始于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之间的墙坍塌了一段，也无人去修。这样在8号院内的人随时都可以看见女穆斯林出出进进。除了斋日，每当要参加本教人的红白喜事，她们都要到寺里来净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让女寺打开了最后一道门。为了不玷污这个圣洁的宗教之地，人们首先想到在这里办成一个幼儿园。再后来，一群普通的居民住了进去，不过搬进去住的都是回族人家。从此，赤峰再无女寺，那个神秘的看寺人也不知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