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罗新：历史学者需要三大美德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要经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别把你写的东西看得多么神圣、多么重要、多么不可动摇。
这句话，来自于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
罗新，湖北随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从大都到上都》《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等。
他是当代中国历史学者里，比较为公众熟知的一位，时常参与到各类社会议题当中。
2019年5月，他的历史学术随笔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出版，引起了许多人关注。他在书中提出的，历史学家应具有三种美德，更为人称道。
时至今日，在豆瓣上，这本书仍排在「热门中国史图书TOP10」榜单的第五位。而与之并列的。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家作品：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还有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等。
然而，对罗新而言，更加在意的，或许是自己的书能与恩师田余庆先生的名作《东晋门阀政治》处于同一榜单。
毕竟，他曾说：
我猜想，如果没有碰到田先生，我的人生会非常不同——我不敢说更好或更糟，但肯定会非常不同。
01
踏上历史学者之路
罗新是俗称的「三北人」，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学就读。
但他本科所学的并非历史，而是文学。
与众多文学专业的学生一样，罗新那时候想当作家，业余时间爱看小说，看驳杂的文史社科书目。用罗新的话来说，他那时候也读历史，正史、笔记都读，但没感觉历史书与小说有什么区别，似乎都是在看故事。
不过，托北大课程设置的福，中文系、图书馆系与历史系的通史课在一起上，罗新由此认识了——田先生还没有登场，先出场的是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祝总斌先生。
祝总斌，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祝先生课讲得好，罗新对历史的兴趣日益浓厚，生发了到历史系读硕士的念头，于是他给祝先生写了一封信，询问对方研究生招什么方向。
祝先生回信说，他跟田余庆先生一起招生，魏晋南北朝方向。
罗新尚处于听说过田先生的大名，可不知道究竟是谁的阶段。不过，既然祝先生说招魏晋南北朝，罗新也没多管田先生是谁，就下定决心报考魏晋南北朝。
研究生入学后，罗新终于见到了田先生，不过见面频率并不高，一年只有那么一两次。经常与他交流的，仍是祝先生。
田余庆，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
图片来源：搜狐
他几乎每周都与祝先生一起，一边在祝先生家读《资治通鉴》，一边上制度史的课程。
此时，罗新才明白，历史与文学的不同。读历史书不是在书里找故事看，而是要发现一些背后的东西。祝先生的史学史、法制史、官制史等课，都令罗新受益匪浅。
祝先生另一处感染罗新的地方，是如何对待学生。
有着「菩萨心肠」的祝先生，总为学生着想。一些如果在田先生及其他标准严格的老师那里，不会招、不能毕业、可能被中途淘汰的学生，祝先生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他会觉得学生只要是想学习、真心愿意学习，那么就要想办法给予帮助。
这种性格与态度，对罗新影响很大。
不过，等到研究生三年级，准备写硕士论文时，田先生希望指导罗新，另一位同学则跟随祝先生。就此，罗新与祝先生的交流慢慢减少，而与田先生的接触开始增多。
罗新硕士期间，读了田先生的一些论文和《东晋门阀政治》，开始崇拜田先生。据他自己说，他的硕士论文起初就是模仿田先生的风格撰写的。
《东晋门阀政治》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
但如田先生所言「泥我者死」，每一个田先生的学生都想学习他的写作风格，却没有一个成功的。罗新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选择了放弃，转而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写自己的东西。
罗新说，田先生对他的影响，除了学术写作外，更多的是对待学术与人生的态度。
田先生送给他的《尚书·洪范》中，有「有猷有为有守」六个字，意为有理想、有作为、有坚守，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中行」，有所为，有所不为。
罗新从田先生那里，及自己日后的经历中，深刻领会了这一点。
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他在日后提出的，历史学者应具有的三种美德。
02
为什么需要美德？
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这是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书中，提出的历史学者的三种美德。
乍一看好像有些令人诧异，三点中没有一点与通常认为的历史学者最应「求真」有关。
然而，罗新提出，求真并非美德，而是本性。没有任何人会在讲述历史时表示他在编造历史，所有人使用历史时都深信或至少宣称，历史是真实的。
当然，肯定会有人对此表示反对。不过，这大概是由于人们对一个隐含问题的定义不同，那就是：什么是历史？
罗新给出的答案是：
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
……
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
「历史」与「过去」并不等同。
过去是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唯一而确定无疑的，可历史不是。
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和诠释。虽然讲述时，理应遵循真实的过去，忠于事实，但讲述出来的历史终究与过去不再相同。复杂的过去，无数方向与无数线索，会被简化成历史的有限方向和有限线索，无数个体被简化为少数精英，人群中出现了主要人物，目的与意义也随之诞生。
不过，「历史」并不是终点，「历史学」位居其后。
从过去中选择原料、组织模型并生产历史，这些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力活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生成、演变、发展和应用的过程进行考察的学科，是历史学，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是历史学者。
所以，对历史学者来讲，「求真」是一切的根基，它并非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本性，几乎可以等同于历史学本身。
罗新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斋学者。2016年夏天，53岁的他花了15天时间，从北京健德门一路徒步走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并将沿途的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撰写了《从大都到上都》一书。图为罗新（左一）在024县级公路上。
图片来源：搜狐
但你可能会问，即便求真不是历史学者的美德，那么批判、怀疑和想象力为什么是？
答案并不复杂。罗新认为，这三点关乎历史学家的职责。
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什么？
是对历史本身进行考察，确保历史知识的准确无误，适当使用而非滥用或错用历史，以保证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
事实上，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并不都是正确的，伪史、被篡改的历史、被错用的历史，时常出现在人们面前。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总是会出于当下需要，选择和组织素材，赋予目的和意义，将「唯一的过去」改写为「多种历史」。而这些历史知识，从古至今积累起来，形成了海量的知识库。
面对这些旧有的历史知识库，不能像有的历史学者那样，直接拿来用，而是要保持必要的批判和怀疑。
已有历史中，毫无疑问包含着大量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是可以被戳穿，正本清源的，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而难以证明或证伪。
这时，怀疑与批判的美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帮助历史哲学勇于揭破那些可以证伪的神话、创造新知，并对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神话保持警惕。
通过讲座授课的罗新。
图片来源：团结香港基金
英国学者阿诺德（John H. Arnold）在《历史之源》中曾表示：历史是一个过程，一种论辩。
这与罗新的态度基本相同，他也说：
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史料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客观、透明而无辜的，它们都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作者因某种目的写下的，因而历史学者需要借助批判和怀疑的品德来质疑陈说，提出论辩，试着拨开迷雾。
而在批判与怀疑外，想象力是另一必不可少的美德。有一句流行语说：
你在历史书上随手划的一句话，有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这就是一种想象。通过历史，人们在想象中体会前人的经历。
历史学者更是如此。他们抵达过往，研究很多古人的一生，想象他们的一生，观察他们，通过研究他们的经历，认识到某些共有的东西，增进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想象力举足轻重。
更重要的是，这种想象力可以影响到当下和未来。
罗新讲过一个相关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他刚在北大教书时，担任新生班主任，给本班同学创办的杂志《南山石》投了一篇稿件，名为《梦见昌平园落雪》。
文章主要谈的是，这个冬天会不会下雪，以及下不下雪与我们的主观努力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一主题看似有点不靠谱，毕竟下不下雪是自然气候，好像跟人的主观努力无关。
然而，罗新说，人可以做什么呢？去年、前年和再之前的年份，同时期是否下过雪，当然有助于人们预测今年是否会下雪，但这些历史不能决定现在。人更无法决定下不下雪，但起码可以有立场、有期望、有偏向。
这样期望是有意义的，因为人们是否期待下雪，意味着人们是否参与到促成下雪的过程之中。他写道：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是的，关于未来。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更是肩负着沉重的责任，是为了确保社会能走向期待中的未来，而回到过去，看清人们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从而为现在走到未来的道路，提供借鉴。
为此，历史学者的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