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骁·寝宫内的座钟——灯下读史
古代历史上出过两个最有名的皇帝,一为隋炀帝,一为唐太宗。对于隋唐盛世来说,这是两个永远绕不过去的名字
细细剖析,两个皇帝的出身经历还真十分相似:同是出身于豪门贵族的人中麟凤,在家中排行皆为老二,都是跨越了挡路在前面的长兄而登上帝座,而且又都是抢班夺权取代了父王的位置。更巧的是,人生终点也是不谋而合地一致,两个皇帝都死于五十岁。
人生道路的起点不相上下,而且就父亲创造的条件和时代安排的机会而言,隋炀帝更优于唐太宗。然而唐太宗是以德才兼备、政绩卓著而成为千古一帝,隋炀帝却因骄横跋扈、天怒人怨则沦为千古罪人。
两个历史巨人的差距在哪里?对此史家早有评说。不过就一个胸无点墨的行外人看来,差距就在二者寝宫内摆放的两口钟——唐太宗摆的是警钟,而隋炀帝摆的是丧钟。
其实历史上背负着数不清骂名的隋炀帝,并非一个昏庸无能、毫无建树的皇帝。他碰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且遭他谋害的父皇给他安排好了一切条件,既为他准备了广袤的国土、充盈的国库和强盛的国力,又很早就着意培养他,并让他做了一次率军南下去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性表演。
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随着皇位年复一年地坐下去,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越来越重了。为了炫耀武功,他不顾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三次发兵进攻高丽,致使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王朝摇摇欲坠。醉生梦死的隋炀帝,对外面的情况是雾里看花,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掩耳盗铃的言行,毕竟只能自欺欺人,江河日下的形势已经不允许隋炀帝停留在北方了,于是他准备弃洛阳逃江都(今扬州)。即使处于山雨欲来、风声鹤唳的险境,这个出风头成癖的皇帝仍念念不忘令江都造龙舟送到洛阳。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从东都去江都,对他来说,第三次“南游”已不复是逍遥游,龙舟已经驶进了人生的死海。
大业十四年(618年),他即位的第十四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阁裴虔通等发动兵变,煽动军士攻入江都宫。隋炀帝换装潜逃,被捕获后,在叛军面前承认有罪于天下,要求饮毒酒自尽。遭叛军拒绝后,为免刀伤,隋炀帝自解巾带,终被勒死,时年五十岁。
天理昭彰,恶有恶报,对隋炀帝的报应姗姗来迟,但终于来了。十余年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这个被《隋书》称为“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的天下罪人,终于恶贯满盈,被历史判处了死刑。
摆在隋炀帝寝宫的是一口丧钟,铭刻着肆意妄为、独断专行八个大字。隋炀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大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三个人私下议论他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错误:当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带着随从前来朝见,他下令修建了一个足以容纳几千人的大帐篷来迎接他们,未免过分豪奢;他迷恋音乐和杂技,有沉溺享乐的倾向。有人遂向隋炀帝打了小报告,令他勃然大怒,即以诽谤朝政之罪诛杀大臣。
自此他刻意绕开正常的官员任免程序,任用一群级别很低的官员参与决策,建立了一个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小集团。这批亲信缺乏政治背景和远见,深知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意,一切听任皇帝指挥,使隋炀帝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导致隋朝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
当陈朝降臣虞世基被隋炀帝任命为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后,他受宠若惊,惟命是从。隋炀帝在位末期,各地汇报起义军情况的消息不断传来,虞世基接到奏报后一律加以修改,把坏消息统统删掉。一次由于虞世基疏忽,让隋炀帝在一份奏报中看到,黄河以北有几十万起义军投降了朝廷。隋炀帝就问虞世基:一次就有几十万人投降,天下有这么多人造反吗?虞世基轻描淡写地说:老鼠再多,又何必担心呢?轻轻地把这件事掩盖了过去。
在深知帝心左卫大将军、许国公宇文述怂恿下,隋炀帝决意乘龙舟前往江都。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前去规劝,欲加以阻止,于是触犯了龙颜而遭禁闭。一个不怕死的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当天就被杖杀于朝堂之上。另有一个从九品官员、奉信郎崔民象拦驾,忠言启奏,隋炀帝闻言怒火中烧,下令“先解其颐(下巴),然后斩之!”当队伍行至汜水关,又一个从九品奉信郎王爱仁,上表请求皇帝回西京大兴,隋炀帝当即手起刀落,将他斩杀。
挡驾上书的三人皆为小官,但却无一高官胆敢上前阻拦。除了小吏,还竟有一些“爱国”的布衣草民拦驾劝阻,史书说隋炀帝“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这些不知趣的人更是被一一“又斩之”。
从不可一世到遗臭万年,隋炀帝是一切祸国殃民统治者值得一照的镜子。
挂在唐太宗寝宫也有一口钟,但那时一口警钟,铭刻着八个大字:民可覆舟、从谏如流。
专制残暴、为所欲为的统治者虽然能横行一时,却因终究不得人心而激起天怒人怨,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保安措施又是如此警备森严的国君,曾几何时也落到了国亡家破、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由于在后来又亲历了推翻隋朝的战争,使唐太宗更从隋朝短短37年盛衰兴亡的历史事实中,深刻地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威力。
唐太宗在其登基伊始,就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了一番富有哲理的话:“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盘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人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引起赋税加重,从而坑害民众。当民众遭受苦难,国家就处于危殆,而国亡则人君丧。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使唐朝得以长治久安,唐太宗下决心彻底治理这个满目疮痍的新生国家,给饱受暴政、酷刑和战乱祸害的苍生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唐太宗在位时间23年,只稍多于康熙或乾隆执政时间的三分之一,然而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强国,唐朝和世界的交往也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
为君之道的精髓,离不开对两个“关系”的处理:一是君民关系,二是君臣关系。历代帝王对这两个关系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欲知者更少。唐太宗是个例外,他很重视这一问题,并经常与朝臣以此为题进行谈论。
在唐太宗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位谏臣魏徵,魏徵几乎像一座日夜摆动的自鸣钟,不断地“嘀答,嘀答”作响,絮絮叨叨地忠告着唐太宗——千万不要轻视人民!用威风、愤怒或刑罚来恫吓、镇压人民,或许能使人民一时忍气吞声,表面上表现得恭敬顺从,但是在内心却并不服气,甚至是充满仇视。民愤不在大小,可怕的是失去民心。“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用腐朽的缰绳来驾驭飞奔的马车,其危险性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把一批像魏徵那样的谏臣置于身边,是唐太宗的聪明或英明之处,这又涉及到他看待和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对于君臣关系,唐太宗又有一比,这是他对大臣萧瑀说的一番话。他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良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给弓工看,工说,均非好弓。我问何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斜,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因此他感慨地说:“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坦言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承认自己不是完美无缺,足以说明了唐太宗为什么具有从谏如流的胸襟和容纳异己的肚量。
善于纳谏,从谏如流,是作为帝王的唐太宗最突出的特点。他曾询问魏徵,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答,深得唐太宗的赞同。唐太宗告诫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构,对于有不便行使的诏书、敕令,官吏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例行文书的事,那么谁都能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构的官呢?
警钟和丧钟,使两个皇帝的命运犹如天渊之别。三游江都把隋炀帝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在寻欢作乐的江都宫死于非命,而隋朝也在兴盛之年猝亡,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朝代。贞观之治则让唐太宗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寿终正寝后的千余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实际上由他所创立的唐朝,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的一页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