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人生》补记（十）参加纪念孔子2565周年大会
2014年9月24日至28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隆重召开。24-27日，会议地址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酒店。
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下面这张照片，是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中的一个镜头，是我的同学许立人看完新闻联播之后，连夜作了截图，用微信发给我的。这次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参加，包括世界顶级的汉学专家，可以说盛会空前。身临其境，我深切地感受到，祖国是我们的根，只有祖国发展强大起来，中华文化才能更快更广泛地走向世界，中国人才能在世界面前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享有更多的话语权。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脚踏实地，尽心尽力地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
28日，会议地址在曲阜。上午，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参加了孔子研究院的有关活动。下午，参观了孔府、孔林。“天若有情天亦老”，祭孔大典举行之时，纷纷细雨从天空飘落下来，更增添了几分悲壮和哀思之情。这张照片，正是人们身着雨衣，冒雨祭祀这位古圣先贤的场景。
依照大会确定的主题及论文参考题目，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试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以下论文要点在分组讨论时进行了交流。
今年，是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经过千百年的传承、积淀、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道德与法都是治理国家、调节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是科学理性从外部强行规范人们行为的产物；德是人文精神从人的自身修养出发自觉规范人们行为的产物。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基本的社会控制模式，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共同贡献于人类的文明，贡献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
下面，我将以中国文化为例，阐释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一、德治与法治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德治思想起源于西周。范文澜先生说，商是“尊神文化”，周是“尊礼文化”。这个礼的实质，就是周朝的德治思想。周公提出“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强调天意不能脱离人意，统治者的地位主要靠德行来维持。强调德治的治国理念，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激发了人们道德意识的觉醒。
德治思想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占有突出位置，其要义是用道德教化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孟子提出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学说，把德治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并非截然对立。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把“礼”与“法”当作治国安邦的两大根本手段。
二、德治与法治的人性根源
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把人性作为研究道德与法的逻辑起点。中国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认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二是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三是人性无善无恶论，以告子为代表，认为“生之谓性”，人性无所谓善与恶。四是人性既善又恶论。以扬雄为代表，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四种观点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其次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融合法家观点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使之成为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唐律疏议》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句话，将这一治理模式做了简明的概括。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总结出“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历史教训。董仲舒在国策上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人性论上提出性三品说。杨雄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的观点，认为人性具有善恶两种因素，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经过后天的熏染和学习，发展善的因素则成为善人，发展恶的因素则成为恶人。这是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思想的发挥。这些观点，为汉代日渐成熟起来的“阳儒阴法”治国方略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阳儒”，就是公开倡导儒家思想，实行德治，教化人心，以使人性中善的因素得到弘扬；“阴法”，就是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推行并依靠法家的法治，以维护其专制统治。“阳儒阴法”的治国方略，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制度。
三、德治与法治的优劣比较
综观人类的文明史，人性既有善、又有恶的判断才符合人的实际。道德的基本功能在于劝善，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恶。二者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天然地具有互补性。抓住互补性这一关键，就抓住了认识和把握德治与法治辩证关系的切入点。
德治着眼于弘扬人性中善的因素，认为教化是使人弃恶扬善，强基固本的基本途径。从个人角度看，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赖于道德水准的提高。从社会角度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德治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
人性中恶的因素是不可能单靠教化解决的，法治就是为了抑制和惩处人性中恶的因素，维护和增强人性中善的因素所发明的一种社会机制。惩恶扬善，正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法律对于公民而言，是外部力量对个体进行的刚性约束；对于社会而言，它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律的强制力也具有天然的缺陷。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法律的产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法治建设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法治的运行和法律的实施都要靠社会道德的支撑，法治的完善也离不开道德制约。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道德重在教育尚未违法犯罪的人；法律能惩“贪”，道德能养“廉”。法律的规则是有限的，不可能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问题需要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要靠法制，也要靠教育来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品行和文化素质。无限夸大法律惩处的作用，或者无限夸大道德教化的作用，都是要不得的。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四、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中把握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也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创造性转换。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继承了法家思想精华，又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依法治国必须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而我们今天讲的“以德治国”，同样是在汲取儒家德治思想精华，摒弃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糟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社会主义“德治”。
法律的创制和运作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立法要注意法律的道义基础，根据客观实际，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的规范中。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也要借助于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道德是法律的支撑，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把遵纪守法作为公民最基本的要求提出来。而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对于那些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和现象，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立法时予以适当规范。针对一个时期以来“醉酒驾驶”给群众生命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和伤害，人大修法使“醉驾入刑”，这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严重违背社会公德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最根本的，依然是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体公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和自觉守法的法治环境的有力支撑；是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使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得以顺利推进的有力支撑。
2014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发表，在总论部分，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一项重大原则。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我的论文观点完全符合上述精神。
会议之后，29日至10月2日，我和爱人、女儿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