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龙顺成
接着说鲁班馆胡同的典故。
从前的鲁班馆胡同因为与鞭子巷四条相交而分成南北两段。胡同的北段主要是住家，老北京式的四合院儿。南段则以工商户为主，有的前店后场，有的前铺后家。沿街是一水的店面铺面，做营生。南段接着晓市大街，东晓市有著名的“鬼市”，靠近大名鼎鼎的天坛，天不亮就人头涌动，生意买卖兴隆，天亮了反而云淡风轻，不紧不松。
在北段住家的四合院群落中，有一座供奉鲁班的庙宇，叫做鲁班庙。
如今已荡然无存的这鲁班庙面阔三间。三启山门居中是一座拱形门，左右分别是一个侧门。对照着庙内正殿一座，左右两侧各一座佩殿。正殿的正中央，端坐着红袍加身的鲁班爷，慈眉善目，黑髯飘飘。
传说中的鲁班，是古时候建筑行当八大主要工序八大作的祖师爷。哪八大作？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搭材作、裱糊作。八大作协调配合做什么？盖房屋。老话的斯文说法，叫做营造。
这鲁班庙，就是当年聚集在皇城根儿的手工匠作艺人凑份子集资修建的。鲁班庙既是敬奉祖师爷的香火缭绕之地，同时也是同业行会议事磋商的会馆。鲁班庙山门前有一座供往来同业落脚的院落，院落内一溜儿的平房，有二十多间。这个院落，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鲁班馆。
说到这里，大概就容易听明白这鲁班馆是怎么一个去处了：这是京城当地以及南来北往的能工巧匠们在此敬奉祖师爷鲁班的临时落脚和切磋手艺交流技术的地方，好比当年遍布京城的各地会馆与同乡会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鲁班馆，就是匠作祖师爷鲁班的徒子徒孙的会所。
既然是鲁班门下的会所，自然的就会有些匠作人特别的安排，用以前的说法，叫做别具匠心。比如说：方向与方位。
常见的庙宇与会馆，大方向基本是坐北朝南，这是风水，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这鲁班庙的方向却是与众不同地转了一个弯儿：坐西朝东。呵呵，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门见山东方红。
这一不同寻常的格局安排，据说是与鲁班师傅专司的建筑与营造行当有关。传统的阴阳八卦风水说，把四面八方的八方，分成乾、坤、坎、离、震、艮、巽、兑。鲁班庙朝向的正东属“震”位，震属木。鲁班师傅开门见木，合情合理，顺风顺水。
这鲁班馆胡同，就是因为这鲁班庙得的名。
因为鲁班庙是这么一个去处，自然的在这鲁班馆胡同里，就以鲁班师傅的徒子徒孙的营生为主业。最多的就是经营木器家具生意的店铺，有新做的，也有修旧的，鲁班馆胡同南段，几乎都是木工家具作坊。前店后场，前铺后家，在手工业盛行的前清民国，作坊就是工场。那时候，还没有新派的工厂一说专门做家具。因为木作店铺成行成市，所以渐渐地也就把这鲁班馆胡同南段以及相交的晓市大街一带给泛泛称呼成鲁班馆，省略了后缀的胡同二字。
王世襄先生当年经常出没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去处。
到处都是家具，新的，老的，全的，残的，修好的，待修的，站着的，趴下的，成型的，散架的，撑开的，扎捆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整一个木作的大观园。
襄老著述中不止一次提到的晓市大街，就是这么一个木作集散地。北京市档案馆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一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工商局颁发的第12708号营业证：
兹据傅佩卿申请在十二区晓市大街门牌七十一号开设龙顺成字号经营桌椅木器业，经审查合格准予营业。此证。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龙顺成。
公元1949年北平城和平解放以前（那时候还叫北平，建国以后才改回原来的名字北京），来鲁班馆一带光顾的买主中有不少外国人。外国人在当年并不多见，还是比较稀罕的一类。这些外国人往往有中国人领着，牵线搭桥。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国家具的著作《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的作者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先生，当年就常常在中国助手杨耀先生的引领下来鲁班馆一带看家具，买家具。艾克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北平辅仁大学的西洋文学教授，因为酷爱中国传统家具工艺与造型艺术，隔三岔五地跑鲁班馆，结果成为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中国家具的开拓者。艾克教授当年的中国助手杨耀先生，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大家，后面还会提到，而且与龙顺成有不少的渊源。
历史里往往有不少这样的无心插柳。来中国教授西洋文学课程的艾克，业余时间研究老家具，1944年出了一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从此名垂青史。后来成为明式家具一代宗师泰斗的王世襄先生，本业也是文学。分别来自东方西方，这两个学文科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跑偏了把心思用到名不见经传的手工业家具制作方面。
苍天有眼。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人士，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洋政府时代的北京。1938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同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来到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四川宜宾李庄担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在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梁思成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古代建筑知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经梁思成先生与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推荐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伪敌方劫夺的中国文物。1946年底担任国民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中国文物事宜，归国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襄先生担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在三反五反打经济老虎的全国运动中因为抗战胜利后代表前朝国民政府追讨文物的经历蒙受不白之冤，被拘留审查了整整十个月，每日带着手铐脚镣反反复复地交代历史问题，后经查明无实质问题于1952年底被开释，按说既然是查清楚了无罪开释，原本该各就各位，接着回原单位继续点卯吧，可当年的行政主管上级单位文物局竟然将原本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王世襄除名，勒令其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原本职业生涯一帆风顺的意气书生王世襄，开始把逛鲁班馆淘老旧家具，当成了自己在蹉跎岁月的主要生活内容。
鲁班馆所在的南城，是皇城根儿地面儿上出了名的穷乡僻壤。住房简陋破败，生活条件十分清苦。好比老上海的棚户区闸北，下只角，用现在的洋派新词儿，叫做贫民窟。在解放后的火红年代，改天换地的新说法叫做劳动人民的聚居之地。
老北京的地面之分原本讲究“南穷北富，西贵东贫”，指的是达官显贵富庶人家往往都是居住在北京城西或者城北。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北京的南城地区还是因为缺少央企，缺少部委，缺少军队而在城市发展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五六十年前的北京南城地区有两条臭气熏天的脏水沟，一条是金鱼池；另一条则名震中外，是上了文学泰斗老舍先生妙笔生花大作的龙须沟。无巧不成书，这龙须沟，还真的离鲁班馆相去不远。老北京的南城地区，最穷的就是住在龙须沟一带的，都是靠卖力气和耍手艺养家糊口的人。老龙顺成的营生铺面所在是晓市大街71号，这是做店面买卖的地方；老龙顺成的作坊工场所在地，就是金鱼池2号。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班馆胡同，主要聚集着传统手工业的木匠，瓦匠，油漆匠，铜匠，皮匠，鞋匠，磨刀剪的，染布的，拉车的，做小买卖的，摇煤球的，三教九流的下九流，乃至不入流的，基本上在这个地方都有一号。
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修造木作木器家具的木匠。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蒙受着不白之冤被迫离开了故宫博物院的王世襄先生，政治落魄，职业失意，生活拮据，就这么选择了整日里在鲁班馆胡同里浮浮沉沉，与各式各样的老旧家具为伍，与各显神通的各路木工匠人为伍。
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一段曾经的蹉跎岁月，耄耋之年的王世襄老人有这样一番的轻描淡写：
“我就捡破烂儿啊。我父亲也说了：
'你在我这儿白住白吃，已经是占很大的便宜了。你要是再买玩意儿，我可管不了你’。
这他都说了话的，因为做这个没底儿，你今天买了，明天还买，所以我老伴儿也是新衣服都舍不得做，一切从俭。可是我买来的都是什么破桌子，烂板凳儿—我认识东西—我把它们修理了。真的贵的好的东西，我还是买不起。不过我会成天骑着自行车满处跑，满处钻，别人看不到的，我能把它挖出来。比方说上宝坻县，什么时候去呢？春节放假去，小店里住着，没火，炕上没枕头，拿两只鞋，鞋底儿对鞋底儿搁在炕沿儿上当枕头。那时候精力也充沛，很有意思，很好玩儿。”
这种“好玩儿”的岁月一转眼就是整整十个春秋。一直到1962年，扣在脑门子上的那顶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了去，兴奋不已的王世襄如久旱逢甘霖，忘情之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头顶草帽，身披坎肩儿，骑着那辆随着他风霜雪雨钻了无数次鲁班馆胡同的自行车，直奔一位患难之交的住家，大声地喊：“我解放了”。
这位患难之交，叫做李永芳，龙顺成的第三代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