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刊文：12名学者展望世界形势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题为《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的文章，邀请12位国际政治学者预测“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形势。这些学者认为，世界秩序受疫情影响正在浮现新的轮廓，各国只有正确理解并直面挑战，才能更好把握未来，摆脱疫情取得后续发展机遇。相关学者观点综述如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领导力发出强烈呼唤。这场危机已成为一系列全球治理复杂问题的代表，暴露出当前国际体系的脆弱性，也凸显出世界对多边主义解决方案的迫切需要，这种方案需要由可以胜任的领导者来驱动。约翰·艾伦认为，要解决当前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复苏等问题，就必须巩固国际秩序，而不是削弱国际秩序。在疫情防控问题上，尽管科学终将拯救世界，但缺乏领导力就没有团结抗疫进而取胜的希望。
“新美国”组织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洛特认为，各主体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证明，美国政府并非全球事务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企业、大学等其他机构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些机构在合作创立疫苗与疫情防控联盟、疫苗研制与生产分发、病毒研究成果共享、防疫和治疗策略制定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斯洛特还强调，此次疫情造成的全球贫富差距加速扩大令人震惊，疫情已导致世界范围内成百万人死亡，对工薪族及小企业带来经济灾难，但金融市场的损失却微乎其微。这种差距似乎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科学作家兼专栏作家劳里·加勒特认为，由于难以在短期内大量推广疫苗，新冠疫情将继续改变全球化态势及制造业格局。加勒特称，大多数企业和政府未来都将重新调整自身供应链，减少对单一国家供应的依赖，建立更多库存以防患于未然。它们将改变对全球化进程的预期，不再像此前一样更多寻求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转而更加重视对不确定性及“黑天鹅”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外，新冠疫情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财政困难，也在为全球医疗和人道主义机构带来严峻挑战。此外，疫情的长期影响之一可能是削弱世界应对下一次疫情的抵抗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凯硕认为，东亚、东南亚新冠疫情死亡率低于西方国家，其背后体现的叙事就是（治理）能力正从西方转移至东方。马凯硕认为，西方也曾以治理能力强大而闻名，但疫情显示出其已经陷入自满。东亚、东南亚之所以能够实现疫情的有效防控，一个关键变量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且民众清楚必须保持警惕并遵守纪律。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做出的反应极为有力；东亚经济体的快速恢复也反映出其高效的经济管理能力。马凯硕提到，未来寻找“亚洲世纪”的起点时，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将新冠疫情视为亚洲治理能力重新崛起的重要时刻。
美国外交学会副会长、高级研究员香农·K·奥尼尔认为，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形态不会由贸易、投资、病毒传播来塑造，而会受地缘政治和政府行动主义影响，逐渐形成新的局面。奥尼尔表示，目前全球面临疫后经济复苏难题，各国政府正加紧运用一切政策工具提振国家经济。但尽管市场需要政府出手解决其无法自行处理的问题，所有国家行动却都在暗示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经济领域的国家行动可能导致国家间分歧加剧、供应链割裂、全球创新和增长受到抑制。与疫情相比，国家行动主义很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加持久的挑战。各国应以明智方式实施经济干预，维护并鼓励竞争与开放。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M·沃尔特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权力“自西向东”转移，助长逆全球化，并降低了世界的开放、繁荣程度。同时，尽管疫情危机严重，但它并未终结传统地缘政治和国家对抗。大国竞争仍在加剧，一些焦点地区的流血事件也并未结束。疫情之下，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尽管疫情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但只要防控到位，其走向平息的趋势就不会逆转，这也意味着这场疫情不足以定义今天的时代，反而是气候变化、核扩散、大国竞争等其他挑战更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哈斯认为，新冠疫情不会从根本上重塑国际关系，未来回顾此刻，人们更有可能将这场疫情视为一个单一事件，而不是一个转折点。
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防务政策室研究主任科里·沙克认为，疫情带来的最重大转变发生在经济领域，这一变化也将对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沙克提到，由于疫情带来经济供应链调整、经济震荡等实质影响，公共卫生在国家安全中的权重上升，这将使国际间疫情防控合作得到加强，也会推动政府预算从国防向公共卫生领域的转移。此外，由于疫情之下经济不平等加剧，各国也会更加关注化解内部矛盾，扩大社会凝聚力，从而巩固自身经济基础。包括北约在内的安全联盟也可能承担起经济目标，如为供应链安全可靠提供保障等。
布鲁金斯学会印度分部研究员、原印度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认为，全世界浪费了2020年的机遇，未能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共同应对危机和复兴多边主义。相反，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向一个个孤立“气泡”继续分化。这种分化虽然最终不太会成真，但其过程将限制经济增长，令所有人面临陷入贫困风险。梅农提及，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应对疫情表现来看，这场危机还显示出世界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缺陷，当前国际社会尚难以处理包括气候变化、流行病、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和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诸多全球重要议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认为，中国有效实施疫情防控使其能够率先恢复经济，并加速向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过渡。中国周边的部分邻国也在较快摆脱疫情，使整个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未来尽管日本、韩国、东盟和澳大利亚仍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但却无法在经济上离开中国。美国、欧洲未来五年则将专注于疫后管理，修复疫情对自身经济、社会造成的损伤。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认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人类活动调整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态势。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或许会受到政府行动影响，一些供应链出现转型。但气候变化、疫情传播等生态层面的全球化，只能由物理和生物学定律决定。隔离墙和关税无法阻断这种跨国生态威胁，更没有哪个政府能够独立解决此类问题。各国必须基于自身与他国的权力关系来思考如何应对上述问题。约瑟夫·奈说：“我没想到在这点上会有如此多的国家不够称职，而且学习起来如此缓慢。”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G·约翰·伊肯伯里认为，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一年中，人们发现世界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并非民族主义、安全竞争以及战争等混乱问题，而是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在科学、技术、工业化等力量引发的世界深刻变革面前，人类处理相应社会问题总是显得磕磕绊绊。现代化的副作用已经令世界不堪重负。疫情戏剧性地发出提醒，人类尚未完全征服自然，也无法摆脱现代生活中日益增多的相互联系。同时，疫情还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化身博士”（即两面性）现象：现代世界正在不断赋能人类，在推动民生福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但同时也制造了巨大悲剧。疫情正与气候变化、核扩散等日益严重的生存威胁一道，将人类社会推入一个全球秩序之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既能实现现代化红利、又能防范其危险一面的方法。
编辑 | 李赛
审校 | 杨斯涵 冯灵逸
终审 | 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