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学运作品丨卖绳子

卖绳子

兰考位于河南省北部，属开封管辖。说起焦裕禄大家都知道，他是县委书记的榜样，这是我从初中课本上知道的。我去兰考做生意，当时是和爷爷、两个叔叔、大伯等人一起去的。去时我带了上百斤尼龙绳、还有鸡网。界首当地盛产尼龙绳，全国各地卖绳子的生意人大部分都是界首人。在当时，我们做卖绳子生意不是什么稀罕事。去兰考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带着绳子和一些盘缠就出发了。

到兰考后按照预先约定，我们很快找到了一家专门接待界首做绳子生意的客店。说是客店，其实就是一间有二十几个平方的筒子房，室内什么也没有，仅在地上铺一些稻草、麦秸之类的东西。铺盖、被子放在这些柴草上面，这个简陋的大地铺就是我们这些界首人的旅店了。去之前，这个地铺上已经住了二十多个人，加上我们五人差不多有三十人的样子，货物不放在这里，有一间房子专门盛放尼龙绳、自行车之类的东西。我们五个人挨着先前到来的人的地铺，重新加了个地铺，算是在这里安顿下来。一开始有些不太习惯，但几天下来就习以为常了。一天生意下来，大家陆陆续续回到这个大家庭，七嘴八舌交流，一天中各人经历的奇闻轶事，生意好坏，哪次绳子卖贵了，哪次碰到一个会讲价钱的人，结果绳子没有卖上价。这些有好、有坏的唠叨都会在睡觉前发泄出来。大家各自讲述一天中的经历。我不怎么爱讲话，总是以听居多。大伯是个直性子，天不怕、地不怕，碰到别人胡扯总会和别人抬上几句扛。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啥脾气，又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人和他计较。有时大家议论起一件事来，为了分个输赢，也互相抬扛、吵架，但都不是真吵、真抬，过后啥事都没有，谁也不会往心里去。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想想，三十来个人住一间房里，那个场景也真够壮观的，况且都是男人，男人的心思各不相同，出门在外，也不能要求别人有多高尚，讲个黄段子、谈谈女人，这都是男人之间正常的事情，何况是三十几个血性汉子呢？

当年我二十来岁，爷爷七十多岁，和这些人比起来，算是一老一少。这些生意人中以大黄那边李姓人居多，因为我奶奶的娘家是那边的，所以这些李姓生意人对我都很照顾，对爷爷也很尊敬。爷爷兄弟四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是我的亲爷爷，由于我父亲从小被过继给了三爷，所以爷爷也就成了二爷。我小时候，三爷经常抱着我看电影。上河工和人摔跤的都是三爷，其实二爷的身材比三爷还要高大，二爷是一个稳重不怎么爱说话的长者，在我的心目中，二爷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公一样，非常重情义，敢于仗义直言，好打抱不平，也乐于帮助别人，做人处事从不张扬，很谦虚，这一点和关二爷有点区别。《三国演义》中的关二爷很是傲气，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谁也瞧不起的样子。爷爷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人犯王法身无主，不犯王法谁怕谁？”从爷爷经常说的这句口头禅中也能看出爷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事待人风格。这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一定要遵纪守法，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不要逾越法律这道红线。一旦违法、犯罪，便会身不由己，身陷囹囫，任人摆布，自己的身子也由不得自己做主了。而后边一句“不犯王法谁怕谁”，不是说要与人争强好胜，逞强斗狠，而是说明爷爷有骨气，走得稳，行得正，身正不怕影子斜，任你强权、污吏，也绝不会向你低头求饶。生活中爷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晚辈都以爷爷为主心骨、为榜样，一言一行都向爷爷学习。爷爷关心晚辈，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一身正气。全村人不管男女老幼都知道爷爷为人，都很尊敬爷爷，爷爷一生中从不主张晚辈与人争斗，如果发现我们这些晚辈有违反者，绝不护短，总是先责罚我们，然后再询问具体原因，如果错在别人，也会宽容、谅解，息事宁人，不像某些糊涂的老年人，胡搅蛮缠、得理不饶人。在我们家庭中，我和爷爷性格相近，但缺少爷爷的胆识和力气，有时我也想学爷爷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爷爷有着1米8多的身架，坏人一看便害怕。我仅1.7米多一点，身材瘦小，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激情再怎么高涨，也不可能有张飞那样大喝一声，吓退曹丞相百万大军的豪气。

卖绳子是个辛苦活，尤其像爷爷这个年岁的人，每天天不亮要起床，然后开始整理货物。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县城里卖，哪里有集、有古会我们就去哪里。当时一个姓李的同乡手里有本当地的会谱，我们一般都是靠这本会谱，对行程进行安排。我们这几十个人往往会分成五、六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带队的，有留守县城的，其它几个小组分别由带队人领着，每天去一些不同的集镇，而有的集镇离县城差不多有六七十里地，光骑自行车便要好几个小时，所以有些赶远集的卖绳人往往天不亮便出发赶路，有的连早饭都顾不得吃。爷爷因为年龄大的缘故，一般都是根据他的自愿，以留守县城时居多，当然在县城卖绳子时生意上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不像我们这些赶远集的年轻人，运气好的话，一集下来卖个几百块钱是常有的事。当年我就随他赶过好多远集，像离兰考南、北有五、六十里路的曲兴、青堌集，都去了好多趟。

卖绳子也有技巧，有的人会卖，有的人不会卖。有个姓李的做生意非常精明，他和媳妇一起住在别的地方，不和我们一个院住，但他经常来我们这串门，彼此都很熟悉。每次赶集，他都比我们卖的钱多，别人都没在意，以为他在说谎，后来我仔细观察，发现果然如此。别人的绳子摊很少有人问津，而他的自行车旁边围满了七嘴八舌问价的人，乱哄哄的像吵架似的，场面很是令人羡慕。其实他的技巧说白了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抓住了农村人没主见、好从众的普遍心理，不管有没有人买，他只是不停地缠弄自己的绳子，让人乍看之下觉得他的生意很好，像忙不过来似的，别的人以为便宜，便会走过来问价购买，其他人看到有人在买，以为价格便宜，也会过来趁价购买，如此形成了良性循环，其实这个技巧早在河南巩县时我堂兄便会运用，并且非常凑效，屡试不爽。

当初就是这样，天不亮几十个人各奔东西，晚上便陆续返回住地，晚饭多数人都是在一个小饭馆里吃，这个小餐馆是一对老年夫妻经营的，价格很实惠，三块钱一大碗的面条足够一个人吃的，但我和二叔嫌卫生条件不好，都是在一对年轻人的餐馆里吃饭。其实，我们说是生意人，实际就跟要饭的差不多，每人只是吃碗面条，两个烧饼便足够了，基本不吃炒菜，只有在哪天生意特别好时才破例炒两个小菜，喝瓶啤酒或饮上一二两白酒。二叔有些酒量，人很豪爽，我们俩人在一起吃饭，以他掏钱居多，偶而我也掏一次，我们俩也没分那么清，吃饭从没有算过帐。晚饭后各人回到自己的地铺上，开始一天中最热闹的调侃，很多俏皮话都是在这期间学的。任你一介白面书生在这种环境中也会被磨炼得粗犷、豪放。也有一些人因言差语错发生争执，二叔就因为一件小事动手打了一位姓饶的老乡，当时这位姓饶的兄弟俩都在那住着，他人很精明，最爱说彩话。二叔性子傲，看他不顺眼，就想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结果动了手，后来他兄弟看他哥被打，想上前助阵，被另外两个叔叔拉住了，才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后来才知道，姓饶的生意人也和大黄的李姓人有亲戚，也是靠着这些李姓人去的兰考，过后他的这些李姓亲戚几次想找二叔的麻烦，二爷和我多次出面调和，此事后来也渐渐平息了。当然二爷事后批评了二叔，让他以后做事别那么冲动。

这次兰考之行，我记得很清楚，一共在那待了一个半月，那时妻子快要生了，我便准备回家。当时带去的绳子基本上卖完，有人虽然没卖完，但已经不全了，经过商量后，还是觉得一起回去的好。细算起来，在兰考45天里，除去吃、住及其他开支，我挣了150元钱，二爷挣了百十块钱，其它几位叔、伯挣了大约二百元左右吧。当时录音机在农村刚刚流行，为了让妻子高兴，我就用辛苦挣下来的150元钱又加上来时带的一些本钱，购买了一台260元的大录音机，有七八十公分长，里边放有磁带，两头有音响，放起来灯光一闪一闪的，煞是好看，这个录音机现在还在我家老屋子里放着呢！两个叔、伯分别买了两台旧的14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好像是一百多元吧！二爷一生喜欢饮酒，拳猜得也很好，但很有自制力，从来没喝醉过，不像某些人每次都喝得烂醉如泥。有人喝醉后会胡噘乱骂，发酒疯、打人，二爷和他们不一样，稳重、高尚、有德，他常说：“怕事别惹事，惹事不怕事”。这次兰考之行，二爷买了一把他喜欢的锡酒壶和几只锡酒盅子。我们一行五人仅有二叔没往家带东西，想必二叔家不需要这些东西吧。路上我们几人骑车时快时慢，有时骑累了就找个凉快地方歇一会再走，二爷虽然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一点也不逊色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是不紧不慢地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二叔性子傲，有时想和二爷比赛一下，但没过多久，二爷总是能赶上来，并且也看不出他有多累的样子。经过两天的骑行，终于在出发的第二天晚上回到了阔别一个半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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