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家之子到希特勒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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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罗伯特·格瓦特  译者：刘菲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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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公认的20世纪标志性大恶人之一，甚至在纳粹精英当中也是个骇人的角色。由对邪恶的痴迷所激发的数不清的电视纪录片，提供了有关其神秘生活的流行画面，而对于他1942年遭遇的刺杀，以及在对波希米亚利迪策村的复仇性毁灭中达到巅峰的前所未有的纳粹报复性暴力浪潮，也不乏耸人听闻的描述。“类人猿行动”—可能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惊人的特勤行动—的历史及其暴力后果，自1942年起就激发了大众的想象，为海因里希·曼的《利迪策》（1943）、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的《刽子手之死》（1943），以及最近赢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洛朗·比内的小说《刺杀盖世太保》（2010）提供了背景。

大众对海德里希持续的痴迷很容易解释。尽管他1942年6月于布拉格暴死的时候仅有三十八岁，但他在希特勒快速膨胀的帝国里已积攒了三个要职。第一，作为纳粹庞大的政治和刑事警察机构—该机构和强大的党卫军情报机构保安局于1939年并入帝国安全总部—的头目，海德里希统领着一支规模可观的盖世太保影子军队，以及对纳粹在本土和占领地的恐怖活动直接负责的保安局官员队伍。因此，他在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的行动期间，也负责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第二，在1941年9月，海德里希被希特勒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总督，这一职位让他成为这片前捷克领土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在其统治下的布拉格的八个月，以及他遇刺之后的余波，至今仍是捷克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并被人们所铭记。第三，在1941年，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授意海德里希去寻找并实施一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总体解决方案”。在1942年夏天之前，这项解决方案以对欧洲犹太人肆意、系统的屠杀而达到巅峰。有了这三个职位，海德里希在第三帝国复杂的权力体系中无疑扮演着一个中心的角色。

然而，尽管他对以纳粹德国名义犯下的一些最为严重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而且历史学家和大众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皆保持着兴趣，但在有关第三帝国的广博文学作品中，海德里希却一直是个被不可思议忽视了的、出奇模糊的形象。尽管已经出版了约四万种讲述纳粹德国历史的书，其中还包括了几项重要的关于其他像希姆莱、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阿道夫·艾希曼和维尔纳·贝斯特这样身居高位的党卫军官员的研究，但并没有严肃的学术传记来涵盖这位纳粹恐怖机关的关键人物的一生。对于这个令人惊诧的忽视，唯一的例外是什洛莫·阿隆森1967年的开创性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关于海德里希在盖世太保和保安局的早期所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这一角色于1936年党卫军全权接管了德国警察后就结束了。这篇论文是用德文写的，并且从来没有被翻译成英文。阿隆森的研究像是一口矿，满是关于海德里希早期生活的材料，而且不容后来研究该领域的历史学家所忽视。但他的研究并不是一部传记，其初衷也从来不是成为传记。

数位记者曾试图填补职业历史学家所留下的空缺。尽管这不是没有一点好处，尤其是在搜集战后海德里希的前党卫军同伴和儿时好友的证词方面，这些早期的海德里希的传记反映了一种现在看来已大体过时了的对纳粹领导人的理解，觉得他们要么是道德败坏的罪犯，要么就是反常理性的台面杀手（desk-killers）—这种解读是建立在战后来自纳粹受害者及前党卫军成员的证词之上。1937年至1939年间担任但泽自由市国际联盟高级专员的瑞士人卡尔·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于1935年夏在一次对纳粹集中营的检查访问期间见过海德里希。在其回忆录中，他广为人知地将海德里希描述为第三帝国的“年轻又邪恶的死神”。前党卫军下属的战后回忆也同样不敢恭维。海德里希多年的副手贝斯特博士则把他的特征概括为“纳粹领导人中最凶恶的性格”，被一种“完全不在乎他所屠杀的那些人的非人性”所驱使。希姆莱的个人副官卡尔·沃尔夫说海德里希是“魔鬼般的”，同时，帝国安全总部的部门头目当中最年轻的瓦尔特·舍伦贝格回忆说，他的前任老板是个有着肆虐野心的人，并“对别人的道德、人性、职业和政治上的弱点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敏锐感知”。“他非同一般的智力”，舍伦贝格强调说，“伴随着像食肉动物般时刻保持警惕的直觉”，他“在一群凶猛的狼当中，必须总要证明自己是最强的那只”。

海德里希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类似的来自前党卫军官员的战后证词。海德里希、希姆莱和希特勒已死，第三帝国也毁灭了，被盟军俘虏的贝斯特、沃尔夫、舍伦贝格和其他党卫军高级官员渴望洗清他们自己的责任，并“证明”他们只是因为领导太有权、太可怕，他们不得不服从，才执行了领导的命令。然而，他们对于海德里希的描述却和查尔斯·怀顿1962年的传记《海德里希：希特勒最邪恶的党羽》这样的书所激起的大众想象相符。怀顿通过解释海德里希的杀戮狂热而使得一个强大的传言延续了下去：这个传言声称他有犹太人的家庭背景，它始于海德里希的青春期早期，而且尽管他的家人再三反驳，这传言还是不断地在第三帝国期间和之后不断重现。1945年以后，这则传言又被威廉·霍特尔这样的前党卫军官员给培育起来。霍特尔在他的回忆录《秘密前线》（1950）中坚持道，海德里希要求他的手下移除他“犹太外祖母”的墓碑。其他人也加入了“揭露”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是个犹太人这个可能有利可图的潮流。希姆莱的芬兰按摩师菲利克斯·克斯滕也许是为了以有关党卫军领导人耸人听闻的揭秘来增加书的销量，他在自己极不可靠的回忆录当中坚称，希姆莱和希特勒二人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就了解海德里希的“黑暗秘密”，但选择为了政权利用这个“富有才华但也十分危险的男人”去做最肮脏的勾当。

怀顿不是唯一一个相信海德里希有犹太人血统这个传言的人。休·特雷弗—罗珀在他为克斯滕的回忆录所作的序中，“以其所具备的全部权威”确认海德里希是个犹太人—这个观点受到了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以及希特勒的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这样的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的支持。费斯特对海德里希简短的性格描述—像典型的费斯特，形式绝佳，但内容没有说服力—给关于海德里希据说是人格分裂的热门辩论又添了把火。费斯特重复了海德里希来自犹太家庭背景的传言，而且将他的行为归结为一种自我厌恶的反犹主义。海德里希是个由自我憎恨所驱使的、有精神分裂症的疯子，他想要证明他的价值，并成为一个“像鞭子一样的男人”；他以“魔鬼般的冷酷”运作着纳粹的恐怖机关，以达到成为“希特勒的继任者”的终极目标。

由于第二种具有影响力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形象的浮现，费斯特对于海德里希的个性描述遭到了质疑。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艾希曼待在他那玻璃亭子里的标志性照片捕获了这一形象。汉娜·阿伦特对那场庭审的著名描述和她那关于“平庸之恶”的隽语，塑造了公众在之后几十年当中对党卫军成员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官僚政治的“死亡技术官员”—坐在办公桌后异常理性的罪魁祸首—成了纳粹分子的主导形象。这些犯罪分子专注于他们的职责，接下分配给他们的行政任务，并“正确地”“一丝不苟地”去执行这些任务，却不觉得要为其后果负责。那时，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不再被看成回到了野蛮时代，而是现代官僚主义和灭绝人性的技术的巅峰，这个技术在奥斯维辛的匿名杀戮工厂得到了终极表达。大规模屠杀被展现成由专业人士—医生和律师、人口统计学家和农学家—进行的消毒过程，他们的行动建立在无关道德的看似理性的决定之上，这一决定源自种族优生学、地缘政治考虑和经济规划。

这样的形象强烈影响了另一部流行的海德里希传记，它最初于1977年出版，即贡瑟·德施纳的《追求绝对权力》。德施纳曾为保守派日报《世界报》写作，他正确地摒弃了怀顿和费斯特的以假心理学为依据的妖魔化。取而代之，他跟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趋势，将海德里希描述成一个对效率、成绩和绝对权力感兴趣的高级别技术官员的原型，对于这种人来说，纳粹的意识形态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实现野心的工具。德施纳表明，海德里希太聪明，他才不会拿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当真。

尽管海德里希是第三帝国冷血的“死亡行政官”这一流行看法在这些年大体上未受挑战，但这一形象所依赖的基本信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被狠狠地、真正地侵蚀了。首先，现在人们清楚了意识形态在党卫军高级官员身上起到了关键的激励作用，任何试图将他们说成病态局外人的尝试都是极其误导人的。如果硬要说什么，那只能说党卫军成员往往比他们同时代的普通德国人或是西欧人受过更多的教育。他们更多情况下是善于社交、有抱负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绝不是什么发了疯的、社会边缘的犯罪分子当中的少数极端分子。其次，现在人们普遍接受，最终导致大屠杀的决策过程经历了几个越来越激进的阶段。海德里希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有意识地策划大屠杀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被他的传记作家爱德华·卡利克所主张，而现在这一立场已不再站得住脚。尽管海德里希对发展纳粹德国的迫害政策起到了中心作用，但他只是在柏林和德国占领的欧洲形形色色的行为人当中的一个，这些人推动了越来越极端的排除手段，直至最终的大规模屠杀。纳粹德国所拥有的绝非一个平顺的等级独裁体制，而是一个“由多个派系统治的丛林”，包含了希特勒不正常地领导着的相互竞争的派系和国家机构。有权势的个体和利益集团，想要通过预期他们元首的命令来取悦他，在某些政策方面“累积的激进化”是作为他们之间紧张和冲突的结果而出现的。

在这个复杂的权力结构当中，个体出于五花八门的原因而为纳粹迫害和谋杀的政策做着贡献，从意识形态信仰和极端民族主义，到野心、贪婪、施虐狂、软弱，或者更现实的是上述若干种元素的组合。对于为海德里希写传记的人来说，过去十年间的修正主义论点提出了一整套的难题。如果大屠杀并非一场顺当展开、集中控制的种族灭绝，而且海德里希和希姆莱并非对这场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屠杀的方方面面都负有责任，那么他们究竟要对什么负有责任呢？像一些历史学家很正确地提出的那样，如果大屠杀仅仅是向着血腥地解构欧洲复杂的民族构成所迈出的第一步，那么海德里希在这些计划的发展和执行过程当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甚至，更基本的问题是，他是如何“成为”海德里希的？

本书所提供的答案修改了一些有关海德里希个人向纳粹主义转变，以及他以第三帝国名义所犯下的一些最糟糕罪行的旧有假设。他1904年出生于哈雷市的一个养尊处优的天主教家庭，家里人是职业音乐家。这样看来，海德里希走向大屠杀的道路一点都不直接。他的人生数次受到超出其控制范围的不可预见事件的影响。不仅如此，他的行为只有放到20世纪上半叶塑造了德国历史的知识、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大背景下才能够被完全解释。

受权刊发，选自《海德里希传：从音乐家之子到希特勒的刽子手》，本文为该书引言，[德]罗伯特·格瓦特 著，刘菲莺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

海德里希是他那一代人既典型又不典型的代表。和所谓的“战争青年一代”一样，他也体验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深度破裂和创伤经历，也就是说，海德里希在少年时期切身体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几年波涛汹涌的改革动荡、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衰落。这些经历使得他和其他许多德国人更易倾向于极端民族主义，然而，整个20世纪20年代，海德里希在政治上并不活跃，而且还因为不够民族主义而遭到他的海军军官同伴们的排斥。他早期生活的转折点是在1931年的春天，当时他因为毁了婚约并在此后对军事荣誉法院的傲慢行为而被从军队遣散。他在大萧条最剧烈的时候被遣散，这和他第一次与他未来的妻子莉娜·冯·奥斯滕相见的时间大致重合。莉娜在那时就已经效忠于纳粹，并说服他去希姆莱的规模虽小却很精良的党卫军中申请一个职位。

直至此时，海德里希的生活都可能走向一个大不相同的方向，并且，实际上刚开始他并不具备多少他后来作为盖世太保和保安局头目这个角色的显著资质。对他日后发展至关重要的，是他1931年之后在党卫军内部的经历和个人遭遇，尤其是他和希姆莱的紧密关系。换句话说，导致海德里希激进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沉浸在一个由年轻且常常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所组成的政治环境当中，他们靠着将假想中的内部敌人从德国清理掉这样暴力的字眼而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又拒绝中产阶级的道德常规，觉得它是软弱的、过时的，且对确保德国国家的重生是不适宜的。

然而，他虽然沉溺在这个满是忠心耿耿的政治极端分子的暴力世界里，但这一点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海德里希能崭露头角，并成为可以说是纳粹领导层当中最为激进的人物。我们将会提出，至少他后来过激的原因之一，是他早期缺乏纳粹的资历。海德里希早期的人生有着一些不足之处，最为显著的是持续不断的有关他的犹太祖先的传言，以及他相对较晚才转变为纳粹，其中，犹太祖先的传言导致了让他丢脸的1932年纳粹党对他的调查。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并给他的上级希姆莱留下印象，海德里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模范纳粹。他接受了希姆莱世界观里的主要信条，以及党卫军理想中的男子气概、高超运动技能和军事素养，并进一步将它们变得更加激进。海德里希甚至篡改了他早期生活的经历以支撑他的纳粹资格。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参与了右翼激进自由军团的作战，但他充其量也只是在最低限度上参与了1918年之后的准军事活动。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曾是哈雷市众多反犹主义团体的一员，而他后来却声称自己曾属于这样的组织。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海德里希已经成功地将他自己改造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最极端支持者之一，并通过严格、日益广泛的迫害政策来执行这一意识形态。他坚定地相信，要想实现希特勒的乌托邦社会就必须无情地、暴力地排除那些被认为是对德国社会有危险的元素，而这项任务最好是由作为希特勒意志执行者的党卫军来实施。只有将所有异己的、病态的和不怀好意的人从德国社会中清除，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才能崭露头角，对抗帝国死敌苏联的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才能取胜。海德里希设想中的“清洗”的意思，在1933年至1942年间将会剧烈地改变。这部分是因为要应对超乎他掌控的情况，部分是由与日俱增的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所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这种幻想，即打击德国真正的或是假想中的帝国内外之敌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机会已经到来，支配了许多高级党卫军、政策制定者和人口工程师。1939年，在战争爆发以前，大规模灭绝犹太人在海德里希看来甚至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期间，他关于该问题的看法激进化了。战时的兽性，对失败了的驱逐计划的懊恼，来自东欧占领区的当地德国行政官员的压力，以及由意识形态所驱使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心，共同导致了海德里希认为系统的大屠杀既是可行的，也是理想的情形。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晚期以来海德里希就负有直接责任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战时计划的一部分。在德国国防军对苏联的胜利之后，这个计划旨在通过驱逐、重新安置和谋杀上百万东欧人来重新改造欧洲的整个民族构成。作为帝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总督—海德里希于1941年9月至1942年6月暴死前担任这一职位—他在其保护国发起了一个野心举世无双的种族归类和文化帝国主义项目，以此来强调他对这些计划的根本忠诚。

尽管他在中东欧推进日耳曼化，但海德里希清楚，这一进程的完全实现要等到国防军对红军的胜利之后。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在被攻占的欧洲驱逐、重新安置和谋杀据估计有三千万斯拉夫人的同时，还要在战场上与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军联盟打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摧毁人数更少、更容易识别的欧洲犹太人，其所产生的后勤问题则远远更少。对海德里希和希姆莱而言，快速落实“最终解决方案”也提供了相较于占领区竞争性机构的重要战略优势：通过记录他们在执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时的可靠性，他们向元首自荐要成为实施甚至更加宏大的日耳曼化这一战后计划的不二机构。

因此，海德里希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关于纳粹统治最黑暗方面的唯一独享的、私密和有机的视角。在有关第三帝国的高度专业化的文学作品里，这些方面中的很多都常常被人为地分隔开或是单独地对待：党卫军的崛起和纳粹警察国家的出现；导致了大屠杀的决策过程；反犹政策和日耳曼化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纳粹控制下的欧洲，德国占领区制度运行的不同方式。在一个更加个人的层面上，它反映了一些历史情形，在这些情形之下，完全“正常”的中产阶级背景出身的年轻人可以变成政治极端分子，决意要用超暴力来实施他们激进改变世界的反乌托邦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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