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上生：王夫人为何未入回目——《红楼梦》回目研读札记
批判与回护，《红楼梦》回目中的春秋笔法。“情”文化与礼文化的冲突困境。
《红楼梦》第一回叙述创作过程的最后一句，也是标示作家创作权的最重要话语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1]可见“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是曹雪芹完成创作的关键一步。
甲戌本《红楼梦》
俞平伯先生把拟好回目比作画龙点睛。他说：“以回目言之，笔墨寥寥，每含深意，其暗示读者正如画龙点睛破壁飞去也，岂仅综括事实已耶。”[2]
曹雪芹高度重视画龙点睛这一笔。仅从现存脂本回目异文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付出的辛苦。据刘世德先生《红楼梦回目汇校》[3]，前八十回各本回目全同的仅有40回，文字小异（个别字，或个别版本）的有26回，文字大异的有14回。
回目异文当然不能排除传抄改易和错误的因素，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多至半数回目存在不断修改的情况，六分之一以上回目拟定颇费斟酌，如第5回回目脂本系统大小异文共6种，第7回异文4种，第8回异文6种，回目拟稿和流传过程的复杂情况可见一斑。个别章回如17至18回，一直未能分开，只好两回共用一个回目。
书中人物在回目中的地位，可以大体反映作者的构思设计。仅据前八十回统计，人物（包括代称）作为主词和宾词出现于回目的次数，贾宝玉十二次（依程本则为十四次），林黛玉和王熙凤都是十一次，薛宝钗七次。这体现了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二玉为全书之主”和“情事”“家事”双重创作主旨（分别由贾宝玉王熙凤贯串联结）的整体构思。
邮票金陵十二钗
“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重要人物元春，迎春，探春，惜春（隐主词），湘云，妙玉，秦氏，宝琴，平儿，香菱，袭人，晴雯，莺儿，紫鹃，二尤，金钏，玉钏，贾宝玉的朋友秦钟，柳湘莲，蒋玉菡，以及贾琏，薛蟠，贾雨村，刘姥姥等重要人物都在回目中各有分量不同的一席之地。
当然情形并不都是如此。有些线索性一过性人物也占有回目，如甄士隐（第1回），冷子兴（第2回），葫芦僧（第4回），金寡妇，张太医（第10回），醉金刚（第24回），胡庸医（51回），傻大姐（73回），王道士（80回）等，这是因为他们在安排叙事结构，反映世态人情，拓展内容空间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此外，还与作者修辞需要和褒贬意向有关。但总的说来，书中人物地位与回目主词是呈正相关的。这也是古代章回小说创作的普遍规律。
但在《红楼梦》中，却有些与主题和重大事件相关的重要人物未入回目，其中意味，就很值得探讨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夫人。
在宝黛钗的直系长辈中，王夫人是唯一未以主词（及宾词）入回目之人。贾母有两回目（第40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4]），贾政有一回目（第78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林黛玉的父母各有一回目（第2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第14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如加上第三回“抛父进京都”则如海有二回目），薛宝钗母亲一回目（第57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这与叙事情节分量很不一致。占回目的黛玉父母几乎没有故事内容不用说，即就宝玉而论，在前八十回，王夫人是仅次于贾母的宝玉长辈。由于贾政常年在外，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只在第9回，17至18回，33回，78回有集中描写。
作为母亲的王夫人，既总揽荣府家政，又是宝玉的第一监护人。其活动与全书故事共始终，重要性不言而喻，却不能列入回目（主词），岂不怪哉？
王夫人没有婆婆贾母的通达和情趣，也不及姐姐薛姨妈的慈爱和深心，她的冷漠刻板使宝玉很难享受温柔母爱，只能转而向祖母和姐妹丫鬟寻求温暖爱抚。
相反，从黛玉进府时（3回）王夫人特别嘱咐“我有一个孽根祸胎”云云，就可以感到母子亲情中的一种内在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发酵。
电视剧《红楼梦》中周贤珍饰演王夫人。
前八十回中严重冲击宝玉心灵的两大冤案金钏之死和晴雯之死，情节高潮抄检大观园以及一批丫鬟的悲剧，她都是直接责任人。金钏事件，其影响从第30回绵延至43回宝玉私祭；晴雯事件，其影响更从第74回绵延至80回后的黛玉之死；抄检大观园导致贾宝玉青春理想的破灭并成为贾府自杀自灭的预演，其影响直达全书结局。所有这些，都笼罩着王夫人罪错的阴影。
通过回目谴责罪错，在《红楼梦》中不乏其例。如第10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第56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以主词“愚妾”“刁奴”分别指称赵姨娘和管家媳妇，用词严刻；第46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71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以主词“尴尬人”“嫌隙人”指称邢夫人，讽意鲜明。就是王熙凤，有褒扬的“协理宁国府”，也有贬责的“毒设相思计”和尤二姐之死的相关回目。
然而，对地位影响如此重要，正面立目乏善可陈的王夫人，又岂可以如此措辞负面立目？
不可。就因为她是贾宝玉的母亲。
孙温绘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红楼梦》是一部包含家族和个人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描写家族盛衰悲剧和“千红一哭”的“情”的悲剧女儿悲剧，无情批判等级奴役制度和理学礼教。
但另一方面，曹雪芹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是信仰的，特别是儒家的孝道。他批判贵族之家的腐朽没落，却又怀着深厚的悲凉哀悼之情和“无材补天”的忏悔之意。这种矛盾态度反映在对贾府家长罪错的描写上，就是《春秋》笔法的运用。
曹雪芹毫不隐讳他对《春秋》笔法的学习继承。第42回他借宝钗称赞黛玉“母蝗虫”的谑语是“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暗含褒贬。脂批也一再提到作者的“春秋字法”，“史笔”，“不写之写”[5]，戚蓼生称《石头记》“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6]
春秋笔法，作为孔子删定《春秋》的原则，《公羊传.闵公元年》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左传.成公十四年》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其本质是为调和史家秉笔直书的“实录”传统与礼文化的矛盾，由此形成的行文规范和操作技巧。
电视剧《红楼梦》中王夫人、贾宝玉剧照。
王夫人是贾宝玉的“尊者”和“亲者”，但又是罪恶的制造者。依尊亲之礼，当“讳”（掩盖）；依“惩恶而劝善”之教，则当“称”（显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基本原则，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失其真传”，这种小说写实艺术是对史家“实录”传统的继承发展；但具体描写涉及“尊”“亲”关系时，他又不能不尊重礼文化的规范要求，这就使借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春秋》笔法成为必要。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没有设置王夫人的主词回目，而是在有关回目上作了如下两种处理：
一是隐没主词，不显示罪错主体。第74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就没有主词，使责任人变得模糊，因为王熙凤也是抄检主角；而且由于强调了“奸谗”之“惑”，更减轻了听谗者的责任。这种手法，有似乎“骂贪官不骂皇帝”。
二是变换主体。回目叙事从受害者角度着笔，不显示施害者。第32回“含耻辱情烈死金钏”，第78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都是如此。这样做，回目显示了受害者的冤屈，不影响事件性质，却可以隐没罪错主体。
赵成伟绘金钏
这种处理，当然是要达到为尊亲讳的目的。不过，产生的效果却是有力地突出了几位丫鬟悲剧主人公的形象，大大强化了叙事的悲剧分量，又很符合曹雪芹的创作本意了。
这种为尊亲讳的《春秋》笔法不止表现于回目。在叙事文本中，作者通过叙述者评述王夫人“是个宽仁慈厚的人”（30回）“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胸臆”（74回）；在《芙蓉诔》中，贾宝玉用“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涉芳园；今犯慈威，复拄杖而遽抛孤柩”表明对父母权威的屈从，用“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巧妙回护母亲罪错，把愤怒宣泄于“剖悍妇之心”“毁诐奴之口”。
这些，都可见作者对礼文化的认同。这与他在情节叙事和人物描写中真实勇敢地揭露鞭挞罪恶的血泪文字形成鲜明映照。它反映着作者内心“情”文化与礼文化的冲突。
在礼文化的视角里，对于贵族贾府，几个丫鬟的生死命运是微末小事；但在“情”文化的视角里，对于信仰“世法平等”“女轻男浊”的贾宝玉，几位丫鬟的悲剧命运却足以成为他的精神炼狱。
孙温绘《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以包含着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平等观念的“情”文化批判对抗维护等级奴役制度的礼文化，是《红楼梦》的基本思想倾向；但在礼文化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者又无法摆脱原始儒家礼仪形式和基本礼教观念的束缚，这就造成了批判中有回护，又在回护中批判的矛盾困境。对于这种困境，我们只能设身处地的理解。
从回目分析看到，不止王夫人，作者对贾府男性长辈（以贾宝玉为基点）的回护之意也是很明显的。
宝玉挨打，历来认为是卫道者与叛逆者的冲突。但第33回的回目是《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强调挨打与贾环进谗的因果关系，这是家族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与第25回魇魔之害一脉相承。
贾政对宝玉的“不肖种种”大动肝火，从父亲的角度，是“恨铁不成钢”，但由于听信谗言，情绪失控，导致惩罚过当。回目中虽有微词，却仍突出兄弟二人的责任。贾宝玉坚持不悔，却也并不怨恨父亲。
作者唯一为贾政标目的是第78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所叙父子关系明显缓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缓和竟是以贾政对宝玉个性自由的某种认可，不以举业相逼作为标志，甚至包含与同时发生的王夫人的严苛专横导致晴雯等丫鬟悲剧相对照的意味。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是父子冲突，而是母子冲突在前八十回具有贯串性，这种由于自私偏执专横的母爱作恶的悲剧，是一个深刻的人性命题。前面说到，即使如此，作者在回目和叙事中对王夫人也是批判中有回护的。
在《红楼梦》中未列入回目的贾府长辈并不止王夫人，应列入而未列入的，还有荣国府的贾赦和宁国府的贾敬。他们都是有明显劣迹，对家族衰亡负有重要责任的人。
贾赦之恶，首见于第46回欲逼鸳鸯为妾。连袭人都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然而这一回的回目却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将处事不当的邢夫人列为主词加以嘲讽，而穷凶极恶的“大老爷”却被放过。
第48回由平儿之口转述出贾赦勾结贾雨村谋夺石呆子家藏古扇的罪行，然而回目却是《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俞平伯先生把它作为“主文在宾位不见回目之例”进行精辟分析。
《红楼梦》电视剧中李颉饰演贾赦。
认为此回主文并不在回目所标的薛蟠出门做生意，和因此机会得以进大观园的香菱学诗二事，而是贵族官僚相互勾结谋财害命的罪行。“这是本回的主文，却当作插笔书用。作者有意或无意地这样做，都可以谅解的。既搁在宾位，便亦不出回目。”[7]
可惜俞先生没能进一步指出如此处理的深层原因，乃是作者为尊亲讳的礼文化观念。
有关贾敬的回目两回（第11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63回《死金丹独艳理亲丧》），俞先生分析第63回回目《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中叙贾敬事，把它列为“不见全书，回目点破之例”。[8]
《红楼梦曲·好事终》云“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可见贾敬必有堕落之丑行，不止是炼丹不问家事，死于服丹。俞平伯认为作者将贾敬之恶用合传法写在秦氏曲里，“叙贾敬之死与秦氏之死”遥遥相对，可能都出自《风月宝鉴》旧稿，有深隐之笔，“殆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欤？”
秦氏之丧，贾珍悲痛至极，婆婆尤氏回避，贾珍请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贾敬之丧，儿子贾珍不在，由媳妇尤氏“独艳理亲丧”，其中是否包含难言之隐情，颇令人遐想。
邮票《凤姐弄权》
与对贾府长辈有所回护不同，作者对贾府后辈不肖子孙珍琏环蓉之流的批判则不留情面。贾珍秦氏之乱伦，作者虽对原稿情节有所改造，但其出发点是对弱女子秦可卿的谅解。
脂批已明确指出“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9]
秦氏形象得到回护，对贾珍的揭露批判却不遗余力，从焦大之骂，到秦氏死后的“刺心之笔”，父子聚麀二尤，直到家庙“异兆悲音”的祖宗示警，把“家事消亡首罪宁”的意旨揭示得淋漓尽致。至于贾琏，由于他与王熙凤夫妻关系的复杂情况，以及作者对王熙凤的某种批判态度，用笔稍异。
从小说整体看，作者以《春秋》笔法写家族悲剧，在宁荣二府中，偏于荣府；在亲属中，偏于长辈；在长辈亲属中，偏于贾氏和直系血亲；在血亲中，父母用笔有别；而长辈中，对邢夫人赵姨娘用笔又纯为负面。
启功题红楼梦诗
这种情况，应该不仅反映了礼文化的影响，也可能反映了生活原型和作者本人的关系。例如，荣府可能更多地有自己家族的投影，而宁府原型来自他处。又例如，可能作者对母亲的严苛家政，以及女性长辈如妯娌妻妾之争等有更深切沉重的负面感受记忆，等等由此导致暴露与回护的不同用笔分寸。这需要进一步考证求索，此处不便妄拟。
12月1日写于深圳
【注 释】
[1]本书所引《红楼梦》内容及原文，除另注版本外，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2]俞平伯《谈<红楼梦>的回目》，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623页《读红楼梦随笔第三十三.<谈红楼梦的回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刘世德《红楼梦眉本研究》附录《红楼梦回目汇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此书所汇集的版本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杨藏本（梦稿本），蒙王府本，戚序本，舒元炜本（己酉本），俄藏本（彼本），眉本（卞藏本），皙本（郑藏本），梦觉本（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
[4]甲辰，己酉，戚序，王府本等第3回回目有“接外孙贾母怜孤女”，则有三回目。
[5]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第三回57页，第八回194页，第13回233页，234页，243页，第43回58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6]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
[7]俞平伯《谈红楼梦的回目》，载《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8]俞平伯《谈红楼梦的回目》
[9]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243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