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赵伯陶：《〈聊斋志异〉新证》
《聊斋新证》，赵伯陶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内容简介
201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赵伯陶注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250万字，荣获201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注评者在整理过程中陆续发现前人疏漏或忽略的一些问题，前后写有系列论文近三十篇，分别发表于《长江学术》、《华中学术》、《社会科学辑刊》、《东南大学学报》、《河北学刊》、《求是学刊》、《聊城大学学报》、《铜仁学院学报》、《文史知识》、《蒲松龄研究》、《中国教育报》等报刊。
这些论文大多从文献出发，以考据的方法探讨《聊斋志异》的文化与艺术，力图多角度、多方面揭示《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价值。
《〈聊斋志异〉新证》即在已发表诸多论文的基础上再加系统化的整理分类并有所增删，以奉献于对《聊斋志异》有进一步研究兴趣的读者。因相关考据、论述大都未落前辈学人窠臼，或自以为有新的发现，故命曰“新证”。
本书46万言，共分四编：
第一编《〈聊斋志异〉与明清史新证》凡四章，分别从科举、刑法、地名、小说人物等方面，探讨《聊斋》之历史样貌。
第二编《〈聊斋志异〉文化艺术新论》凡五章，分别从文化品格、阅读接受、“空白”艺术、用语借鉴、清人旧评等方面，探讨《聊斋》之文化艺术问题。
第三编《〈聊斋志异〉与重要典籍关系新证》凡七章，分别就《聊斋》与《尚书》、《周易》、“三礼”、《诗经》、《左传》、“四书”、“前四史”、《太平广记》等文献典籍的关系问题加以探讨。
第四编《〈聊斋志异〉丛脞新录》凡二十五章，前三章属于总论性质，如《说亚魁》一篇结合《叶生》等篇讨论明清乡试有关名次的异称问题，廓清历代注家的片面认识；其余二十二章分论《聊斋》之相关篇目，或可发前人未发之覆。
目 录
前言
第一编 《聊斋志异》与明清史新证
《聊斋志异》与明清科举文化
一、科举相关名目辨析
二、有关科举注释偏差与缺失举隅
三、关于八股制义
《聊斋志异》与清代刑法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清代法律的名与实
二、清代法律与婚姻家庭问题
三、清代法律的其他问题
《聊斋志异》中有关地名辨析
一、注家未注明者
二、地名注释可商榷者
三、地名的可能误书
《聊斋志异》所涉及的明与清初历史人物考
一、真人真事的书写
二、真人传事的书写
三、真人假事的书写
四、假人真事的书写
五、明代藩王的书写
第二编 《聊斋志异》文化艺术新论
《聊斋志异》文化品格论
一、以儒家理念为本的士林文化品格
二、士林文化品格的执著与痴迷
三、文人自恋心理与瑰丽的精神畅想
《聊斋志异》阅读接受三探
一、纷繁的《聊斋》阅读接受方式
二、《聊斋》阅读接受的差异性探讨
三、《聊斋》文本的“召唤结构”
《聊斋志异》艺术“空白”论
一、《聊斋》艺术“空白”的填补
二、《聊斋》旧评的艺术“空白”论
三、《聊斋》艺术“空白”与主题深化
《聊斋志异》用语的“借鉴”研究
一、词语借鉴
二、句式借鉴
三、意境借鉴
《聊斋志异》清人旧评六议
一、《聊斋》有关序跋与题咏
二、《聊斋》诸家评点概述
三、方舒岩评点《聊斋》
四、冯镇峦评点《聊斋》
五、何守奇与但名伦评点《聊斋》
六、从诸家评点看《聊斋》创作心态
第三编 《聊斋志异》与重要典籍关系新证
《聊斋志异》与《尚书》、《周易》
一、《聊斋》对《书》、《易》语词的经典性借鉴
二、取意调侃：《聊斋》借鉴《书》、《易》的艺术呈现
三、《书》、《易》校注《聊斋》的书证勘误
《聊斋志异》与“三礼”
一、对“三礼”语词的一般性借鉴
二、对“三礼”语词的取意借鉴与对“三礼”相关句式的模仿
三、从校勘注释认识“三礼”书证的作用
《聊斋志异》与《诗经》
一、对《诗经》语词的一般性借鉴
二、对《诗经》语词的化用取意
三、对《诗经》语词的调侃性运用
四、从校勘释义认识《诗经》书证的作用
《聊斋志异》与《左传》
一、对《左传》词语的一般性借鉴
二、对《左传》字词用法或有关句式的借鉴
三、《左传》与《聊斋》的释义校勘
《聊斋志异》与“四书”
一、对“四书”语词的一般性借鉴
二、对“四书”语词的调侃性借鉴
三、对“四书”有关文字取境性的借鉴
四、“四书”与《聊斋》的释义校勘
《聊斋志异》与“前四史”
一、“前四史”书证的正确把握
二、“前四史”书证的灵活借鉴
三、“前四史”书证的校勘释义作用
《聊斋志异》与《太平广记》
一、对《太平广记》的词语借鉴
二、对《太平广记》的情境借鉴
三、《太平广记》书证的校勘释义作用
第四编 《聊斋志异》丛脞新录
概 说
说名物
一、搭帐衣
二、高壶
三、如意钩
四、参芦
五、山塑
六、刺钉拖索
七、铁豆
八、夫人
说“亚魁”
说《考城隍》（卷一）
说《瞳人语》与《戏缢》（卷一、卷五）
说《咬鬼》与《鬼津》等（卷一、卷五）
说《婴宁》（卷一）
说《凤阳士人》（卷一）
说《夜叉国》（卷二）
说《小二》（卷二）
说《狐妾》（卷三）
说《公孙九娘》（卷三）
说《促织》（卷三）
说《马介甫》（卷四）
说《潞令》（卷四）
说《河间生》（卷四）
说《颜氏》（卷四）
说《鸽异》（卷五）
说《罗祖》（卷五）
说《金和尚》（卷五）
说《司文郎》（卷六）
说《澂俗》与《沅俗》（卷六、卷六）
说《凤仙》（卷六）
说《王桂庵》（卷八）
说《桓侯》（卷八）
后记
前 言
《聊斋志异》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声名赫赫，常被论者誉为古代文言小说的顶峰之作。清代中叶的学者纪昀曾云：“《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又说：“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1]
《阅微草堂笔记》
上述内容尽管出自其学生盛时彦的转述，但大抵可代表纪昀的真实态度则可以肯定。古代小说史研究者针对清人的这一番评论虽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大都认为蒲松龄的“才子之笔”为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并非与“著书者之笔”构成二元对立的态势。
鲁迅所谓“用传奇法，而以志怪”[2]，如此评价《聊斋志异》，言简意赅地指出蒲松龄的文字特色，每为论者所喜引用。同是文言书写，何以《聊斋志异》能独树一帜，具有“空前绝后”的轰动效应？一言以蔽之，蒲松龄的小说写作并非一过性的。
《聊斋》的小说框架大约在作者四十岁左右即已成型，此后对自己钟爱的小说作品不断加工修订，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主观的不断努力而外，坐馆蒙学的寂寞与毕家丰富的藏书，也是蒲松龄小说修订能够成功的重要客观条件。
《聊斋志异》手稿本
纪昀撰写《阅微草堂笔记》，兴之所至，意到笔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笔记”，绝没有反复锤炼修改的意愿，与《聊斋志异》的写作方法判然有别。
后人若贸然比较两者的不同，就如同评价苹果与香蕉的口味，因每个人各有所嗜，是很难准确说出子午卯酉的。以此而论，所谓“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的争议可以休矣。
《聊斋志异》倾注了蒲松龄的大半生心血，如果说小说情节的生动性，即创作主体讲故事的才能，大部分取决于作者的天赋条件的话，那么语言运用的丰富多彩就大部分是作者后天努力的结果了。
潘奕隽藏《聊斋志异》抄本
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作者为什么而创作的问题，亦即蒲松龄创作小说的动力何在。用作者自己的话而言就是：“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3]
夫子自道式的所谓“孤愤”说、“寄托”说，在相当程度上也左右了今天的论者。蹭蹬场屋，失意科举，不能践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是蒲松龄“孤愤”产生的源头；徜徉灵界，酿情鬼狐，在虚拟的理想乐园寻觅知音，是蒲松龄的“寄托”所在。
质言之，《聊斋志异》一书承载了作者的平生理想，也宣泄出其一腔幽怨，其写作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而是用自己的全部热情谱写出生命理想的颂歌。把原本以自娱为目的的小说写作逐渐当作一己之事业去完成，是蒲松龄区别于古代文言小说作家的显著特征，这也奠定了《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够彪炳后世的文学地位。
《聊斋志异遗稿》
由于蒲松龄在小说创作中纵横捭阖于经典文献，多方取资，且日积月累，不避繁难，《聊斋志异》的文字虽不甚艰深，却意蕴丰富，特别是作者使事用典，如盐著水中，浑然无迹，读者若轻易放过，不求甚解，就会丧失小说所蕴含的一部分情趣，甚而郢书燕说，不甚了了。
清人冯镇峦即已注意到这一有关阅读接受的问题，其《读〈聊斋〉杂说》有云：“是书遍天下人无人不爱好之，然领会各有深浅。”[4]
清代为《聊斋志异》作注且传世者有两家，即吕湛恩与何垠，两者的注释各有千秋，虽不免一些误解，但基本解决了《聊斋志异》用典出处问题，对于有关词义的诠释也有阐幽发微之功。
旧时读书人大多从事八股举业，因为科举在专制时代几乎是平民或寒门子弟晋身仕途唯一的通道——尽管这一通道极其不通畅——但总算是一种希望。“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当时读书人的必备功课，须臾难离，因而对于《聊斋志异》中的“四书”典，两旧注多不出注，若注出反成蛇足。这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无疑极不方便。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张友鹤先生辑校之《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学界简称“三会本”；2000年，齐鲁书社出版任笃行先生辑校之《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学界或称之为“全校本”。两书整理《聊斋志异》的清人旧注、旧评各有特色，对于今天的读者研读《聊斋志异》皆大有裨益。
现代为《聊斋志异》全本作注者有多家，如朱其铠先生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盛伟先生《聊斋志异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皆在清人注释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聊斋志异》的普及与研究做出贡献，功不可没。
现代选注本则繁简不一、良莠不齐，有近百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影响较大者如张友鹤先生《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中山大学中文系《评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伯齐、徐文军先生《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马振方先生《聊斋志异：精选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等。
中华书局版《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白话译本，坊间也有多种，影响较大者如马振方先生主编《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漓江出版社1992年出版）、孙通海先生等译《文白对照聊斋志异》（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丁如明先生等译《聊斋志异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等等。
此后，中华书局《文白对照聊斋志异》又由于天池先生加注释与题解，作为“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聊斋志异》于2015年4月出版，其注释较诸上述两种全注本后出转精。
随着古籍数字化的进程与国家图书馆PDF版地方志的互联网开放，历代典籍的相关检索条件日益便利，笔者发现《聊斋志异》有重新详注的必要，因为唯有正确无误诠释小说语词及使事用典，才有可能正确把握《聊斋》真义。
《聊斋志异详注新评》
从2008年开始，笔者即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正文与分卷即以上述任笃行之“全校本”为底本。拙作于2016年4月出版，全四册2500千字，截止当年底，已经第二次印刷。
《聊斋》学权威学者、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为拙作撰序有云：
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5]
从2014年开始，笔者已经就注评《聊斋》期间新发现的诸多问题，陆续写有系列论文近三十篇，分别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东南大学学报》、《河北学刊》、《求是学刊》、《聊城大学学报》、《铜仁学院学报》、《文史知识》、《蒲松龄研究》等刊物，受到学界瞩目。
《义理与考据》
如对《妖术》中“高壶”的重释，对《促织》中“蠹贫”一词、《鸽异》中“鹊花”与“狗眼”名鸽称谓的厘订，对《司文郎》中“白服裙帽，望之傀然”、《采薇翁》中“浮云白雀之徒”的再诠，对《潞令》中“颠越货多”二句、《罗祖》中无为教创始人罗梦鸿的考辨等，皆不乏新见。
发现《桓侯》中“居停主人”刘子翚乃朱熹老师，临终前曾向后者传授源于《易经》的“不远复”三字符，从而揭示出作者悬想虚构小说的线索及创作主旨，自认为是发前人未发之覆。
本书作为一部研究《聊斋》的专著，即综合上述论文内容加以分类重组，且有所增删。小到字词以及人名、地名的训诂考辨，大到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的阐幽发微，都可称不拘一格，从文献出发，以考据的方法探讨《聊斋志异》的文化与艺术，是本书的独特之处。
总之，以能对读者有所帮助或启发为目的，力图多角度、多方面揭示《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价值为本专著之职志。因相关考据、论述大都未落前辈学人窠臼，或有新的发现，故拟名曰“《聊斋志异》新证”。
《古夫于亭杂录》
《〈聊斋志异〉新证》共分四编，第一编四章，分别从科举、刑法、地名、人物等方面，新证小说之历史样貌；第二编五章，分别从文化品格、阅读接受、“空白”艺术、用语借鉴、清人旧评等方面，新论小说之艺术特点；第三编七章，分别就小说与《书》、《易》、“三礼”、《诗经》、《左传》、“四书”、“前四史”、《太平广记》等文献典籍的关系问题加以探讨；第四编二十五章，前三章属于总论性质，其馀二十二章分论《聊斋》相关篇目，故以“丛脞新录”为编。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是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说意在求新，也是借助检索工具的多样化选择，站在前人肩膀上望远数步而已。
《〈聊斋志异〉新证》中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将《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中所发现的问题加以系统化的整理分类，奉献于对《聊斋志异》有进一步研究兴趣的读者。本书有少量的《聊斋》例证，在不同章节中有所重复，无非为更有利于针对不同问题或不同角度的论证而已，并非叠床架屋或自我重复。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
书中多有涉及前人成果的例证，也无非出于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用心，而非妄逞胸臆或自以为是。引证文献或文章皆出注版本、页码（线装书因无统一页码，除外），以便读者复核。引证地方志因使用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化成果，原书大多无统一页码，所以单独出注的做法实无必要，正文中说明版本即可。
本书引证《聊斋志异》原文及清人注评，一律以任笃行先生辑校之《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为底本，引文后括注该书页码，如此可以眉目清楚并简省篇幅。
七十老翁何所求，校注古籍不计，这部专著可能是笔者学术生涯的谢幕之作了。这里要特别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杨斌先生，承蒙他慨允出版拙作，令笔者的科研工作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赵伯陶
2017年6月10日
后 记
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故逝者如斯，夫子兴叹；上善若水，伯阳无争。洛浦微波，昔年陈思安在；巫山旧梦，曩日楚怀竞夸。盖德必有邻，非伪君子；情能胜欲，是真丈夫。国可清凉，陋室原本静室；窝称安乐，聊斋即是心斋。赠芍采兰，志当存远；振葩扬藻，思若有神。四始徜徉，探阃奥于典籍；五方酝酿，征秘幻于乡邻。优游方外之奇瑰，窘束人间之惨淡。仿佛来仙躅，寄意在真俗之间；依稀见灵心，托兴于形骸之外。屈宋继武，楮上尽显常情；游夏同门，笔下犹存馀妍。黄粱续梦，何来渭水之宾；青蛙惩贪，原非缑山之客。蒲翁数奇，青云无路，寄托如此，亦奚云悲？盖尘寰少一庸官，青史多一才士，彪炳千秋，足传不朽！
《王士禛诗选》
陶踽踽少朋，徘徊羊肠之路；绥绥有意，踧踖虎首之途。刍狗践脊生悲，不贪为宝；栎社贻梦藏拙，无用即佳。评注“鬼狐”，非同附骥；新证“聊斋”，亦羞乘轩。前者早付剞劂，后者即灾梨枣。然退休人专著难出，亦徒呼奈何而已。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杨斌先生，久仰令名，平素未尝识荆，日前偶遇，知拙作杀青，即慨允出版。忐忑既久，仍感激莫名！副总编辑董瑞丽编审擘画统筹，尽心竭力；又协同刘宇灿女史郢斧共执，补苴罅漏。鲁鱼豕亥，攸有重修；别雨淮风，亦所必正。减拙作之瑕玷，忝书林之附庸，谢忱曷胜。
噫！同参玉版，且“吃茶去”！是为记。
丁酉仲夏赵伯陶记于京北天通楼
作者近照
赵伯陶，1948年生，北京市人。1948～1978年，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机械处工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先后供职于中华书局、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文艺研究》编辑部。任图书编辑16年，学术期刊编辑15年，编审。
业余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侧重于明清诗文与《聊斋志异》研究）及民俗文化研究，编学相济，一直朝做一名学者型编辑的方向努力。从1984年在《文学遗产》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算起，截止到2018年2月，已发表论文、书评等180馀篇，计一百三十馀万字；整理点校《古夫于亭杂录》等古籍4部；注释评选《宋词精选》、《袁伯修小品》、《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明文选》、《归有光文选》、《王士禛诗选》、《袁宏道集》、《七史选举志校注》、《新译明诗三百首》、《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徐霞客游记》（选注）、《修己以敬》（中国传统价值观丛书）、《中国传统家训选》（以上两种即出）等；学术专著《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十二生肖面面观》、《义理与考据》、《聊斋志异新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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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清）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后“门人盛时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9页。
3、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聊斋自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30页。
4、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各抄刻本序跋、品题》，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480页。
5、赵伯陶注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