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龄影徂，千载心在——为纪念恩师黄寿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在我居室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装裱精致的书法作品，中心从左至右是三个横排的大字“忍默勤”，右上方是竖写的六个小字“建勋仁仲雅属”，左下方为“六庵老人书”，书法工稳遒劲，透出一种厚重圆融的风格。这幅作品是我的至爱，十五年来搬了五次家，它总是挂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因为这幅作品早已超出了它的物理属性和艺术价值，凝聚着恩师黄寿祺先生对我为人为学的教诲与期望。

那是1986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湖南老家接到先生的电报，命我立即返校。满怀疑惑赶到福州，方知是一件美差：与郭天沅学兄陪同先生前往上海、兰州、西安等地讲学。记得第一站是上海，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了一场关于《易经》的学术报告，反应非常热烈；此后还会见了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同学、著名作家王西彦，两人促膝畅谈，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第二站是西北师范大学，先生受郭晋郗教授之邀，给该校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讲授“楚辞研究”课程，此后便与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谢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江枫研究员等人一起，在西北师大伏俊琏学兄的陪同下，乘一辆交通车，经河西走廊前往敦煌游览。一路上先生兴致极高，谈笑风生，迷人的西北风光更导致了他诗情的不可遏止，或随口吟哦，或闭目冥思，数日间共创作旧体诗十余首，令同行的袁、谢诸位先生佩服不已。第三站是位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先生在辞书研究所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并与当地名宿霍松林教授等人进行了会谈。在陪先生参观“碑林”时，先生指着一块刻有“忍默勤”三字的石碑对我说：“建勋，这三个字概括了为人为学的准则，可惜你只做到了其中的一个字。”我问是哪个字，他说是“勤”。接着又说：“你知道我‘之六’的字是怎么来的吗？我年轻时性格过于刚烈，祖父便给我取了这个字。在《易》数中，九为阳，六为阴，之者变也。之六，也就是要变得收敛一点，也就是‘忍’、‘默’的意思。”那时我年轻气盛，自视甚高，尤其喜欢表现自己，一有机会便高谈阔论，或与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先生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它使我不得不直面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为了时刻警醒自己，返校后我请先生写下了“忍默勤”三个字的条幅，此后一直挂在家中。每当稍有成绩想要张扬的时候，或遇到不顺将要爆发的时候，或对学问感到厌倦想要偷懒的时候，只要看到先生手书的这三个字，就会回忆起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殷殷期望，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容地面对纷繁的世事与人生。

先生出身于福建霞浦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代在北京中国大学求学期间，又师从尚秉和、吴检斋、高步瀛、杨树达等国学大师，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也养成了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的作风。先生是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首批硕士生导师，然而从1978年至他逝世的十多年里，他只招收了两届共五名学生，因此要成为黄门弟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对此的感受特别深切。1985年我报考先生的研究生，便经历了重重难关。首先是专业课的笔试难度极大，例如要将《楚辞·山鬼》翻译成现代诗歌，而且试卷上根本不提供原作；又如十个名词解释为一介、二南、三玄、四始、五常、六义、七音、八索、九流、十翼，令考生叫苦连天。其结果是十数名考生中只有我撞大运达到了分数线。接下来是炼狱般的面试。先生与穆克宏师、陈祥耀师等几位端坐桌旁，一脸肃然；笔记员、录音机双管齐下，如临大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紧张得全身发抖，汗流浃背，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是怎么回答问题的。两个多小时的面试已令我精疲力竭，奄奄一息，谁知紧接着还有一场笔试，而且竟然要求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就在我被独自关在会议室，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陈庆元老师抑或张善文学兄？）进来对我说：“黄先生今年计划招两人，现在只有你一人来复试，录取肯定没有问题。你不要紧张。”我这才定下心来，勉强写完了那篇半文半白的自传。就这样，我经过一轮又一轮近乎苛刻的考试，才得以进入先生的门下，开始为期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生涯。

入门如此艰难，入门之后也同样不易。先生平时很少正儿八经地给我上课，但每学期开学之初，他就会交给我一份必读书目，并要求每学期写一篇相关的读书报告，力争达到发表的水平；他也很少进行正式的检查，只是在我去他家有事或打牙祭时，于闲聊之中了解我学习的情况，解答我提出的疑问。然而正是这种计划性与随意性的结合，既逼迫我去阅读大量的古代典籍，打下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又能引导我去选择某个专题展开比较深入的研究，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写作论文的综合能力。先生要求的必读书目、读书报告和闲聊式检查，给我的压力是无所不在的，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读书、思考和写作，这种状态几乎三年未曾间断，从而也就在专业上有了较大的进步。这期间所写的几篇读书报告，后来修改充实为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福建师大学报》、《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上，构成我学术研究的起点。

先生对论文、著作的发表极为谨慎，可以说到了严苛的程度。他研治《易》学数十年，蜚声海内外，但《周易译注》直到70余岁才出版（与张善文合作）；他的《群经要略》年轻时即已写成初稿，也到晚年才正式出版，其间多次谢绝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社的索稿，用40年的时间来修改一部不到20万字的著作，这对急功近利的时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严谨的态度和长久的积累，给学术著作的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近20年海内外出版的百余种《周易》译注本中，先生的《周易译注》最为学人所推重，至今无人超越；而《群经要略》更以其精审的概括与评论，在经学研究领域引人瞩目。先生谨于著述的态度也贯穿于对学生的要求之中。三年间我写的所有读书报告、学术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的每一稿，他都审读得极为认真细致。先生对文中的观点通常比较宽容，不加太多的干涉，但对于学术规范方面的东西却要求非常严格。文章的结构是否平衡、语句是否通顺、引文是否有误、语词运用是否妥贴、标点符号是否准确，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甚至文中每一处引文，他都要翻原书一一核对。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嫌麻烦引用了二手资料，结果很短的一段引文错了三处，先生在旁边用红笔批了四个大字：“这是硬伤！”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手稿有四万多字，几乎每一页都留下了先生红笔的批文或改动的痕迹，最长的批文有将近两百字。每一篇文章审读完毕，先生通常都要在封面写上几句简要的评价，并注明日期，署上“六庵老人”的名号，程序一丝不苟。我毕业以后的头两年，每当写完一篇文章，总是因再没有先生的全面审读而惴惴不安，不敢拿出去发表。先生谨于著述的作风对我影响极深，与许多同辈相比，我的出手总是要慢半拍，因为我觉得先生仍然在关注、监督着我，令我在学术上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致草率而为。

先生在学问上对我非常严格，生活上却关怀备至。我读研时已结婚，并有两个小孩，经济上颇为困窘，先生多次问我是否需要资助；学生食堂的伙食不太好，他便隔三岔五叫我去家里打牙祭，令我身边的同学羡慕不已；每次放假回家，他总要让我带点糖果之类的礼物给小孩，就像对待家里的亲人一样。一次我生病，他竟然拄着手杖，一步一步地走到27号楼来看我。先生当时已75岁高龄，又身患糖尿病，因而他的这份关怀尤见真挚，令我终生难忘。

我曾听过有关先生的一则逸闻，说上世纪70年代，学校党委找先生谈话，希望他入党，先生答曰：入了党就必须将整个身心交给党，我老母尚健在，须尽孝心，入党的事以后再说罢。直到母亲去世，先生才提出入党的申请。这个段子是否属实，我未曾调查，但窃以为确实形象地表现了先生的性格特征。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认真而实在，从不说半句漂亮话，容不得半点虚伪与矫饰。他为学如斯，为人亦如斯。

先生是知名学者，在海内外影响甚巨。1990年先生受邀赴美国讲学，因过于劳累引发疾病，回国后于当年7月不幸仙逝，享年79岁。尽管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学术界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1993年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教授的博士生，聂师得知我出自先生门下，便欣然接纳，并屡次与我谈及先生的生平事迹。北师大中文系的其他资深教授，也无不为先生的去世感到惋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论是作为一位著名学者还是忠厚长者，先生都是值得人们去怀念和景仰的。他通过留给后世的丰富著述和精心培养的学生，将他的生命与未来相连接，从而超越时间，获得了永恒与不朽！

2002年8月于长沙岳麓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