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左国城，山西国宝，同化与异化碰撞的完美见证
刘渊左国城称王
刘渊（249年至253年之间－310年），字元海，新兴（今山西忻州北）人，南匈奴单于於夫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呼延氏所生。刘渊在父亲死后接掌其部属，直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诸王互相攻伐，刘渊乘朝廷内乱，率匈奴五部在并州自立。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南郊筑坛设祭，自称汉王，建立汉国（又称匈奴汉国、胡汉）（后改为赵，泛称前赵，亦作汉赵）。将自汉高帝以下的三祖五宗（太祖高帝、世祖光武帝、昭烈帝刘备、太宗孝文帝、世宗孝武帝、中宗孝宣帝、显宗孝明帝、肃宗孝章帝）供入宗庙，追谥蜀汉后主刘婵为孝怀皇帝，定年号为元熙，立妻呼延氏为王后，定都左国城，依照汉制署置百官，大赦境内囚犯。
刘渊新店开张，其“汉”字招牌果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胡晋民众前来归附。就这样，刘渊建立了五胡十六国的第一国：汉国（后改为前赵），即开启了五胡十六国的大时代。左国城遂以国都的名号载入史册。此汉国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陆建立的国家，虽只有26年时间，但在我国的民族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左国城作为汉国都城，也有较悠久的历史，距今已有2295年。
那么问题来了，刘渊既然是匈奴人，为什么灭西晋后不恢复匈奴帝国却以汉朝继承者自居呢？刘渊既是新兴（今忻州）的匈奴人，那又为何在左国城起事定都呢？
这就要追述一下匈奴部族的历史变迁与刘渊的家世背景了。
匈奴附汉
匈奴崛起于秦汉之交，极盛之时，东起外兴安岭西至西域，南起河套平原北至贝加尔湖，如此广袤的疆域任由匈奴人驰骋，西方、北方各民族全部臣服于匈奴铁蹄之下。
但是匈奴在向南扩张时，遭遇了由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一个认为“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另一个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胡者，天之骄子”，谁也不服谁，那就少不得要兵戎相见，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三百年，汉人惨胜。
在汉人的军事行动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之下，匈奴内部多次分裂，于是不断有匈奴向南迁徙，臣服于中原王朝，寻求庇护。
匈奴第一次重大分裂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匈奴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在内战中失败的呼韩邪单于举部南迁，向汉称臣，居住于并州北部。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北匈奴继续与汉朝为敌。
在汉朝的庇护下，南匈奴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占领漠北王庭；北匈奴则在汉朝的打击下不断萎缩，到后来退居西域，再也无力骚扰汉朝边境。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三千里奔袭，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留下一句豪言供今天的某些人意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第二次分裂发生在东汉初光武帝年间。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在斗争中失利，就效仿他祖父当年，率部归附汉朝。日逐王比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诚，还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他就是历史上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匈奴也再次形成南、北匈奴对立的局面。
南匈奴依然被安置在并州，汉朝廷依然是扶持南匈奴打击北匈奴。百年前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北匈奴被汉朝打击得无法在故土生存，被迫向西迁徙，从此北匈奴在中国史书上基本消失，他们转换了一个舞台，将中亚、西亚、欧洲搅了个天翻地覆。
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却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百年前曾被匈奴打败的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与乌桓两族迅速崛起，占据了匈奴故土。南匈奴的活动区域依然只有河套地区，他们将匈奴的王庭迁到了并州太原郡的左国城，断绝了回归故土的希望。
到了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南匈奴趁机占据并州全境，并且南下一直骚扰到黄河北岸。建安年间曹操平定北方，认为南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所以他扣留了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南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做司马进行监督，南匈奴政权名存实亡，后来呼厨泉单于病死于中原，南匈奴就此亡了国。
所以到了晋朝时，盘踞并州的匈奴只是昔日强盛的匈奴帝国被切割、切割、再切割之后的残余，力量已经十分孱弱。
如何对待这支残余势力，汉人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将他们尽数驱逐出中原，论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野蛮落后不知礼教并且居心叵测的戎狄潜伏在肘腋之下，迟早是个祸害，必须赶走以绝后患。
早在曹魏时期，邓艾就曾建议司马师有计划地将那些与汉人杂居的羌人、胡人迁徙出境。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侍御史郭钦再次建议迁徙匈奴以及其他异族，他向晋武帝描述了异族失控的可怕后果：“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郭钦建议晋武帝趁着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余威，出重兵驻扎到北方诸郡，分批驱逐诸郡的杂胡，加强胡人向内迁徙的管理。赦免平阳以北的死刑犯，改为流放，同时迁徙汉人四万家，用以填补胡人离开后的空白，增加北方诸郡的汉人比例。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郭钦的意见，此后有匈奴从塞外赶来归附，晋武帝仍然把他们安置在北方诸郡。
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关中爆发由氐人齐万年领导的叛乱，关中氐、羌、匈奴都参与了叛乱。这次叛乱破坏力巨大，元康九年叛乱平定之后，许多人都看出来解决民族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背景之下，时任山阴县令的江统写出了著名的《徙戎论》。
《徙戎论》是主要针对关中羌、氐的，顺带也提到了匈奴。江统说：“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江统建议趁着平定关中的兵威，将关中的羌、氐等异族驱逐出中原，然后再对并州的匈奴也如法炮制一番，以杜绝胡人乱华的可能。
但是与十多年前的郭钦一样，江统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不采纳徙戎建议的当朝权贵自然代表着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视为绥靖政策，对异族以安抚为主，进行有限度的羁縻。这样，就为之后的五胡乱华留下了祸端。
刘渊之源
刘渊，是一个汉化极深的匈奴人。早在汉高祖时代，汉朝就开始和匈奴冒顿单于和亲。随着和亲次数增多，一部分匈奴人和汉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的子孙渐渐承认了自己身上的汉人血统，和汉人越来越亲近。
东汉初年，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蒙古大草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饿毙，尸堆如山，因无人清理，又引发了巨大的瘟疫，匈奴汗国终于陷入第二次分裂，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入居长城以南地区，并在离石（今山西）等地建立了自己部族的定居地。为了制约北匈奴，东汉政府一直和南匈奴保持友好关系。北匈奴向西迁移，后被东汉大军逐出金微山（阿尔泰山）以外，长途跋涉，在匈牙利平原立国，融合于欧洲各族之中。
黄巾之乱，南匈奴的单于羌渠还曾派他的儿子於扶罗带兵协助汉朝，讨伐黄巾军。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南匈奴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动荡因素，只是单于羌渠感于汉朝的恩德，还是毅然向汉朝伸出了援手。
於扶罗开赴中原不久，南匈奴果真发生了内乱，羌渠控制不了局面，在混乱中被手下杀死。这样一来，带兵在外的於扶罗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只得留在了汉朝，成立了流亡政府，自称匈奴单于。
於扶罗的部族主要集居现在的山西、河东一带。於扶罗死时，他的儿子太小，由他的弟弟呼厨泉继任单于。南匈奴和汉朝的来往既久远又亲密，而於扶罗这一支又已迁入了汉朝内陆，他们的后人已经和汉人无异了，名字也大都是汉名。
於扶罗认为自己是汉朝公主的后人，身上流着汉高祖刘邦的血液，就以刘为姓，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刘豹。呼厨泉接过兄长的单于之位，封刘豹为左贤王。
曹操平定北方，将呼厨泉的众多部落按地理位置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居住在太原的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居住在祁地（今山西祁县），南部居住在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住在新兴（今山西忻州北），中部居住在大陵（今山西文水县）。
其中刘豹为左部首领。刘渊乃是刘豹之子。刘渊小小年纪，就显示出许多异于常人的地方。他爱好学习，熟读《毛诗》、《京氏易》和《马氏尚书》，最爱《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这对一个匈奴人来说，太不简单了。刘渊读《史记》、《汉书》及诸子的著作，并不是单单读书而读书，喜欢在读书中带着问题思考。
他对一起学习的同学说：“我每次阅读书传，都忍不住要鄙视随何、陆贾这些人，他们虽有文才而缺乏武功，而周勃、灌婴虽武功却又缺少文才。道义是由圣人来发扬光大的，知识不全面，能成得了什么事？随何、陆贾遇上汉高祖而不能够建立起封侯的功业，算是白活了；周勃、灌婴跟随在汉文帝左右又不能开创教化大业，瞎活了！”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学习文化的同时，也专注于练习武艺。刘渊身材魁梧，身高八尺四寸，两臂奇长，善于射箭，力大过人。刘渊这样的文韬武略，奠定了他未来做为匈奴五部首领问鼎中原的领袖地位。
在中原王朝，像刘豹这样的匈奴部落首领，要向朝廷表示忠心，就得把自己的继承人送到京城去当人质。这样，刘渊在魏国咸熙年间到京城洛阳做了人质。因其文武双全，气宇不凡，颇受权臣司马昭重视。
咸宁五年（279年），刘渊的父亲左部帅刘豹去世，西晋朝廷于是任命刘渊为代理左部帅。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在任期间，“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晋书》）。刘渊严明刑法，禁止各种奸邪恶行，他不看重财物，爱好施舍，与他人相交，推诚相见。于是匈奴五部的豪杰都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就连幽州、冀州知名的儒生，后学中杰出的人士，都不远千里来此游历。永熙元年（290年），晋惠帝司马衷继位，由外戚杨骏辅佐朝政，杨骏便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为汉光乡侯。元康末年（300年），刘渊因为部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不久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上表推荐刘渊担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刘渊虽有卓越的才能，却因匈奴人的身份，一直沉浮于西晋王朝的内忧外患之中。魏国，包括后来的晋朝，对内附的匈奴人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既要利用他们打仗卖命，也得防着他们造反闹事儿。刘渊的堂祖父，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就不止一次在匈奴部落首领的会议上提出说：“以往，我们的先人与汉室约为兄弟，休戚相关，甘苦与共。而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们单于，虽有虚号，却没有寸土的基业，从王侯降为普通百姓。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连环相斗，四海鼎沸，该是我们兴邦复业的时候了。左贤王刘渊的姿貌、风仪和才能超人绝世，上天倘若不是要光大单于，又何必虚生这种伟人？”
“八王之乱”爆发后，因为战乱，中原汉人大量流徙江南，史称“衣冠南渡”。并州境内的胡汉势力对比和人口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贵族刘宣等人见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有机可乘，于是他们秘密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刘渊也不废话，在众人的簇拥中迅速登上大单于的宝座。
因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刘渊没有贸然称帝，而是效仿当年刘邦，权且称汉王，刘渊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以离石（今山西省西部，吕梁山脉中段西侧）作为匈奴各部的都城，仅仅花了半月，就招集起五万多兵马。
他意气风发地说：“你们说得太对了！大丈夫要做就做顶天立地的大山冈，岂可当趋炎附势的小土丘？自古没有永恒不朽的帝王，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在东夷，谁该做帝王，只是按德行的高低授予。我们有精兵数万，良将千员，对付晋朝军队乃是以一抵十，灭掉晋朝就在转瞬之间。我即使不能效法汉高祖，至少也要成就魏武帝的功业。汉有天下年久，恩德深植人心，所以昭烈帝刘备据一州之地就可以与天下抗衡。我既是汉室的外甥，又与汉室约为兄弟，如今汉室的大旗跌落，我得把它重新举起来。依我看，从今以后，我们就用汉朝的国号，远尊后主刘禅，收取民心。”
他能追思汉朝的恩德，将自己与汉朝的甥舅关系、兄弟之约巧妙联系起来，重新拾起汉朝的大旗，以汉朝的招牌来收揽人心。这已经不是一套普通的说辞或演讲了，而是一手极其高明的政治手段。
刘渊是匈奴人，一心想着兴邦复业，之所以自称为汉皇帝，除了胡、汉之间的政治姻亲因素之外，还与刘渊的人生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
刘渊自幼居于汉地，酷爱读书，痴迷汉文化，曾拜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习中原的儒家经典和历史、军事著作，甚至可以“略皆诵之”，深受汉文化影响和熏陶。这一点，从刘渊七岁丧母时表现出“擗踊号叫，哀感旁邻”(《晋书》)的孝道礼仪上不难看出。
崇尚汉文化，使刘渊倾心接受汉化；而刘渊在官场上受到的种种遭际和不公，也是逼使他主动向汉人、汉文化靠拢的一个重要因素。晋武帝时，王浑、王济等人举荐刘渊担当消灭孙吴的重任，却遭到了孔恂、杨珧等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谏辞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晋书》）八个字，既刺痛了刘渊的自尊心，也反映了汉匈之间难以消除的民族隔阂。
孔恂、杨珧是朝廷重臣，代表着朝野相当一部分汉人的思想和观念，他们鄙视、仇恨胡人，更抵触像刘渊这样文韬武略的匈奴人，使刘渊屡不得志，甚至一度险遭不测。刘渊虽然有志向，有能力，有魄力，但在讲究门阀出身的魏晋时期，却很难得到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刘渊想成大业，想立足中原，想得到汉人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扯起汉旗，以怀人望。
刘渊深通历史，在他看来，自秦至晋，汉人政权虽有数个，但国祚长久的只有西汉和东汉，其余皆短命而亡，就连眼前的晋朝也是摇摇欲坠。刘渊认为“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定国号为汉，可使中原民心归附。刘渊称汉皇帝，据他说还合情合理，“兄亡弟绍，不亦可乎”（《晋书》），汉匈既然约为兄弟，哥哥亡了，弟弟继承，这有什么不可呢？
除了扯起汉旗，刘渊还大量启用汉人中的名士担任要职，如他任用崔游为御史大夫，任命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为其子刘聪的太师。其后，刘渊兵锋直指西晋，并取得了系列军事大捷。
为了收揽民心，刘渊抑制滥杀烧掠，但灭晋过程中滥杀无辜、烧掠奸淫之事虽禁不止，以至于“流移四散，十不存二，……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晋书》)。
刘渊在左国城称王后，大约过了3年，带兵南下离开这里，开拓更大的局面去了。308年，刘渊已经羽翼渐丰，便正式称帝，改元永凤，定都平阳，就是现在的临汾郊区金殿镇。
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东莱王弥等其他反晋势力，依附于其麾下，冀、徐、豫、兖等州的数万户流民也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河瑞元年（309），刘渊集中兵力进攻洛阳。洛阳百姓虽恨透了腐朽的晋王朝，却死也不肯接受匈奴人的统治。两次进攻，均遭到洛阳军民的猛烈抵抗，刘渊被迫退兵。
河瑞二年（310）七月，刘渊抱憾病逝，在位六年，谥曰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刘渊打着汉旗“借尸还魂”，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段，也达到了一定目的；但他建立的汉政权，在本质上却是匈奴贵族和上层社会的专政。晚年，刘渊看到汉匈之间的民族隔阂难以抹平，称汉“以怀人望”越来越行不通，故临终前恢复匈奴传统旧制，实行“胡汉分治”。
由于当时北方形势复杂、南匈奴统治集团内斗，刘渊和他的后代建立的匈奴汉赵国仅存在26年就消亡了。
刘渊建立的汉国是草原民族在内陆建立的第一个独立政权，虽先后仅存在了26年，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刘渊汉国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把中原推向战争和动乱，同时改变了曹操以来匈奴五部统治结构，重新恢复了匈奴传统旧制。但是为各民族之间深层次的融合，准备了条件。
刘渊建立的汉国是十六国最早的割据政权,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混乱时期，其逐鹿中原的雄心，成为十六国北朝乃至后代辽、金、元、清等北方民族入主北方进而一统中原的先声。刘渊后来被认为是“五胡乱华”的祸首，也是这个缘故。可以说，苻坚、元宏、宇文邕等十六国北朝英主正是在继续刘渊的未竟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短祚的汉国、偏僻的左国城、刘渊本人都无疑是具有永久影响的历史标志。
而他所建汉国国都左国城却鲜为人知。
左国城风云
左国城在今山西方山县境内的南村。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匈奴汉国的都城，今仅存遗址。
左国城，春秋战国为白狄、皋落所居之皋狼邑，汉为皋狼县。从公元140年西河郡内迁离石起，这里建为左国城，到公元304年刘渊在此聚众称汉王，这期间的164年，左国城是南匈奴部众的核心，曹魏时期南匈奴的首脑机关——南单于庭就入驻这里。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的核心基地，先后辉煌400多年，孕育了一支强大的“离石胡”人，在民族融合史上产生了里程碑的意义。因此刘渊在此才能快速聚集大批匈奴部众，很快建起政权。
南单于庭入驻后，对这里进行了创造性经营。沿用并扩展了春秋战国和秦汉城池，背靠东部大山，面向北川河水。依山就势，构筑城垣，东、南、北三面环岗而筑，东城墙沿山脊线而建，内外双城，严密捍御。内城呈长方形，外城随地形呈不规则形变化。总体建设为内城、西城、东城三个部分，成为城套城、城包城，内外结合，互为照应的军事城防。最外围周长9932米，总面积达到8.7平方公里。
这里作为南单于庭匈奴左部帅驻地，统领并督察匈奴五部军事。当时曹操把匈奴五部分布到吕梁山区一带，其领导核心就在离石左国城。南匈奴统治集团在这里生活、开会、娱乐、研究内部事务，处理各种问题，协调五胡之间及胡汉之间关系。西晋惠帝建武元年（304年），南匈奴首领刘渊根据当时天人环境在此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认为汉朝时：我们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同甘苦共患难。当前的处境是：魏晋代兴，单于空有虚号而无尺土之业，各王侯都降同普通老百姓。当前形势和任务：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为我们兴邦复业提供了天赐良机！
于是，在晋朝皇族骨肉相残、胡人受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一个以刘渊为皇帝的匈奴汉国迅速孵化出巢。刘渊在此发动匈奴起义，很快推翻了西晋王朝，统治了山西大部分及长安、洛阳等中原的核心部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内迁少数民族在内陆建立的国家政权。由于胡人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当时陕北、晋西北、晋东南的数十万胡人有了精神的依托，为少数民族混战和十六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位于吕梁山区深山大川的这个指挥中心，指挥着“五胡”千军万马东打西杀，争城掠地。又像一个神秘的剧场后台一样，“五胡”部族分别在此打扮一番，领了台词，便在中华大舞台上“乱纷纷，你方唱罢我来唱”，演出了“十六国”混战的活剧。
位于吕梁山东部的汾阳、孝义一带，则是对“离石胡”严加防堵。汾阳一带有六壁城，《水经注》云“南魏朝置六壁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汾州府志》述，府北十五里有八门城，“刘渊遣将乔嵩攻西河，因筑此城，城有八门”俗名罗城。有板桥城，《郡国志》记“刘渊击刘琨于此。”孝义市有偏城村，《孝义县志》载，十六国时后赵离石侯以防西北诸胡筑城于此。由此可见“离石胡”威风当时，史籍不虚。所有这一切以及后赵、大夏国等都与左国城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当时的左国城在内迁胡人心目中成为中央圣地，其榜样的力量甚至鼓舞了后世的元蒙和满清统治者。
左国城遗址
今天，吕梁一带还有许多当时胡兵征战的遗迹。左国城城墙犹存，基本完好。左国城遗址就位于北川河中游，今我省方山县境内的南村。该城是在春秋时期的皋狼城遗址和汉代的皋狼县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左国城遗址共有四座城池组成,坐落在黄土丘陵和四周陡峭的黄土岗上,形制特殊,平面布局在国内罕见。古城垣南、北、西环岗而筑，东城垣沿山脊线而建。古城最外围总周长9932米,古城遗址保存尚好。
古城最早部分为战国皋狼邑遗址,位于中部。城周长1280米,总面积0.064平方公里。其中西北部分已成残垣断壁，东南夯土墙基保存基本完好。在城内和夯土层中，曾出土部分先秦掏片、瓦片、青铜器皿等，这些都充分证明该城是春秋战国时所筑。
第二座城池是在皋狼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汉代皋狼县城，城墙的夯土基础保存基本完整，城周长2135米，总面积0.31平方公里。左国城则是在皋狼县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内外两城。内城周长3180米，总面积0.54平方公里；外城周长4315米，总面积0.69平方公里。沿外城墙周围有马面遗迹10处，保存基本完整。该城的外围防御系统沿主通道共发现有城门遗址五座，其中两座保存基本完整。该城西临北川河，城墙受洪水冲刷严重，依稀可辨，只在西墙基留有原筑石条；南临界河，可远望南川；北以土桥沟为天堑可巡视北川开阔地带和东南下昔沟的地向，构成该城外围的屏障。城东南角为全城的制高点，海拔1193.4米，夯土城墙高峻陡峭，端点处为一个十字型交叉，可俯瞰城内外各个角落，控制全城,是全城的指挥中心。左国城从皋狼邑始，至隋大业三年(607)良泉县徙积翠山下，先后用了一千多年，废弃至今1400多年。
左国城内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战国、西汉和东汉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左国城内城呈长方形，外城则随地形变化环抱内城。该城居高临下，可谓城坚地险，从军事地理和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堪称离石以北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古代这里北通岚代、南出平阳，向西可至陕北，往东可达太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向东进入云顶山深处及庞泉沟一带，至今仍是山西有名的大牧场，因而为游牧民族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北川河从城西向东绕了个弯后向南流去
据光绪《永宁州志》述刘王晖山，上有“饮马池”，曾是刘渊牧马场，“今渊祠尚存”。吴城镇上四皓村有刘渊行宫。卢城（今离石上楼桥村）为晋并州刺史刘琨所筑攻刘曜的城垒。马头山有刘琨庙，玉林山有石勒墓。直到一千多年后，这一带三十多村还组织庙会，祭祀“石勒爷”。
左国城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保存这样完好的古城，独特之布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弛名全省，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之都。2006年5月25日，左国城遗址由省级文保单位晋升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胡的内迁是在中原政府控制下进行的，而五胡的混战则是民族矛盾失控的悲剧。但站在历史的田埂上你就会看到，五胡的汉化就像冰雪融化成春水一样，其鲜活的生命之水漫过田垅地沿不断地注入中原民族生存发展的原野，这种活水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血统方面的文明大融合，有力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活力。
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匈奴这个民族，但是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统。世界各地的匈奴后裔及专家学者都在探讨南匈奴的去向，其实他们的首都就在离石左国城，他们的热血流淌在你我的身体里。这里是陕北那个大夏国统万城的祖庭，应当成为海内外匈奴后裔及北方各民族朝拜和瞻仰的圣地。
参考资料：
《中国民族史》
《十六国春秋（匈奴汉国、前赵、后赵）》
《文明家园：南匈奴的根据地 左国城的辉煌》：王书平
《刘渊与左国城》：冯翠兰
《匈奴人刘渊 — 开启了一个今天动地的大时代》：趣历史
来源：三晋古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