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括：秋水为鉴——读田晓菲《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
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是“神童”也是“才女”，我闻名已久；近将其新书《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拜读一过，果然名不虚传。
《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田晓菲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因为是田晓菲本人编纂的“自选集”，《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一书体现了统一鲜明的研究思路和治学特色，它“多少可以代表近些年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关注的两个问题：
一是抄本文化和文本的物质性如何影响到微观上文本的解读与宏观上文学史的视域重建；一是文学的“言说性”，经验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张力”（第9页）。
前者侧重文献学，后者侧重文艺学，和程千帆先生主张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异曲同工。
除了《影子与水文》《有诗为证》和《会说话的伤口》，其他八篇文章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古文学与文化，可见作者的关注点主要在中古，也就是汉末魏晋南北朝。
中古的文本具有流动性和残缺性，文学自身也正处在生长变化期，很多事情都难下定论。作者紧紧扣住抄本文化的自身特征，有一说一，稳扎稳打地探索文学与历史的真面目。
田晓菲教授
这样的研究体现了作者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与意识，她自己也反复申明，如“通过文本考古，尽可能地利用手头材料来还原当时的历史”（第35页）；“我希望提出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历史主义的阅读。简言之，就是尽可能还原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的阅读”（第93页）；
“在中古文学研究中提倡一种历史主义的解读模式，它要求我们回到文本的载体也即文本的资料来源，检视不同资料来源中保存下来的早期异文，考究词语声音和意义的历史变迁，借此打破后代偏见对中古文学的阐释带来的影响”（第137页）。
从文本出发，回归当时语境，反思以往阐释，得出稳妥结论，是这些论文的常见思路。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中古时期抄书不仅是为了传阅信息，也是一种著作方式，对原书的整理、编辑体现了抄写者的思想意识。“抄写者往往集读者与编辑于一身，对抄写的文本进行编选、删削、校正、修改。手抄本时代的作品，没有作者原稿，没有经过作者亲自审核校订而印刷出版的文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追寻‘原本’或者‘真本’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也是毫无意义的。”（第55页）
这是对传统校勘思路的突破：不求真本、原本，而要看抄本背后的文化现象。
作者特别指出：“不能盲目地认为一个版本离作者年代越近就越可靠或者说就更接近原作真面目，必须辨析每个具体文案，考察文本的载体。”（第91页）原本是什么样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抄本如何产生，流传过程中有什么影响。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一方面，文本的选择性留存会影响文学史建构。抄本（选本）的编选态度与后世对其中作品的接受有密切关系。“一个时代的形象经由文本的载体传到后世，文本来源的不同决定了文本的不同，并最终决定了这个时代的形象的不同。”（第55页）
如《玉台新咏》以闺情为主，选文很受限。若从这个选本了解建安文学，就会得出与“风骨”完全不同的印象。作者把选本比作容器，并得出两点教训：“第一，容器的形状，塑造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之文学的形状；第二，容器的形状，也决定了我们对盛放在这一容器中的个别文本的解读。”（第66页）
一首诗也许本来与闺情无关，放在《玉台新咏》里读，便会令人产生情思联想。更严重的是，“选本所构成的语境，再结合文本的异文，可以扭曲对作者归属的选择；而作者归属又会反过来加强选本与异文所共同造就的作品解读，甚至决定异文的选择”（第137页）。
《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
作者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在文学流传史中综合考虑抄写、纂辑与编选合为一体的活动，评估它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图景。”（第172页）
另一方面，文本的缺失也会影响文学史建构。
因为传世文献的失衡，对三国文学与学术的叙述历来以曹魏为主，但不能说吴蜀在文史上就没有建树，“中古时代是一个手抄本文化时代，是文本大量佚失的时代，因此写作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时候，应该把资料的不完整与不完美本身也考虑与书写在内，不仅讨论文本佚失与变形的现象，也对其内在原因进行反思”（第35页）。
作者用力钩稽文献，尽可能地描摹了吴蜀两国文史著述的大致样貌，特别揭示出吴国有意在文化建构与政治宣传上与魏国争衡，以文学观照了历史，颇具慧眼独见。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诸子的黄昏》也是一篇还原历史的佳作，通过考察子书衰落、诗文兴起的过程，作者清晰地勾勒出社会思潮的演变和文体兴衰的缘由，并指出《金楼子》这样的“末代子书”已体现出笔记特征，从而打通了文类的隔膜，使人有豁然贯通之感。这样的论述，体现了总揽文史全局的宏通眼光与深谙文学本质的扎实功底。
除了立足抄本还原历史，揭示中古文学发展演变的实情，本书另一重要内容是研究文学的“言说性”（表现性），即词如何达意、达成何意、效果如何等问题。如果说历史主义的研究基于版本、比勘，展示了作者的古典文献学功底，那么对言说性的探讨则更关注文学自身，彰显了其西方文艺理论素养。
《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行旅写作》
比如《会说话的伤口》，明显受到心理学理论的影响：“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创伤回忆’总是通过闪回式倒叙和支离破碎的断片反复出现，《微虫》的特点是它仔细建构出来的重复性、碎片性，全书充满了森惨的意象、偏执狂式的妄想、过度的情感。”（第221页）
《庾信的“记忆宫殿”》（此题目可能受美国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之《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启发，这也属于西方学术影响）也包含对“创伤记忆”的思考，体现在对庾信诗歌的解析中，发掘它与南朝诗歌的联系，揭示这种继承与创新对表现“创伤体验”的作用。
“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以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资源和技术为基础，庾信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的记忆殿堂。通过对南朝诗歌的指涉与重写，庾信重新营造了宫廷诗歌，使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媒介。”（第139—140页）
《Visionary Journeys》
此外，作者通过研究《古诗十九首》的隐晦性，说明其魅力的来源在于读者代入的自由。“《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离不开文本本身呈现的叙事场景，……这些叙事语境的完整实现，则取决于诗歌的‘表演者们’——歌者、听众和读者——的参与。”（第52页）
以读者的参与、接受为文学的终点，这是“接受美学”的回响。从十九世纪三个诗人的战乱描写，作者看出传统诗歌表现现实的无力，进而指出“一切对现实的表现都是再现（representation），再现与再现的对象之间总是存在差距。……我们的任务之一是理解和分析诗歌体裁的表现传统，以及这些表现传统对再现现实的限约。”（第216页）
“诗‘史’与一般史料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表现在细部：人与事的细部构成了它们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把那被宏大的历史叙事剥夺走的个性和尊严还给个体生命。”（第217页）
这些论述隐现着英美新批评“结构—肌质论”和“语境理论”的影子。
《七发》
和诗、史对照同属比较文学跨界研究的还有聚焦图文关系的《影子与水文》，这个标题被引为全书题目，可见作者对此文及这两种意象的重视。
影子与水文是两幅以苏轼《赤壁赋》为题材的画作的表现方法和突出特点，属于绘画语言（图像），用来表现画家对文学的理解，而文学语言（文字）本身也是对人生现实的表现，这两种语言都是“文”——人文。
研究影子与水文，其实是另一层面的“言说性”问题。作者以此为全书题目，不乏美学上的考虑，但主要应该是说本书的研究旨归在于揭示文学如何表现现实人生。以抄本文化为主的历史主义研究本质上是“言说性”研究的一种方法和基础。
无论是品味抄本的细节，还是评析语言的微妙，都体现出作者对文学的知根知底，其透彻的理解、分析来自文本细读。
《The Halberd at Red Cliff》
这种逐字逐句的精读细品与作者的海外汉学家身份有很大关系：一方面，“细读”是英美新批评的常用方法；另一方面，因为她用英文研究，中英文转化问题“迫使人对面前的文本细读和慢读，在阅读当中进行思考”。这对用中文进行研究因而发展出“集体无意识”的学者们应当有所启发。
如果说语言尚有亲疏之分，那么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中外学者皆需努力，因为“我们远离作品所生发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古汉语不是任何学者的母语。在古代文本面前，我们都是外乡人”。
《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
这就更需要“以语文学家的执着和精力，进行宽广而深细的阅读，……如考古工作者一般修复已逝的图景”，或许可以“逐渐拨开挡在面前的雾霾，……照亮沉沦于黑暗中的过去”（第10页）。作者用实绩为我们做出了细读的示范。
严谨的学术讨论并未掩盖作者诗人的本色。除了上文所说对诗歌的精深理解与敏锐辨析，书中一些文字本身就有很高的文学性，突出体现在《影子与水文》中，这是全书最富诗情画意的篇章：“在苏轼的《赤壁赋》中，山的静止和高耸指向仙界与永恒；水的长流则代表了迁化的力量，属于时间和历史，属于人间。只有人间才有鱼与酒，乐与饵，悲欢与离合，洞箫之音与窈窕之章；只有人间才有得不到满足而长存不朽的欲望，才有图像与文字，才有画与诗。”（第189页）
《秋水堂论金瓶梅》
田晓菲教授这部自选集形散实聚，其道一以贯之。莹莹澈澈，光可鉴人。但愿这泓来自大洋彼岸的秋水，可以为古典文学研究映照出一片别样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