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厚先生|孔孟荀哲学·自序
儒家之学的基本性格，通常都说它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重视伦理道德，持守中庸之道，主张和平改革，反对极权暴力。又或者说，由于儒家——
因此，历经二千五百年的考验，仍然能够在不断调整中适用于人类生活而历久弥新。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亦应该是人所共许的。
但是，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却对儒家普遍地存有一种观念上的隔阂和疏离。笔者尝思其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五。第一、由于三百年前，满清入主，民族生命受挫折，文化生命受歪曲，读书人走入故纸堆中，形成乾嘉以来「唯考据」的学风，致使文化心灵日趋固蔽而僵化。因此，对于儒圣的德慧生命及其精微弘深的义理思想，便很难接得上了。第二、由于民国初年以来，学界人士把当代中国落后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儒家，归罪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这种贬视儒家、怨怼孔子的说法，竟日渐发生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对儒家产生抗拒的心理。第三、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打掉了我们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加上纷然杂陈的思想观念引诱人向外追逐，于是人人盲爽发狂而疲于奔命，很少有人能回头对中国文化作一番平心的反观省察。第四、由于社会形态之转变与学校敎育之西式化，中国学问被逼到文学院一角，而文学院又常由外文系出锋头，历史系保住半壁江山，哲学系则三分天下失其二；中文系虽讲中国学问，而义理的训练不可讳言地有所不足，因而对儒家学问亦不易有生命的感通和存在的呼应(豪杰之士例外，自不待言)。第五、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心习，大多停在浅薄的理智主义上，很少有人能自觉地培养文化意识；即使是文史学者，亦多半只能根据文献材料、列举地讲文化，而不了解民族文化亦是一个生命，是一条古今通贯的生命之流。在如此情形之下，便很难显发文化自觉与文化理想，亦把握不住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则性与方向性，对于儒圣的精神血脉及其义理规模，当然亦就懵懵然而无所知了。
义理，本就是通贯古今的。而学术思想，亦实无新旧之异，而只有是非之别。在学术的王国里，不容许有「私臆之说」，亦不容许有「门户之见」。讲得对的，理当采取；讲得不对的，自应舍去，而讲得不周洽、不相应的地方，亦必须加以批判疏导以求其实理，得其实义。因此之故，学术上的本末、主从、正邪、偏全，不可以不慎择而明辨。为偏为末者，不可妄尊为本主；为本为正者，不可屈抑为宾从。这是古今之通义，不易之常理。否则，本末主从颠倒错乱，偏全正邪等同并立，将何以评鉴天下学问之价値？又将如何显立国家学术之标准？
儒家之学，是生命的学问。这个由孔子仁敎而开显的内圣成德之学，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早已凝成民族生命中的常道——定常的骨干。生活的原理与生命的方向途径，都植根于此。这实在是国脉民命之所系，应该永远承续不绝，并不断求其充实与开展。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时时讲明，以保持文化心灵的醒觉；亦唯有如此，方能提撕精神理想，以贞定文化生命的原则和方向。盖归根而后可以复命，返本而后乃能开新。没有绵绵穆穆的文化意识之醒豁贯注，是不可能有文化慧命之相续不断的。而历代儒者之所以郑重于「讲学」，其用心正在于此。
本书的论述，并非专重于对各项观念理论作特为深细的层层探索(这是属于各种专题硏究的工作)，而比较着重于基本纲领及其义理的疏导说明。多年来笔者一直有一个感觉，觉得有关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似乎缺少一本统括性、基础性的书。从思想纲脉和文化敎养的意义上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亦可以说是人文学者对青年的一份亏欠。而这种性质的书，应该是专著中的通论——
如此，则初学者可以循序而入，而积学之士亦可参证而有所取益。当然，这样的一本书，是很不容易写的。笔者撰著本书，虽确乎以表述儒圣之学为志，而不敢以标举私己之见为心；但是否眞能免于谬误，则敬俟时贤硕学与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儒家哲学与文化眞理」一书，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印行。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讲述孔孟荀之学而不够完备，下卷则通论道徳宗敎与社会文化问题而亦不免于疏略，故决定不再印行。近数年来又陆续有所撰述，自觉略有进益，而可稍补前书之所未备。关于该书下卷之意，两年前已另有「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一书由学生书局出版；而其上卷所论，则扩大而改写为这部「孔孟荀哲学」。
本书分三卷，每卷各分九章。上卷为孔子之部，中卷为孟子之部，下卷为荀子之部。各卷之内容章节，已见本书目录，兹不赘述。书列「绪论」一篇，以综述儒家之起源，儒家与诸子，儒家学问之特质与纲领，以及了解儒家之学的进路；而儒家在当前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及其所当承担的文化使命，亦顺就「新外王」之义而有所提揭。书后原定有一人名书名与学术名词之「索引」，以时间匆迫，未及编出，容日后再为增补，特此说明。
蔡仁厚 民国七十三年九月于东海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