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期的党争，无人能解决，后来蔡京是如何搞定的？
北宋自宋神宗启动“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后，一直到宋哲宗逝世，宋徽宗登基之初，连续三十余年党争不断。
期间新、旧两党轮流上台，轮流互贬，严重影响了北宋政局的稳定和谐。
因为北宋自宋仁宗执政时期开始，逐渐有了不杀士大夫的默契（宋太祖至宋真宗这三朝，都有杀过），所以，政敌之间的整治，最多也就是从中央贬斥到地方。
俗话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不死，总会有机会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变动中继续冒头，继续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也是不管新党还是旧党，都一直不可能被完全打趴下的缘故，坐在皇位上的掌权者倾向哪一党，哪一党就马上能出头，反之亦然。
同时，暂时失败的失利者即使不掌权，也同样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治局势。
比如，“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主导的新党势大，旧党就在司马光、富弼等人的主持下，都躲到离汴京不太远的洛阳，互相鼓励，成结党之势，一起继续为自己的主张发声。
并且，相当多的老臣，还能依据规则，不停给皇帝上奏章，在奏章中批评他们不赞同的制度，不断以自己的观点影响皇帝，掣肘他们的反对者。
因此，北宋的数十年党争，归根结底是由当时优待士大夫的潜规则造成的，要是能残酷一点，估计就没那么多事了。
比如商鞅变法时，连太子老师的鼻子都割了，谁还敢出声？
再比如北魏孝文帝变法时，为打击反对派，连亲儿子都干掉了，就是为了变法成功以及制度顺利执行。
当然，更多人会赞同北宋时期良好的政治氛围，杀人太可怕，还是贬官比较好，相对比较民主，比较和谐。
但是这样的话，在朝堂上的掌权者，就会永远受到反对派的掣肘，会不停被针对、弹劾。
那么，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时期，怎么样能在大家都默认的不杀人规则下，让反对者闭嘴？是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该如何做到呢？
宋哲宗执政早期，是太皇太后高滔滔辅政，高滔滔曾打破贬斥宰相出外，要安置在富裕地方的惯例，把新党骨干、宰相蔡确不停往偏远地方贬斥，导致蔡确死在贬所。
高滔滔的行为，也算是开了先河，此前，北宋从来没有过因党争贬官，贬死了官员的先例，何况蔡确还是宰相。
高滔滔死后，新党重新上台，有样学样，同样把反对派往偏远地方贬斥，如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有幸在此列中，他最落魄时，都被贬斥到海南岛去了。
即使是这样的打击，其实大家也都不怎么害怕，自己不行了，还有后代，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志同道合的师生等等，只要能说话，就能继续战斗。
所以，高滔滔打破先河的行为，也没能终止党争的继续发展。
至北宋灭亡前，稍微能遏制党争的，是后来被视为大奸臣的蔡京，支持且配合他的，是宋徽宗。
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登基不到两年的宋徽宗起用蔡京为相，并有意继续延续宋神宗及宋哲宗两代皇帝毕生坚持的变法，《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七月……戊子，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曰：“敢不尽死！”
而得到宋徽宗授权的蔡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前，让所有的反对派闭嘴。
继续搞贬斥到地方那一套？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远远不够震慑反对派。
于是，蔡京在继续执行不杀士大夫的规则的情况下，想出了些狠辣的招数，并一一推行。
首先，他搞出个“元祐党籍碑”（“元祐”是宋哲宗的第一个年号，当时是旧党执政，并严厉打击新党），把旧党以及他的部分政敌（其中包括部分新党，比如章惇），全部打成奸臣，立碑刻名公告天下。
这是在明确告诉天下人，要支持皇帝和蔡宰相，就要反对、打击、抵制“元祐党人”，正大光明地要求别人站队。
同时，针对活着的和死了的“元祐党人”，蔡京对他们的打击，也是前所未有，连环三招让反对派从此不敢出声。
蔡京第一招，针对反对派的后人，反对派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的后人不得提拔为京官，《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诏：“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硃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吕大防、刘安世、刘挚、苏轼、梁焘、李周、范纯仁、范祖禹、汪衍、汤戫、李清臣、丰稷、邹浩、张舜民子弟，并毋得官京师。”
这招很厉害了，不能成为京官，就永远失去了在政治顶层的话语权。
想反对蔡京的反对派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家族及后人考虑得失。
蔡京第二招，贬斥出去的反对派要分散安置，不能让他们扎堆，《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臣僚上言：“元祐党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党与，变更法度复为元祐者，伏望详酌施行。”于是诏……各于外州军居住，仍依陈乞宫观新格，不得同在一州……诏：“应责降安置及编管、羁管人，令所在州军依元符令常觉察，不得放出城。”
这是针对当初“熙宁变法”时，以司马光、富弼为首的反对派，扎堆躲在洛阳反对变法的旧事。
把反对派分散看管并严密监视，让他们无法商量，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形成集体意见给执政的蔡京和宋徽宗捣乱。
蔡京第三招，不准反对派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及学说，《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诏：“诸邪说诐行非先圣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
这一招是最狠的，是用法律的形式，让反对派彻底闭嘴，让他们的政治主张失去传播和传承的途径。
要想自己的学说能够传播和传承，好吧，请支持宋徽宗，请支持蔡宰相。
读书人哪个不想“立言”于世并传诸后世？这一招实在是打在了反对派士大夫们的七寸上。
“元祐党人碑”的建立，加上蔡京为让反对派闭嘴，陆续使出的这连环三招，让蔡京在朝堂上成为了一言堂。
当然，为了让自己的耳边少些唠叨，宋徽宗对此是大力支持的，没有皇帝的支持，蔡京也无法实施这些狠招。
所以，让保持着政治底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宋哲宗和章惇这两对君臣，都束手无策的反对派，就这样被宋徽宗和蔡京给压制了下去。
宋徽宗虽然最后在史书上的定论是昏君，但他执政时，皇权是高涨的，这一点，在他前面的北宋皇帝们，从宋真宗一直到宋哲宗，都远远不如他。
蔡京虽然是个奸臣，他推行的政策也不全是利国利民，但他当宰相时，权力是少有掣肘的。
而这一切的来源，就是始于宋徽宗和蔡京在崇宁元年时，搞出的三招压制反对派的政策。
可惜的是，政治天赋极高的宋徽宗和蔡京，并没有真正把他们的心思及才干全用在治国上。
最终，北宋还是发生了“靖康之变”，这一对配合默契的君臣，也被史书钉在了耻辱柱上。
参考文献：《续资治通鉴》《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