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出自：成都市文管会办公室、龙泉区文管所：《石佛寺石刻简目》，《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北周文王碑即“北周强独乐造像碑”，其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岩村北1公里的大佛岩摩崖造像内。此地地势颇高，俯览山涧，小水库清晰可见，周围山川连绵不绝，已是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去往此处，极为不易，山路崎岖，碎石路面很是坎坷，窄窄的村道仅容一辆小车通过。我和历史讲坛的老白在四川之余，专为此而去，先乘地铁再倒滴滴打车，幸赖师傅车技高超，才得以到达。大佛岩造像内共有造像54龛，大多凿刻于一块俗称天落石的红砂岩巨上。巨石高4米，宽25米，从保存的状况来看，巨石曾发生过倾斜，或许与蜀地多地震有关。北周文王碑即为编号第38号龛（如图），此碑高224厘米，宽125厘米，刊刻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此碑早已见诸于史料，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4《简州碑记》，“后周宇文泰纪功碑（碑在本州界首），云，泰数遣都督入蜀，一治石岗县，一治怀远县，见简池志”；又记云“周文王庙碑（在阳安县西北上十五里，即后周高祖文帝之庙），旧碑题额云，大周植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元年即后周闵帝之初元也，今石刻存焉） ”。完整的录文最早见诸于清人刘喜海《金石苑》，路增祥《八琼时金石补正》中有补正。
此碑历来被学界所重视。但碑文中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佛道二尊像究竟是哪一躯，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丁明夷先生曾囿于未亲自到现场调查，依据碑文拓片将佛道二像误认为碑底两侧的线刻小像。后经四川学者提出矫正，但讨论的重心则放在了对北周文王碑真伪以及其时代的考证上，对碑文中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造像，认为是安置在庙宇殿堂中，在中唐大历年间雕凿“丈六弥勒像”时被破坏。李去泰等人利用《后周宇文泰纪功碑》和《周文王庙碑》两碑合二为一，续补篡改碑额，并依此在崖壁上开凿第34号佛道合龛造像。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第34号龛为晚唐五代作品。
温玉成等在考察后认可两碑合二为一之说，并认为这一行为发生在唐大历年间，与李去泰等人关系密切。但是他们对碑文中提到的造像与34号龛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编号34号龛的佛道合龛造像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造像”。
此周文王之碑。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由碑文叙述知，强独乐等人因感念宇文泰提拔之情，在泰死后为其开龛造像、勒石以铭。为王者造像，是佛教传入中原以来非常常见的信仰方式。依据碑文，强独乐等人所造造像位于天落石上，龛内有两尊主尊，两侧各有胁侍。根据实地考察，综合文献，余认可温玉成等人的结论，认为编号34号龛的佛道合龛正是北周文王碑所敬造的造像。该龛呈现圆拱形，有桃形龛楣，龛内设有高台，正壁起高坛，坛上有二主尊并八身胁侍。两侧各有一护法神将立于高台之上，高台前还有狮子等。如同多年来大多数考察过此处造像的学者所见，编号34龛虽然是佛道合龛。但是龛内组合与碑记中所述“药王在其左、普贤在其右、文殊师利侠持两箱”的描述有出入。由此认为第34号龛并非北周文王碑所述的造像。余认为，首先，根据天落石的倾斜程度和34号龛的位置来看（参考线图），此龛应该是此地最早开凿的造像。依据崖壁右上角第11，第21号龛的内容风格推测雕刻时间约在五代前后。可以认为天落石的整体倾斜时间的下限即为五代。在整个天落石的造像中，34号龛居于中间，规模最大，位置最佳，应当是最早开凿的。根据第25号龛、第37号龛题记为大历六年、大历五年，其位置靠近34号龛的边缘，相互之间没有打破关系。由此可见，34号龛的开凿时间不晚于唐大历五年。其次，就造像风格来看。两个小狮子颇为关键，狮头周围毛发卷曲明显，并将一爪抬高；双狮中间一地神举托香炉，这一形式也是北朝晚期小龛造像的特征之一。龛内造像均双肩宽厚，佛的袈裟下部羊肠纹舒朗，是北齐北周时代特有的风格。佛的左胁侍菩萨面相方圆，手持莲花，与甘肃武山拉梢寺北周造像颇为相似。同时，34号龛内造像还有难得一见的南朝因素，其造像衣饰略显单薄流畅，身形圆润饱满。再次，还有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龛内两侧的神将，其余成都出土的北周至隋供养人、神将的风格颇为接近。也将造像的时代拉高到不晚于隋。最后，根据文献记载：公元552年三月，尉迟迥伐蜀，八月克成都，剑南平。553年，诏宇文贵代尉迟迥镇蜀。强独乐正是宇文贵手下大将。556 年十月，西魏禅让。557年元月，宇文觉称天王，建大周。追封宇文泰为文王。九月，宇文觉被弑。559年八月宇文邕称帝，号武帝。那么强独乐造像便有可能是在557年元月至九月间完成。
强独乐出身卑微，蒙宇文泰知遇之恩，在天落石上为其开窟造像，并颇为真诚的怀念宇文泰的丰功伟绩：
“夫功烈当时而显扬千载者,非竹帛无以褒其训；非金石无以铭其德。是以汉颂李氏于荫岑,前魏书邓艾于绵竹,姬姜受齐鲁之封,晋宋垂拱而取天位者,皆犹立身有滔天之功,平暴理乱,存济苍生故耳。而我文王,处身成长,值国艰难……赫赫文王,才高少昌。扫除四凶,建节秦阳。总押百万,其锋难当。仪同督将,智济三刚。”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遇之恩之重，深深的铭刻在强独乐的内心深处。
根据温玉成等人的考证，并经现场勘查，虽然34号看疑点重重，但是依旧可以认定其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提到的佛道合龛造像。结合碑文及造像，可知在北周初期是佛道并重的时代，这也为此后隋唐早期重道埋下了伏笔。北周文王碑及造像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其是成都地区最早的摩崖造像，更因为他打破了四川早期摩崖造像仅存在川北（广元）的传统观点。其佛道并尊更是难得一见，可称全国最早的佛道合龛造像，反映了当时两大宗教开始走向融合的前奏，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天落石前还有残存的唐代弥勒大像一尊，上书“天中天”。天中天后天落石，石上北周绝世碑，可谓相得益彰。余与老白共游天落石，读碑看窟，幸甚至哉。读碑以窥测一代名将对“知遇之恩”无限感佩的心迹，看窟则流连忘返于南北朝交融下的成都。行路虽难，却幸福满满。
温玉成.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考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