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史》【历史】：读千卷书之第126本—每天1分钟读1本书

《中国国民性演变史》【历史】：读千卷书之第126本—每天1分钟读1本书

今天分享第三十二本民族历史和性格方面的著作：《中国国民性演变史》。

春秋的贵族精神，在汉唐宋得以延续，而到了元明清时代，国民则出现毛泽东认为最大的问题：奴隶性。个人认同胡适的观点：国民性改变是多元问题，政治开放、经济稳定、文化教育、体育运动都是培养贵族精神方法。

一、顺民。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二、中国政治的张力。从汉代到宋代，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一直在进行着自我调整，逐渐形成了皇帝与高级官员共治天下的观念。汉代就已经有了与文臣共治天下的思想萌芽。“汉宣有言，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魏晋时代，强大的士族力量更是对皇权形成巨大的约束。唐代的封驳制度正是在门阀传统下形成的。唐制规定，皇帝下发诏敕，必须首先经过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有失宜之处，可以封还不发，有错误者则由给事中驳正。

宋代是君主集权制发展的高峰。但是与此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姚大力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而到了元代，这种“张力”却遭到破坏，元代君臣关系出现了重大倒退。提到明代的国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个字就是“流氓气”。明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呈现出“流氓”面貌。

三、“毕其功于一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种最便捷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救中国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五四”之后，种种西方思潮一股脑地涌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终极真理”。李大钊的话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事实证明，以简明果断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一切现象的马列主义，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迅速左转。

胡适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文化大革命”未能达到目标，这一事实对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摧毁传统的“除旧布新”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将传统资源转化利用的“推陈出新”过程。或者说，文化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