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这篇文章，苏轼拿了个全国第二，两个字道出施政理念
（本文是沉香读苏轼的第4期）
公元1056年三月，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前往京师应考。这是苏轼兄弟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春光明媚，风景宜人，父子三人心情大好，沿途写了不少诗文，后来还曾结集出版。
是年五六月间，在一场大雨中，父子三人抵达京师，借住于兴国寺。对于此次科举，苏洵并没有亲自下场的打算，只要儿子能够高中，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安慰。
宋朝的科举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分别由州府、礼部、皇帝主持。而且比较开明的是，各地的学子可以跨地区参加解试，比如苏轼兄弟就是从眉山前往开封参加解试。
这种方式有利也有弊，利处是一旦解试通过了，可以就地参加省试，节省备考时间；弊处是京师高手更多，考试难度相对更高，成本也不低。
苏洵敢于让儿子前来京师应考，一来说明他对两个儿子很自信，必定能过去第一关；二来也说明苏洵的家境还不错，负担得起父子三人长达半年的考试费用。
果不其然，是年秋季的开封府解试，兄弟俩双双考中，苏轼还考了个第二。兴奋之余，兄弟二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考，第二年的春闱才是重中之重。
公元1057年正月，宋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为副，梅尧臣、鲜于侁为点检试卷官，组成豪华考官团。
正是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一举成名，凭借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勇夺全国第二，全文如下：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这篇文章的核心在于两个字“忠厚”，具体而言就是“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大意是：对是否应该奖赏有怀疑的，就给予奖赏，目的是扩大恩德；对是否应该处罚有怀疑的，就免于处罚，目的是谨慎施刑。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苏轼引用了许多典故和儒家经典，文章篇幅不长，但说得极为透彻。而文中所表达的“忠厚”施政理念，也基本上贯穿了苏轼的一生，可谓是发自肺腑之言。
当时，京师流行太学体，堆砌辞藻，险怪艰涩，读来佶屈聱牙，欧阳修对这种文风深恶痛绝，正想借此机会扭转文风。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如此言之有物、朴实晓畅的文章时，内心高兴坏了，当即想要定为第一。
然而，谨慎的欧阳修很快又犯起了嘀咕，这篇文章如此合我的胃口，难道是我的得意弟子曾巩所写？为了避嫌，他忍痛将这篇文章定为第二。
开榜的那一天，欧阳修这才发现自己猜错了，那篇文章竟然出自四川的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后生可畏啊，他心情激动的坐在家里等着这个叫苏轼的人登门拜访。
按照习惯，但凡举子考中后，需要向主考官谢恩，苏轼也不能例外。几天后，他和弟弟苏辙一起登门拜访欧阳修，瞬间征服了这位一向喜欢提携后进的文坛盟主。
不过，欧阳修盼望着苏轼的早日到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苏轼在文中提到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他一直想不出在哪本书上看过。
为此，他特意向苏轼询问，苏轼却一脸淡然的说：“我想象是这样子的，何必一定要有出处呢？”听闻此言，欧阳修不禁大惊一惊，这小子要上天啊。
后来，苏轼又陆续拿出自己的诗文给欧阳修看，欧阳修越看越来劲，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嘉佑二年的春天，欧阳修主持的这次科举被誉为中国科举史上的龙虎榜，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程颢、张载、章衡、章惇、王韶等人同时登第，有24人被列入《宋史》，有9人出任宰执，政治、经济、文学、经学的人才一起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