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徽识研究
27年前，关于巴蜀图形单元、组合、性质等方面的考古学研究。
在战国至汉初的巴蜀铜器上，主要是在独具一格的兵器、工具和印章上，常常刻铸着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图形，包括人形、动植物形和几何形等。各类图形往往复合成不同的画面，富于变化，给人一种很强的力度感，让人觉得神秘莫测。
几十年来，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独特的巴蜀图形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本文正是以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主要拟对巴蜀图形的单元、组合、性质等方面的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进行初步研究，谨以此求教于各位学者和专家。
一 发现史概说
尽管巴蜀兵器及其刻铸图形早就引起过学术界的注意，但真正科学的发现，却是自1954年发掘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时才开始的。两地共发掘战国至汉初墓葬57座，墓中大都随葬有刻铸巴蜀图形的兵器、工具和印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
大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即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都地区陆续出土了几批铸有巴蜀图形的兵器及其他器物，如北郊羊子山2、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3、西郊百花潭4、青羊宫5、东郊圣灯6、新西门外枣子巷7、京川饭店8，都曾有重要发现。
在成都周边地区，也时常有相关重要文物出土。如郫县红光曾两度出土铸刻文字和图形的兵器9-10；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大量兵器、工具和１枚印章，大都刻有巴蜀图形11。蒲江东北一座墓中出土刻有5种图形的印章12；大邑五龙既出印章，也出兵器，都有铸刻的巴蜀图形13-14。此外，在简阳15、彭县16、新津和广汉也有一些发现，有的材料还未及正式报道。
在成都盆地北缘的绵竹清道17-18和绵阳19，西南部的芦山20、峨眉21、荥经22-23、犍为24-25也不断有所发现，大部分地点都进行过科学发掘，出土了不少带有巴蜀图形的兵器、工具和印章。另外在峨边、雅安、汉源，也曾有一些零星发现26。
在川东地区，除了巴县以外，在涪陵小田溪27、奉节盔甲洞28，也有相当重要的发现，奉节为四川境内出土巴蜀兵器的东限。
这些发现大体分为川东和川西两个大区，川北大体归属于川东大区，这是古代巴蜀活动的主要区域。四川以外的地区，也曾出土一些类似的巴蜀兵器，由于材料不大系统，本文不拟过多进行讨论。
二 巴蜀图形单元分类
铸刻在巴蜀兵器上的图形，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单元，或称作母题。图形以多单元的组合形式为主，也有少数情况下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四川省博物馆的刘瑛同志，曾将所见巴蜀图形归纳为17种29，这17种包括了不少组合形式，并不全是单个的母题。本文将出现较多的图形单元区别为27种，其他出现频率较低的不在此列。我们先来排比这27种图形单元，以便进一步对它们互相之间的组合规律及分布地域，作出初步探讨。
１．虎形（A）
巴蜀图形的主体，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虎形，大部分铸有图形的兵器都少不了虎形。虎形不仅较大，而且往往出现在最重要位置，居于其他图形的上方，铸刻也较为精细。
虎形大体可区分为侧式、俯式和虎头三类。以侧式最常见，凡出巴蜀兵器的地点，几乎都有发现。侧式虎形的虎头向上，虎尾微上卷（图1，1、3、8）。虎背有时并铸双翼，有翼虎见于昭化宝轮、成都圣灯和无机校、简阳、广汉、犍为金井、涪陵小田溪。此外，还有一种长舌虎形，长舌如齿带，主要见于川西的成都、郫县、荥经、简阳和犍为等地，川东川北没有发现。
图1（1-13）
俯式虎形不多见，也仅在川西有发现。成都京川饭店出土的一件矛上，骹两面均铸有伏虎。犍为五联的一件戈上，则铸有背饰双翼的伏虎（图1，4），时代约可早到战国前期。
虎头形上有大耳，下有獠牙，一般与其他图形组合在一起，见于峨眉符溪、巴县冬笋坝和涪陵小田溪（图1，7）。
虎形几乎同其他图形都存在组合与共存关系，仅仅鱼形除外。但是虎形与其他图形的组合，似乎也看不出明显的内在联系，它的位置有时被其他图形所取代，对此后面有详述。
２．鸟形（B）
鸟形同虎形一样，在常见的巴蜀图形还没大量出现时，它就已经出现作兵器的铸纹中了。鸟形分侧式和侧式两种。侧式以成都百花潭M10、京川饭店和绵竹清道所见最为特别（图1，9、12、13），呈大头长喙形，鸟体显得极小。这类鸟形大约时代稍早，晚期不多见。侧式飞鸟形还见于犍为，与手形共存。
俯式鸟形在战国早期的戈上可以见到，峨眉符溪的一件戈上也有（图1，2）。广汉征集的一件矛上也见到俯式鸟形，与虎形同在。巴县冬笋坝Ｍ56剑上的被当作人体的图形，可也是俯式鸟形（图1，6）。
鸟形少见于川东地区，它没有进入太复杂的图形组合中，可能在战国后期即行消失。
3．蝉形（C）
蝉形可以说是矛上的专用图形，其他器物上极少见到它。蝉形皆为俯式，注重图案与写实相结合，刻划细腻。
单体蝉形见于犍为和符溪，与其他图形组合的蝉形见于绵竹、犍为、郫县、成都和简阳（图1，10、11）。可见蝉形主要也分布在川西地区，与鸟形相同。
在成都出土的带鞘双剑上，见到一种上下左右对称的几何图形，它的一半与蝉形相似，被认为是图案化的蝉形，大概问题不大（图1，5）。不过，蝉形一般是不用于剑体铸纹的，这要算是一个例外。
4．鱼形（D）
最形象的鱼形见于巴县冬笋坝，M9所出两件钺上都铸有鱼形。绵竹清道土坑墓所出数十件兵器工具，大都铸有鱼形。彭县太平出土的钺上，也见到类似鱼的图形。这些有鱼形的巴蜀兵器和工具，大部分时代早到战国中期上下，没有太晚的例证。鱼形的消失是否为别的图案化单元所取代，现在还没有发现可靠线索。
5．鹿形（E）
鹿形虽然铸刻甚小，但是写实性很强，角、尾毕俱，身饰圆点纹。鹿形从不单独出现，一般都合铸在复杂的图形组合形式中。
6．蛇形（F）
蛇形标本发现并不很多。写实的蛇形见于巴县冬笋坝M52的剑，不与其他单元组合。昭化宝轮院M14的剑上，蛇形与手形共在，一望而知，它与常见的手心形组合（Kl）相似。蛇形不与心形同组，在这里却占据着心形的位置，这为我们了解心形的原型提供了比较重要的线索。
在新津机场和峨眉符溪的矛上，还见到双触角式蛇形，都包含在比较复杂的组合形式中。川西地区的蛇形与川东川北的区别，可能正在这里。
7．人形（G）
人形铸刻比较抽象，往往仅见一轮廓。有人头形，也有全体形，基本为裸体或著紧身装的式样，跪姿立姿都有。所见近二十例人形，主要根据头饰的细微区别，分为下面6种。
无发式 头面光光，仅见凸出的双耳。见于大邑五龙M1的剑、M3的戈和矛，巴县冬笋坝M65的剑（图2，18）。还见于刘瑛文著录的一件矛（图2，12），可能出在成都附近。无发式人形分布广泛，仅不见于涪陵小田溪。新都马家墓方印上的两个人形，似乎也没有头发（图2，10）。
图2（1-19）
披发式 头面一侧飘散着发丝，且仅见一侧。在郫县红光的一件矛上，正背均有披发的人头（图2，11）。
平帽式 头戴平顶冠，腰佩短剑，呈跪姿。涪陵小田溪M１的剑上有一例（图2，9），刘瑛文著录一件（图2，16），不明出土地点。
独髻式 头顶有略为倾斜的尖角状发髻，或者不是发髻，只是头饰。独髻人形见于郫县红光刻有巴蜀文字的戈上（图2，6），又见于方氏《缀遗斋》著录的一件戈上30。巴县冬笋坝Ｍ４的矛上见一独髻人首形（图2，7）；还有传出万县一件錞于上31，也铸刻着相同的人首（图2，1）。昭化宝轮院M14矛头上也有一独髻人首，但没有明显的尖角（图2，8）。峨眉符溪一矛，也有独髻人形（图2，15）。成都白马寺也有相似的发现（图2，2）。
丫髻式 头顶双髻呈丫形，铸有这类人形的兵器发现较多，至少已有7件。峨眉符溪见到2件，一戈一矛，人形有跪有立，腰均佩剑（图2，3、14）。巴县冬笋坝见到2件，一剑一矛，剑上只见人首，戈上为佩剑立人（图2，19）。卫氏《巴蜀文化》提到成都白马寺出有一矛32，铸有一持剑丫（髻立人（2，5）。刘瑛文也著录有一件铸丫髻人头的矛（图2，13），出土地点不明。
山冠式 头戴标准山形冠的人形，仅见2例。其一即传出成都白马寺的一件戈，著录于卫氏《巴蜀文化》一文。白马寺戈铸有4龙，有两龙背上各骑着一个持剑的人，首戴山形冠（图2，4）。巴县冬笋坝M6的一件矛上，也铸有一个戴山形冠的立人，但没带兵器（图2，17）。
8．亚腰形（a）
有四个尖角的亚腰形，是巴蜀图形中常见的几何图形。亚腰形除了个别矛锋上见到单体外，多与双弧形一起构成复合图形。较早的亚腰形可在新都马家的箭镞上看到，要早到战国中期以前。亚腰形在战国中晚期兵器上广为铸刻，印章上偶尔也能见到。它没有特定的分布范围。
9．双弧形（b）
双弧形曾称波浪纹、虎形花纹等，其基本构成为两条相连的弧线，所以我们称为双弧形。双弧至少以平行的两排出现，通常为三排或四排。双弧形出现也在战国中期以前，新都马家的耳杯和绵竹清道的戈上，都见到过两排或三排的双弧形。
双弧形通常在较复杂的组合中出现，与亚腰形、双折线等构成固定的组合形式。它也没有特定的分布范围，使用广泛。
10．笋尖形（c）
笋尖形或称作虎尾、竹笋形，究为何物，不好论定，或许确为虎尾。
笋尖形从不单独出现，一般横在双弧形上方或下方，构成更复杂的双弧式组合。铸有笋尖形的兵器只见于川北的昭化宝轮院和川东的巴县冬笋坝与涪陵小田溪。郫县红光也曾发现一例，由于是孤证，不除它的原产地也是川东。
11．双折线（d）
一对左右相对的折线，拐了两个直角形的弯，很像是一双捧物上举的手，也像是一个兽面下颌的外廓。双折线也极少以单独的形式出现，经常在兵器上的双弧式组合中见到。在印章和其他铜器上也能见到双折线，都是作为复杂组合中一个包在外围的单元出现的，表现出一种大一统的意味。
带有双折线的组合图形，以川西地区发现的为多。
12．尾羽形（e）
像鸟尾的羽毛，又像扫帚形状，由十分简练的线条构成。尾羽形见于峨眉符溪、郫县红光和广汉，均用于复杂的组合形式中。
尾羽形不与鸟形共存，分布地域与鸟形也相同，鸟形消失后，可能由尾羽形代之，尾羽也成了鸟的象征。尾羽形仅见于川西地区。
13．网格形（f）
所谓网格形，指外框大致为方形的网格形状，网线并不垂直，网眼不规则，有大有小。网格形出现的机会较多，大邑五龙见过这样的石印章，断代为战国早期。它还见于巴县冬笋坝M4的戈上，与豆荚形同在。它更普遍运用于复杂的双弧组合，遍于川东川西，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图形。
14．栅栏形（g）
下部像圈围的栅栏，上部有三枝草木形。巴县冬笋坝M4的矛、M50的戈，涪陵小田溪M1的兽头构件和剑、M3的矛，绵阳的剑，都铸有这样的栅栏形。刘瑛文著录一矛一剑，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戈33，也都铸有栅栏形，只是出土地点不明。
估计栅栏形的分布仅限于川东和川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15．草木形（h）
在两三根平行线象征的大地上，树立着两根枝叉，这就是我们说的草木形。大邑五龙M2见到单独铸在剑上的草木形，也有与心形组合在一起的草木形。另外，在广汉、犍为、昭化宝轮院及巴县冬笋坝，也见到组合复杂的草木形，表明它的分布也没有特定的地域。
16．回形（i）
整体为菱形的回形，在兵器上单独出现的例子不多，仅涪陵小田溪M3的矛上有一例。回形多与虎形为组合对象，见于犍为金井和绵竹清道等地。也有与鸟形（冬笋坝M56的剑）、与蝉形（成都圣灯的矛）、与手心形（刘瑛文著录的矛）组合的例子。回形的分布，也没有特定的地域。
17．王形（j）
王形问题，已有多家辩明，它不一定是汉文的王字。见于兵器上的王形并不太多，有郫县红光的矛、成都京川饭店的矛、巴县冬笋坝M50的戈与钺。涪陵小田溪M2的钲、M3的斤、成都羊子山M172的罍，也都铸有王形。
王形更多见于印章，有一些固定的组合形式，本文不拟作进一步的讨论。
18．心形（k）
心形是个比较神秘的图形，它出现的机会多，而且常常居于各类图形组合的醒目位置，所以很受研究者们的重视。
心形类似扑克牌的黑桃，最早是卫聚贤所定的名称。人们根据它的形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为立论寻找根据。有的说它是花蒂，也有的说它是白海螺，还有的说它是蛇首，很少进行严格的论证。我们认为它应是蛇形的缩影，巴蜀以外的许多战国铜器上都有蛇形，蛇首大而呈心形，简阳糖厂出土的戈上，铸有数条大头的蛇（或龙），蛇首也是心形，吻前还伸出了尖尖的舌头；前述昭化宝轮院M14的剑，蛇形代替心形而与手形组合，也表明心形与蛇形的对等关系。我们说的心形，大约真是蛇首的图案化。为了便于阐述，也因为没有仔细论证，我们仍称它为心形，但并不是认为它就是心脏的形象。
心形与手形的组合是最常见的形式，川东川西都可见到。不与手形组合的心形也有例子，巴县冬笋坝有，广汉、简阳、新都、绵竹、峨眉、成都均有发现，有一些例证的时代肯定偏早。不与任何图形组合的独立心形，仅见于绵竹清道，时代早到战国中期。
心形有时还成对地出现，这在器具上还不多见，新都马家的耳杯上见到这样的双心形，绵竹清道的铜削上也有双心形，时代都比较早。双心形惯常在印章上使用，成为不可缺少的单元，巴县冬笋坝还发现过独心形的圆形小印章，是少见的单图印章。
19．手形（l）
兵器上所铸的手形实际上是一整个手臂，五指毕俱，手指平伸，大拇指翘起。手臂一般向器锋右边弯屈90度上举，少数向左或向下。手形和心形大量铸刻在剑和矛上，绝不用于戈和钺上。另外，手形也极少在印文中使用。
我们已经谈及手形与心形的伙伴关系，它们常常形影不离。手形也有单独出现的时候，如巴县冬笋坝M7和M9的剑，还有简阳糖厂的矛。手形在少数情况下也与别的单元组合，如犍为的剑（手与鸟）、符溪的矛（手与铎）、郫县的矛（手与蝉、王）、广汉的矛（手与虎）、新津的矛（手与王）、成都的剑与矛（手与虎、手与蝉、手与鸟）、绵竹的矛（手与蝉）等。此外，还见到双手形，如巴县冬笋坝征集的剑等。
20．戈形（m）
戈形，包括其他兵器图形钺和矛等在内。矛形见于巴县冬笋坝M11，钺形见于峨眉符溪。无胡戈形见于简阳和成都无机校，长胡双戈见于昭化宝轮、峨眉符溪、广汉以及方氏《缀遗斋》的著录，均与鹿形和手心形等构成复杂组合形式，也算是一种比较固定的组合。
21．双丫形（n）
双丫形指两个并列的丫形，它们之间往往夹带有别的图形。见于彭县太平的钺，可早到战国中期；刘瑛文著录的一件矛上也有双丫形，中间夹带两个小方形，上面还有回形、人形和手心组合，时代可能较晚；巴县冬笋坝M4的钺也有双丫形，M65的钺上则见到一例单丫形，时代晚到汉初。
看来，双丫形多铸刻在钺上。
22．丫角形（o）
形如分叉的鹿角，见于成都圣灯的矛、涪陵小田溪M2的钲。丫角形也是印章上常用的单元，有时出现在很重要的位置。
23．铎形（p）
铎形也只是铎的一个大致轮廓，在大邑五龙M3的矛、峨眉符溪的矛、巴县冬笋坝M65的剑上都能见到，均与其他单元组合在一起。
铎形更多见于印章，详见后述。
24．双齿形（q）
双齿形是一对直角形的图样，一端尖锐.，一端平齐，它被认作是虎牙，未必是实。它常与人形同铸，也是一种比较固定的组合形式。
成都无机校出土的一件带钩上，也铸有双齿形，但不见人形，是少有的例外。在印章上偶尔也见到双齿形，亦不与人形同在。
25．凸形（r）
凸形外廓为“凸”字形，见于新津机场的矛、绵竹清道的矛和涪陵小田溪M3的矛，偶尔也见于印章。
26．小方形（s）
小方形可能属于网格形的简化形。它与网格形一样，经常出现在双弧式组合中，大邑、郫县、绵竹、犍为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
27．豆荚形（t）
弯弯的豆荚，末端还连带蒂柄。虽说比较形象，但也不一定真的就是豆荚。单体的豆荚形见于大邑五龙M1的斤;巴县冬笋坝M4的戈内上，豆荚形与网格形同在;犍为金井剑上的豆荚形为一对，连为一体。其他地点还没有见到铸有这种豆荚形纹的兵器。
我们所见到的图形单元还有一些，如耳形、尊形、船形、山形等，由于例证较少，而且在兵器上也不多见，所以不再细列。
各类图形单元相互组合的关系及共存的机会，我们已概略谈到一些。详细情形，可参看表一，各单元相互间的关系，在表上反映得比较清楚。
三 巴蜀图形组合特征
在分别叙述了图形单元的特征之后，我们可以比较便利地来研究它们的组合规律及特征了。巴蜀图形的组合形式极多，经过排比分析，我们归纳出9种比较重要的代表性组合，它们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组合。
1．双弧组合
双弧组合是最常见的组合之一，以双弧形、亚腰形和双折线为基础构成，然后再配以其他互为区别的单元图形，构成不同的组合形式。在有的时候，也有省却双折线的例子。
双弧组合又有4种主要的形式：
第一种为双弧、双折、亚腰形与网格形组合（abdf），见于涪陵、巴县、荥经、大邑、郫县、成都、宝轮，分布最广。新都马家一枚箭镞上铸有这种组合（无双折线），是出现较早的一种组合形式。
第二种与第一种大体相同，改网格形为小方形（adds），见于绵竹、大邑、郫县、犍为等地，主要见于川西地区。
第三种也与前两种结构相同，改网格形为笋尖形（abdc），见于涪陵、巴县、宝轮，主要分布在川东川北地区，川西的郫县发现1例，是个例外。
第四种也基本与前几种相似，改网格形为尾羽形（abde），见于郫县、广汉和峨眉，为川 西地区所特有。
双弧组合的几种形式，以及它们与虎形的组合形式，还有它们的区域分布，参见表二。
2．虎形组合
重要的虎形组合，都是由上述双弧组合基础上再配一个侧式虎形，所以也可分为4种组合形式（aabdf、aabds、aabdc、aabde），它们的分布规律也与对应的4种双弧组合相同。
3．手心形组合
手心形组合主要有简式和复式两种。简式指唯有手形与心形的组合（k1），多见于昭化宝轮院、涪陵小田溪、巴县冬笋坝、绵竹清道、峨眉符溪、荥经同心村和成都附近。
更多的时候，这种手心组合又与其它单元进行新的组合，构成复式组合，较常见的是手心双弧式组合（abcdekl、abcdfkl）。实际上，这与虎形双弧组合完全相同，只是以手心形替代了虎形而已。我们通过查证，得知这种替代可能是一个通例，经常可以看到在同一件兵器上，正面为手心双弧组合，而背面却是虎形双弧组合，透露出虎形与手心的对应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令人感到非常有趣，对弄清众说纷纭的手心组合的真正意义极有帮助。这类例子可举出不少，如昭化宝轮院的剑、绵竹清道的剑、郫县红光的矛、荥经同心的剑、峨眉符溪的矛、巴县冬笋坝的剑、大邑五龙的剑，都有以手心替代虎形的组合（图3）。
图3（1-6）
还值得提到的是，手心形与虎形除极个别例子外（成都圣灯），绝不在一起出现。表明它们确实可能具有相同的意义，不必同时出现。当然也见到几例虎头与手心形组合的证据，虎头在手形下方，似乎是一个注解，说明人手如虎。
如此看来，手心形并没有那么神秘的意义，它只是虎的一个替形，不必拐很大的弯子对它细作解说。
手形除与心形组合外，在通常该是心形出现的位置，也能看到亚腰形（成都、简阳、键为）、蛇形（昭化宝轮院）等，但这类例子并不太多。
4，人首与人形组合
人首与人形最常见的组合，是人形双齿式组合（gq），有人形必有双齿形，很少有例外。遗憾的是双齿形意义不明，有人释为虎牙，缺乏论证。
组合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为单体人形双齿式组合（gq），双齿形中间夹带一个人形，见于峨眉符溪和郫县红光的戈，还见于方氏《缀遗斋》的著录。戈上虽同铸有大头虎形，但与人形并无直接的联系。
第二种为人形手心组合，有近十例。也可分简式组合和复式组合两种。简式组合只有人形和手心形（gkl），见于巴县冬笋坝M6的矛和昭化宝轮院M1的矛，还有刘瑛文著录的一件矛。复式组合是在简式组合基础上另加双弧组合等（gklabdcq、gklabdeq），见于巴县冬笋坝M34的剑、郫县红光的矛。
第三种为人虎双弧式组合（gaabdcq、gaabdeq），也是一种复式组合，是在第二种复式组合基础上变化而成，以虎形替代了手心形，见于郫县红光的矛和刘瑛文著录的一件矛。
人手心双弧组合与人虎双弧组合，是最完备的一种组合之一，有的标本（如冬笋坝M34的剑）要晚到秦汉之际，可以认为这是巴蜀图形组合愈来愈繁的结果，这种发展趋势的脉络比较清晰。
还有其他一些人形组合，形式也比较复杂，组合单元在4个以上，也不大规则，见于大邑、峨眉、巴县和涪陵等处。峨眉符溪的发现很值得注意，那里的人形组合多且全，几乎包罗了全部几种形式（参见图2）。
5．蝉形组合
蝉形一般不用于比较复杂的组合形式中，也可能我们还没有识别出它的简化形状，不知复式组合中是否包纳有蝉形。
蝉形与手形的组合机会较多，大致有下面几种：
蝉手亚腰形组合（cal），见于成都无机校、简阳和犍为。
蝉手王形组合（clj），见于郫县红光。
由于蝉形只见于川西，所以这些蝉形组合也都限于川西地区。
6．鹿戈形组合
这也是最复杂的组合形式之一，为9种单元的组合。典型的发现见于广汉和昭化宝轮院，都是9种单元的组合，有8个相同的单元：草木形、鹿形、双戈、心形、手形、双弧形、亚腰形、双折线;一个单元不同：广汉的为尾羽形，排列为ehmklabde；宝轮院的为网格形，排列为ehmklabdf。符溪的一件矛上也有鹿戈形组合，但上缺草木形，下缺双弧组合，可能时代略早。方氏《缀遗斋》也著录有鹿戈形组合，但缺中部的手心形。
7．双折线组合
双折线组合最常见的形式，都已包纳在前述双弧形组合之中。除了那几种常见组合外，双折线还以同样的方式，同其他单元构成更广泛的组合形式。
这些组合形式有：
双折线凸形组合（dr），见于涪陵小田溪。
双折线王形（dj）,也见于涪陵小田溪。
双折线小方形和栅栏形组合（dsg），见于刘瑛文著录。
双折线双心亚腰形组合（dka），见于成都无机校。
双折线双心回形组合（dki），见于荥经烈太和刘瑛文的著录。
双折线矛形戈形组合（dm），见于巴县冬笋坝。
其他双折线组合尚有十多种。一共有二十多种，遍见于川东和川西（图4）。
图4（1-24）
8．栅栏形组合
栅栏形仅见于川东的涪陵和巴县以及川北的绵阳，它与其他单元的组合不大规则，也就是说，同一种组合形式不易重复发现。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规律。如栅栏组合中不只一次地出现回形，见于冬笋坝M4的矛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戈，与回形共存的例子还见于小田溪M3的矛。它还有与双折线和小方形同组的例子，见于上海博物馆的戈和刘瑛文著录的剑（图5）。
图5（1-9）
栅栏形组合是川东川北地区特有的组合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9．铎形组合
铎形在兵器上不多见，在大邑五龙M3的戈和峨眉符溪的戈上，它均与心形组合在一起，这种情形也见于印章。铎形更多出现在印章上，所以在此我们主要谈谈刻有铎形组合的印章。
铎形组合印章出土较多，见于巴县冬笋坝、犍为五联和金井、蒲江东北、荥经那太、新都马家，也有一些传世品34，共有10多枚。其中以新都马家大墓所出大方印最为重要，印文上方为对称的双铎，刻双铎的印还见于犍为金井。其他印仅刻单铎，有时居中，有时靠边。在印中与铎形存在较多组合机会的，有王形、心形和回形等（图6）。
图6（1-11）
四川新都马家出土铜印
10．组合分析印象
通过对巴蜀图形各种组合形式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l）各种组合的地域分布比较明确，可以区别为广泛分布与局部分布两种情况，这与各图形单元分布的规律相同。完全相同的组合可以在不同的地点重复出现，从大的分布上观察，基本可以分为两个大，即川东地区和川西地区，川北从属于川东地区。
（2）组合方式，各地遵循着统一的法则，组合结构大体相同，仅在关键单元上互为区别。对我们来说，在研究复杂组合时，实际上只须注意这些关键单元就足够了，否则很容易被表面的繁杂所迷惑，分不清主次。
（3）组合形式的发展趋势，大约是由简到繁。简式组合分布区域较小，复式组合分布广泛，遍布川东川西两大区。一般来说，尽管晚期也见到一些比较简单的气组合形式，但有更多的复杂组合形式;而早期却主要见到的是简单组合形式，不易见到很复杂的组合形式。所以，简单组合有时代较早的特征。当然，目前一些墓葬的断代还不是太精确，这个问题还不便进行系统论证。我们分析了几种双弧式组合的发展变化情况，发现确有由简到繁的规律（图7），可用作研究其他组合的参考。过去，曾有人勾画出巴蜀图形由复杂向简单发展的脉络，没有考虑所取标本的时代，所以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图7
（4）组合中某些特定的单元有明显的替代关系，为这些有争议的单元的释义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还有一些单元的必定组合与绝少组合的特点，也是对它们进行释义的重要钥匙。
（5）各类组合形式往往并不通铸在所有种类的兵器上，某种组合专铸于某类兵器，很少串铸现象。
四 性质蠡测
最先注意到巴蜀兵器所铸图形并作出解释的，是卫聚贤。他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一批传出成都白马寺的巴蜀兵器，那里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出土过数百件这样的兵器。卫氏对兵器上铸刻的虎、手、心形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是文字，古代巴蜀有自己的文字35。
自从经过科学发掘船棺葬而获得大量铸有巴蜀图形的兵器以后，研究工作才开始有了可靠的基础。徐中舒先生认为，白虎是巴人板楯的族徽，兵器上铭刻的即是“巴文”，并肯定那“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36。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巴蜀图形是一种夏代通行的文字37。清人陈经早已有类似说法38，定巴蜀图形为夏文，巴蜀兵器为夏器。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发表时，执笔者认为兵器上的图形“可能是代表氏族或部落的记号，也许还有文字意义39。近二十年之后，童恩正先生出版了《古代的巴蜀》一书，认为将巴蜀图形笼统地称为文字并不恰当，它们与巴蜀兵器上另外见到的一些文字有明显区别，而“类似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族徽”40。也有人认为巴蜀图形不少是表意文字，如彭静中先生就曾比照金文释读了一些字形41。李学勤先生认为巴蜀图形应属文字范畴，有的是表音符号，有的则是表意符号42。
刘瑛在将他收集的150多件戈、矛、剑、钺巴蜀兵器图公布时，将兵器上的图形进行了初步分类，分列出180多个单元，这是首次系统地分类，但他没能作更深入的研究43。比较系统地进行专门研究的有孙华、李复华和王家祐。孙华认定巴蜀图形不是文字，而是原始巫术吉祥符号44。李复华和王家祐认为巴蜀图形组合虽然难于构成篇章词句，但当是人们当时表达语意的特殊符号——图像语言，因而可称之为“巴蜀图语”45。
巴蜀图形的研究也吸引了民族学者，他们有认为是族徽的46-47，也有认为是原始图腾艺术或宗教绘画的48。
虽然这首先是一个考古学上的问题，但是却不大有人由考古学角度研究。陈显丹将常见的巴蜀图形概括为动物、植物和人像三类，指出巴地蜀地的图形种类及组合都有一定区别49。这个认识尽管只是初步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刘豫川专门研究了出土的五十多枚巴蜀印章，主张采用“巴蜀符号”来称呼巴蜀图形，认为它们“至少处于狭义文字的上源”，应归入文字范畴50。
综上所述，人们对巴蜀图形的性质主要有这样几种不同的认识：
——文字
——巫术符号
——图像语言
——图腾、族徽
巴蜀图形不是常见于青铜器的那类装饰纹样，它们全然不是为美观的目的而铸刻在兵工器具上的。实际上在许多铸有这类图形的青铜器上，同时也见到了许多流畅繁复的纹饰，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
巴蜀图形似乎也不是具有严格定义的成熟文字。一半以上的图形是象生形及其变体，这极容易被认定为象形文字。在铸有这些图形的器具上，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还同镌刻着一种确定的文字，它的结构与风格同图形有明显的不同，例如郫县红光的2件戈、万县新田的1件戈51、宝轮M13的戈、新都的戈、成都羊子山和白马寺的戈等，都有这种文字（图8）。
图8（1-11）
四川郫县红光出土铜戈
这些文字虽然也有很浓的象形意味，但与巴蜀图形的区别却十分明显。只是现在要破译它还有困难，数量毕竟太少了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巴蜀人创制的文字大都出现在戈上，而戈上的巴蜀图形又相对少见，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当然巴蜀图形与确认的巴蜀文字并非毫无关联，很可能不少图形单元都有单字意义，有些单元已不属象形范畴，有显而易见的表意功能，可以看作是一种泛文字体系。
我们认为，巴蜀图形－－主要指各种组合形式，多数当是巴蜀人的徽识，包括部落联盟的徽识，也有部族徽识，甚至还有家族及个人的标记。其理由如下：
1．巴蜀图形的使用有严格的禁约现象 一些图形单元只出现在某一地区，或者集中出现在某一地区，他地不见或极少见到，其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形成一种禁约。这些便是构成徽识图案的最关键的图形单元，反映着不同部族固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表现出它们独特的信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找到了一些可能是构成巴蜀徽识的关键图形单元，其区别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川东川北的笋尖形和栅栏形，川西的长喙鸟形、蝉形、尾羽形等，川东地区这类关键图形略少，工作开展不多是主要原因。
如果巴蜀图形仅仅是一种较原始的文字符号，或者只是图像语言，就无法解释这种使用中的禁约现象，而这种禁约只有在徽识图案上才可能得到充分体现，徽识上的关键图形不可能不互相区别，否则就失去了徽识存在的意义。
2．巴蜀图形的组合有特定的分布地域 这是与上述禁约现象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由组合形式的讲究。我们发现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组合都有固定的分布地域，恰与不同部族的分野大体吻合。
由双弧式组合的分布看，四种组合中，带尾羽形的和小方形的组合主要见于川西，带笋尖形和栅栏形的组合主要见于川东川北，川东川西两大区的划分，大体与巴族和蜀族的活动区域相一致。
主要活动在川西地区的蜀族，具有崇拜鸟的传统。研究者认为，蜀陶器中的鸟头柄和兵器上的长喙鸟形，即为鱼凫（鱼鹰），鱼凫本是《蜀王本纪》所记的蜀族先王的名字，实际上是蜀地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名称52。三星堆一号坑金杖上刻有戴王冠的人像和鱼鸟图形，被认为是鱼凫王的象征，颇有些道理53。川西蜀兵上的鸟形和尾羽形，也是蜀人崇拜鸟的最好证明。蜀人抽象出一尾鸟羽来作为徽识上的主要图形，尾羽形双弧组合（abde）即是蜀族完整的徽识。
以川东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巴族，有崇拜虎的传统。《世本》说巴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表明白虎可能为巴人王族的象征，它自然也会是巴人徽识中的主要图形。虽然巴人各部族并不全是崇拜白虎的，但作为巴族联盟，以虎作为联盟的统一标志也是可能的。巴人的徽识也是双弧组合，关键图形为笋尖形（abcd），这笋尖形应当就是虎尾形，与蜀人尾羽形相对应。
其他一些仅见于川东或川西的图形组合，当是两地一些小部族的徽识，是巴蜀联盟中的成员。
川东川西两地还曾见到同样的图形组合形式，即网格形双弧组合（abdf），可能是巴蜀大联盟的标志，是两族共同的徽识。巴蜀结盟是否是事实，前人已有肯定的结论54-55，在此不赘。巴蜀联盟的徽识主要特点在于网格形，其他构成原则等与巴族或蜀族徽识完全相同。这网格形的意义我们无法明白，它出现甚早，最早见于川西。由于这种大联盟的徽识创制较早，而巴族与蜀族各自的徽识则略为晚出，所以它们都有统一的结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3．巴蜀图形有严谨的组合法则 巴蜀图形的组合并非是杂乱无章，大都遵循着一致的固定的法则。在我们认定的徽识中，基本都是由双折线双弧组合构成，这一般为较大部族或部族联盟的徽识，数量多，分布也较广。还有相当一部分徽识，都是仅以双折线为标记，在折线之间饰以互为区别的图形。这类徽识分布范围小，局限性大，可能是小部族或家族的徽识（参见图4）。
商周金文所见族徽，多框以大“亚”字形，一望而知为族徽。巴蜀徽识显然也接受了类似表现手法，以双折线代替“亚”字形作为外框，而且这双折线可能还是“亚”字的半形，两者当具有相同的意义。
另外，早见的徽识结构比较简单，后来愈加向复杂方向发展。如果这种发展趋势能最终确认，则可以从中寻找到部族融合与结盟的重要线索来，可补史籍记载的不足。据蒙文通先生考述，巴蜀境内活动的小部族达四五十个乃至百十个，“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而巴和蜀则是诸多部族联盟的首领，其中以蜀的作用最为重要56。有大联盟的徽识，也有小部族的徽识，从这些徽识上便可看到部族与部族联盟的存在。
又由巴蜀同一的徽识构成法则，我们也可看到两地文化的统一特性。至于徽识上其他附加成份，如虎形、手心形等，并没有太重要的实际意义，至多只是象征部族的勇武而已。
4．巴蜀图形有微妙的孤证现象 在巴蜀图形的各类组合形式中，既有大区域的共存现象，也有小范围的孤证现象。所谓“孤证”，是指那些仅见于某一座墓，而且铸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兵器工具上的图形组合。
如：
巴县冬笋坝M50的钱和戈及印章上，都见到“王”形与一种尖帽形的组合；冬笋坝M9的两件钺上，都有双折线鱼形组合。
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凿、印章、戈、锥刀、箭镞、纺轮形器、大小铜凿、斤、斧、钺、刀、削等二十多件器物上，都刻有同一种网格形。
大邑五龙M2的两柄剑上，都有草木形。
绵竹清道土坑墓出土的4件戈、矛、斧、锥，都有相同的鱼形心形组合。
以上这些例证，很可能是属于某家族或某个人的标志，它们大都与部族徽识的结构不同，少见双折线双弧组合，表现出级别上的差异。
此外，涪陵小田溪M1的4柄剑上，都铸刻着同样的虎形双弧式组合；成都羊子山M172两个铜盘的唇部都铸有相同的双折线双弧式组合。这也可能是家族标志，也可能是部族徽识。
过去，人们还曾通过巴蜀图形组合中的人形，企图弄清楚兵器所有者的族属。如看到独髻人形，就以为是巴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巴蜀境内的夷人。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巴蜀兵器上的独髻、丫髻和山形冠人形，在中原战国铜器上都能见到，而且同铸一器，说明这些是战国时军队常见的装束，或许只是军士等级的区别标志，不一定有族属意义。不过由此也可看出，巴蜀军队具装可能已与中原相似，吸收了较多的中原文化因素。
综上所述，巴蜀图形大多是部族徽识和家族标志，这些徽识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也未必一定有关，更不是纯图腾崇拜的产物。我们看到的徽识间的明显区别，并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图腾标志物，而至多只是它的变体，或是图腾生物的某一特定部位。由于这些都是军队所用的徽识，与图腾崇拜未必会完全吻合。徽识主要铸刻在兵器上，这是频繁战争所带来的结果，部族联盟主要是军事联盟，我们在兵器徽识上，看到了这样的军事联盟。
五 结论
在没有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之前，想对巴蜀图形进行准确的释义，是不容易办到的，往往会觉得无从下手。在进行了图形的分解与组合形式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巴蜀图形看起来似乎是杂乱无章堆砌群，原来却是一组组有紧密结构的集合体。普遍铸刻在巴蜀兵器上的巴蜀图形，不仅有严密的复合结构，还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明确的分布地域。
大部分图形组合形式，都可能是战国时代巴蜀两族及其附庸的徽识。由结构大体相似的徽识，可以窥见巴蜀部族的高级联盟和一般联盟。又由徽识的些微差别，展示出了联盟中的部族的本来标志。
我们相信，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徽识都会找到文献中对应的名称，这对复原巴蜀古史体系，不会是没有帮助的。
由于徽识也可能具有文字的意义，今后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巴蜀文字体系的破译也一定会最终完成。
关于巴蜀徽识的研究，本文只能算是个开始，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一定的图形只铸刻在某一、二种兵器上，我们不知用意何在。另外，本文也没有可能对全部巴蜀图形及组合作出解释，靠这一篇文字也不可能作出完全的解释。
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4期。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战国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1期。
4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3期。
5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考古》1983年7期。
6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金牛区发现两座战国墓葬》，《文物》1985年5期。
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市出土的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82年8期。
8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文物》1989年2期。
9 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１976年10期。
10 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发现战国船棺葬》，《考古》1998年6期。
1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都战国墓》，《文物》1981年6期。
1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5期。
1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5期。
1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7期。
15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简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
1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彭县发现船棺葬》，《文物》1985年5期。
17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墓》，《文物》1987年l0期。
18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绵竹县西汉木板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
19 何志国:《四川绵阳出土战国铜兵器》，《文物》1986年3期。
20 陆德良:《四川芦山县发现战国铜剑及印章》，《考古》1959年8期。
21 陈黎清:《四川峨眉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11期。
22 李晓鸥等:《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7期。
2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荥经同心村巴蜀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期。
24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9期。
25 王有鹏:《四川犍为县巴蜀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
26 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考古》1984年12期。
27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5期。
28 童恩正:《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考古》1962年5期。
29 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7）》,1983年。
30 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商务印书馆，1935年。
31 32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三卷7期，1942年8月。
33 沈之瑜:《
竝
戈跋》，《文物》1963年9期。
34 康殷:《古图形玺印汇》，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
35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三卷7期，1942年8月。
36 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2期。
37 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1期。
38 陈经:《求古精舍金石图》，清嘉庆戊寅年“说剑楼”刻本。
39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40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41 彭静中:《古代巴蜀铜器文字试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1980年。
42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1期。
43 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7）》,1983年。
44 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1期。
45 李复华、王家佑:《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4期。
46 邓廷良:《巴人的图腾——兼论图腾的并存》，《四川史学通讯》2期，1983年。
47 陈宗祥:《巴蜀铜器“手心纹”试解》，《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1期。
48 胡大权:《巴蜀符号是图腾艺术》，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1986年7月。
49 陈显丹:《略说巴、蜀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纹饰符号的异同》，《四川史学通讯》5期，1984年。
50 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10期。
51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文物》1976年7期。
52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
53 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4期。陈显丹、陈德安:《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质及有关向题》，《四川文物》1977年4期。
54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
55 56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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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2年
收录《半窗意象：图像与考古研究自选集》
文物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