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谈偏见 / 开普饭

鲁难摄

偏见不是个好词，可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是人性使然，没有办法的事。

犹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与某师范大学的两位处长同车去石家庄出差。路上闲聊，当他们得知我是某县人时，其中一位对我说，人们都说晋南有“三大鬼子”，贵县也是其中之一，可我怎么看，你都不太像个“鬼子”。

此处之鬼子，不是“日本鬼子”的那个鬼子，而是具有狡猾、诡诈之意。没想到家乡之人，在别人眼中，竟是此种印象。我只能笑笑。

事后反省，家乡之人，在地区或省里当官的较多，某些人为人处世的确也较其他地方的人更为圆滑世故，难怪会给留下别人如此的印象，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疑，但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偏见。

移居上海后，就发现一些人对外地人存有偏见，苏北人当然也包括在内。吾友戴兄是苏北人，一次和他聊及此事，没想到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上海人对苏北人抱有此种看法是有其道理的。以前苏北人来上海，许多人是逃难来的，来沪后所从事的工作，多是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如弹棉花、扦脚等。人穷于是乎志短，许多苏北人在与人打交道时，好占小便宜，言而无信，久而久之，当地人难免不对他们产生恶感。

正因如此，他来上海后，时时刻刻注意克服自己身上有可能存在的苏北人的一些特点，不要让人家瞧不起。

经他这么一说，我回顾此前他的所作所为，爱憎分明、讲义气、出手大方等，这就与老上海人对苏北人的偏见正好相反。并且，今日听闻他的一席话，能从外人对家乡人的偏见中汲取教训，修正自己的行为，此亦善用偏见矣。没想到偏见居然还有这等功用。

昨日读英人埃德蒙·柏克（1729～1797）的《法国革命论》，其中居然也谈到了偏见。而他对偏见的认识，更是异于常人。

我们的许多思想家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偏见，而是运用他们的智巧要发现贯彻其中的潜存的智慧。如果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寻找的东西（事实上他们也很少失败），他们就会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还是让这些偏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一起留传下去，而不是抛掉偏见的外衣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理性，因为偏见及其理性有一种使那些理性运行起来的动力和使之持续下去的热情。

偏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得以运用，它事先就把我们的思想纳入一种智慧和道德的稳定行程之中而不让人在决定的关头犹豫不决、困惑、疑虑以及茫然无措。

偏见使一个人的美德成为习惯，而不致成为一系列毫无联系的行为。正是通过偏见，一个人的责任才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

偏见中居然“潜存”着智慧？而一些英国的思想家居然会让“这些偏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一起流传下去”？偏见居然还有“使一个人的美德成为习惯”的功能？凡此种种，均大大超出吾人对偏见的认识是也。

非但此也，他笔锋一转，对正处于法国大革命中的法人进行批评：

你们（指法国人）的那些文人和政客，以及我们之中所有那些摆脱了偏见的人们，在这些方面是与我们根本不同的。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智慧；他们以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取代了这种尊重。对于他们，一种事物的规格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至于匆促建立起来的新规格，他们也丝毫不关心它的持续；因为对那些很少或根本就不考虑以前时代所做过的一切的人，对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新发现上的人们，持续性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颇有体系地相信，一切具有永久性的东西都是祸害，因此他们与一切既有的成就都处于不可调和的战争状态……

走笔至此，我突然就想起了“文革”，那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的疯狂举措。潜藏在这些疯狂举措背后的，岂不也是一种“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的认识么？何以两百多年以前柏克所批评的处于大革命狂热中的法人之所为，我们怎么就在“文革”中又重犯一次呢？

看来，是到了重新审视这些“不公平或顽固之见”的偏见了（《国语辞典》），假如真能像柏克所言，“让这些偏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一起留传下去，而不是抛掉偏见的外衣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理性”，岂非一件好事？

更何况许多时候，我们所标榜的理性，又是些什么东西呢？你看看“破四旧”运动中，在那些焚古书、拆古庙、掘古墓、打老师的红卫兵身上，你又能看到多少的理性呢？

二零二零年五月廿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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