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刘知几《史通》：自有刘知几，然后中国始有史学（上）
刘知几是唐代的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为《史通》，对于《史通》一书的重大价值，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称：“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刘知几的《史通》一书有着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是因为在刘知几之前中国只有史书而无史学，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称：“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中国的史书可谓丰富，但真正能称得上史学的著作却很少，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道：“批评史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纪昀撰《史通削繁》四卷 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书牌
梁启超的这段话说得有些绝对，他认为中国自从有正史以来的两千余年间，仅有三人称得上是史学大家，他认为这三个人是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章学诚，而刘知几则为中国史学家排在最前面者。由此可见，刘知几对中国史学贡献是何等之大。而他所撰的《史通》一书也在后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许凌云在《刘知几评传》中给出的评语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刘知几是唐代彭城人，彭城就是今日的江苏省徐州市，故徐州乃是刘知几的故里。他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去世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刘知几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曾祖刘珉在北齐任睢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他的从祖父、从父也都是知名的官员，他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任侍御史，而刘藏器也是位耿直之臣。
关于刘知几的个人生平，主要记载于他在《史通》中所写的《自叙》，从《自叙》中可以得知，刘知几从小就偏爱史学：“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
纪昀撰《史通削繁》四卷 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卷首
经学乃是中国人文儒家思想的基础，故古人都在经学方面下较大的工夫，刘知几在小时候家人教他学习《古文尚书》，而他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为此还受到了不小的责打。然而他却喜欢听父亲给两位哥哥讲解《春秋左传》，他觉得这部书中的故事太吸引人了，等父亲上完课他就跟哥哥们探讨《左传》中的故事，以至于让他私下里感叹到，如果其他的经书都能像《左传》这么有意思，不用督促他，他也会努力地学习了。
他的这个偏爱被父亲注意到了，于是转而让他学习《左传》，果真刘知几在这方面有天分，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就通读了此书。此时他年仅12岁，虽然不能对书中的微言大义有了解，但整个故事他却牢记于心间。而父亲和哥哥又希望他能开阔眼界：“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
于是刘知几又读到了其他几部正史，经过这样的研读，使他越发地喜爱史书，而在读史书的过程中，让他有了总结史法的念头，可惜那时忙着科举考试，他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埋在心中。
刘知几进士及第后经过隶部考试，他被任命为获嘉县主簿，这个职位仅是正九品，而他在此位上一干就是19年。直到武后圣历二年，已经38岁的刘知几方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然而他并没有实任此职，因为到京后不久，他就被武则天诏令去跟几位官员去修《三教珠英》。《旧唐书·徐坚传》载有此事：“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
纪昀撰《史通削繁》四卷 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刘知几原序
武则天为什么要命他们几位去编这样一部书呢？这件事竟然跟武则天的那两位面首有直接的关系。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乃是武则天的男宠，历史的记载大多有秽乱后宫之说。后宫虽然指的是女子，但武则天是女皇，她的后宫当然是一些男人，而张氏兄弟乃是后宫中最受宠的两位，张氏兄弟因此恃宠而骄。《新唐书·张昌宗传》中称：“后每燕集，则二张诸武杂侍，樗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仆卿，易之麟台监。权势震赫。皇太子、相王请封昌宗为王，后不听，迁春官侍郎，封邺国公，之恒国公，实封各三百户。”
张氏兄弟的张狂丑态看的武则天都不好意思了，于是她想办法帮张氏兄弟二人遮丑，武则天想出的办法竟然是让张昌宗编一部三教合一的著作。这位男宠显然难膺此任，于是武则天又下诏令命李峤、张说、宋之问、刘知几等26位有名的文臣来编此书，当然该书署名的主编一定是张昌宗。
武则天想用编书的方式来替张氏兄弟遮丑，但这件事却给刘知几以人生转机，他能被安排参加《三教珠英》的编纂，这足以说明他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已经传到了宫中，也有可能是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而《三教珠英》一书在长安元年编纂完毕，为此刘知几也就在转年留在宫中任著作佐郎，这年他42岁。这个职位为从六品上，这远比他正九品的主簿一职提高了不少。
刘知几何以能受到朝廷的关注呢？这当然跟他刻苦研读史书有直接的关系，他在《自叙》中称：“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竟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明王惟检撰《史通训故》二十卷 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刘知几传》
刘知几利用一切时间来读各类书，他的读书方式是边读边分析，他发现了古代史书中不少的问题，那时因为他年轻，所以每当他跟别人谈论到著名古书的问题所在时，都会受到别人的怪责，认为他不尊重前贤。到后来，他在张衡和范晔的著作中却读到了相似的看法，如此能够暗合古人，这让刘知几信心大增，而这正是他后来撰写《史通》一书的最初动因。
然而刘知几在京城任史官期间，因为参与修史的官员众多，每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致使他的很多观念无法实施，而有时说出来也会得罪他人。刘知几在《自叙》中写道：“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后来刘知几与其他史官共同修纂《唐史》，在修此正史的过程中，仍然无法令他施展自己的报复，他在《自叙》中称：“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
刘知几是位有主见的人，每当他直率地讲出自己的修史意见时，都难以得到其他人的赞同，而他的直率引起了一些史官对他的不满。而他在《史通》一书中也举出了相应的例子，他在《史通·邑里》的原注中写道：“时修国史，予被配纂《李义琰传》。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既言不见从，故有此说。”
明王惟检撰《史通训故》二十卷 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刘知几原序
当刘知几说出自己的意见时，受到了众人的嘲笑，这些人为什么会嘲笑他呢？刘知几解释道：“近代史为王氏传云：'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日：'陇西成纪人。’非惟王、李二族久离本居，亦自当时无此郡县。皆是晋、魏以前旧名号。”
原来那个时代门阀制度十分盛行，很多人都攀附望族，只要是同姓者一律会写为某望族之后。但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记载要本着事实，这些望族的郡望之地随着历史的变迁地名早已不存在，继续沿袭这种记载方式显然有悖史实。而他的正确记载方式却受到了同僚们的嘲笑，以至于让刘知几感慨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史局内的环境使得刘知几难以在史书中贯穿自己的思想，这让他有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想法。于是他辞掉史馆的工作，当然辞职也要找机会和合适的借口，《唐会要·史馆杂录下》中称：“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刘知几的借口是史局内的工作人员太多了，他认为人多思想杂，不利于国史的编纂，于是他提出了辞职。《新唐书·刘子玄传》中亦称：“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
以上两段记载可知，刘知几在史局工作时的环境，而他提出辞职的真实原因，实际是想去专心致志地撰写《史通》一书。刘知几为什么一定要撰写这部书呢？他在《自叙》中有这样的解释：“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快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由这段话可知，刘知几进入史局其主要的想法就是通过编撰史书来抒发自己的理想，他未能想到史局内的工作环境跟他的想象有较大差异，致使他的理想完全得不到释放，这令他十分郁闷。刘知几认为如果默默无闻地忍受下去，等他去世后世人也不会了解他的思想，与其如此，不如退出史局专心致志地来写《史通》。可见，《史通》一书表达的则是刘知几所想表述的史学思想。
浦起龙撰《史通通释》二十卷附录一卷 清乾隆十七年浦氏求放心斋刻本，序言
刘知几为什么这么在意抒发自己的观念呢？他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时间恒久人生短暂，而刘知几认为无论什么人都对功名有追求，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追求呢？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想不朽，但可惜的是，人生不满百身体很快会腐朽于世间，唯有不朽者则是写入书中的思想。如此说来，刘知几撰写《史通》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不朽，他能直率地点明这样的动机，足见其为人之真率。然而后世却对他的这段话评价不高，比如清代的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对这段话的注释为：“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镜，只从名心落想，故曰庸浅。”
浦起龙认为刘知几的这段话说得有些庸俗，他觉得这段话“宜可芟薙”，而后纪晓岚在《史通削繁》中果真删掉了这段话。当然此二人的动机也许是想让刘知几完美化，但我读到这段原文时，反而能更加感受到刘知几是位真诚直率之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丰满了起来。
而后刘知几全身心地撰写《史通》一书，到唐中宗景龙四年，刘知几完成了此书的撰写，这一年他恰好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