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超】邢建昌｜陈超的诗学理论与批评
编者按
2014年10月31日，诗人、评论家陈超离我们而去。诗人虽逝，诗魂犹在！7年来，陈超一刻没有离开我们。“谁的泪水，像云阵中依稀的星光？”“谁的灵魂被你的叶片刨得雪亮？”这是陈超的诗，也是让人陡然一惊，从浑噩中走出，去不懈追问生命意义的呐喊与提醒。为表达对逝者的缅怀，本期公众号推出邢建昌教授撰写的陈超诗学理论与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陈超
摘要
生命/生存，既是陈超诗歌创作得以展开的内生动力，又是其诗学理论与批评的本体依据。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独特贡献，在于提供了这样一个从生命/生存出发理解的文学世界。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关切是生存/生命得以展开的语言问题。所谓噬心的主题，晦暗不明的经验等都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实现的。陈超用鲜活的文本解读和切肤的生命体验来唤醒一切热爱诗歌的人们的生命意识，把异质的经验，陌生的体验，怀疑、多元、差异以及弱者的声音呈现给读者，有能力与世界性的后现代哲学、诗学思潮保持同步的对话姿态。
关键词
陈超 诗学 生命/生存 修辞 异质
论文出处
原载《诗探索》2018年第1辑，略有修改。
赠书扉页
正文
陈超是诗人，这为多数人所了解。陈超也是诗歌评论家、理论家，后者往往不为人所重视。其实，在陈超的生命世界里，诗歌创作、诗歌批评与诗学理论建构，是彼此融合、相互照亮的，它们之间没有轻重贵贱之分。他的诗是温润的、鲜活的，既感性呈现又哲学思辨，闪烁着哲性之诗的光芒；他的批评文字与理论书写，也如诗一般，散发着独特性和陌生性的迷人气息。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是一个富于召唤结构的，有待打开的文本。
一
陈超是一个孜孜以求、不容争辩、向着生命深处噬心主题不断掘进的先锋诗人，也是一个特立独行、昂首挺立，绝不屈服于集体意识、大众传媒、市场逻辑的诗歌评论家，还是一个有着鲜明的个人话语意味的诗学理论家。陈超诗歌创作、文学批评以及理论生产，都指向一个核心的场域，即生命/生存。生命/生存，既是陈超诗歌创作得以展开的内生动力，又是其诗学批评及其理论建构的本体依据。没有对于生命/生存的深入勘察，所谓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都将变得轻如鸿毛。或浅浅的吟唱，服膺一己之悲欢的述说；或歌声嘹亮，表达出的却是喋喋不休的失语。
在陈超看来，“追问生存/生命的姿势，是文学最动人的姿势。”①陈超诗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提供了这样一个从生命/生存出发理解的文学世界。陈超用生命守护着这个世界，他乐意为这个世界倾其所有。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与理论文章，并不是为了承载什么社会学意义上的伦理信念而展开的命题作文。他沉醉其中，是因为她给他安慰、给他呵护、给他陪伴、也给他希冀。诗和诗人是相互成全的。没有诗的日子，对于陈超毋宁去死；而没有陈超，诗是否也缺少了一些理解？我们庆幸在一个散文化的时代，陈超为诗歌留下了应有的体面和尊严。它捍卫了诗歌高贵的精神血统和只有诗才能达到的境地，刷新了人类对于可能世界探究所达到的高度。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写作的过程，是一次次领受“诗的赐福”的过程。是诗中留下的“纯正的灵魂和丰盈的才智”，一次次将那敏感而细腻，多情而丰富，既优柔又决绝的心灵世界照亮。
陈超致力于守护的这个文学世界，并不是鲜花铺地，温暖如春。它不是用来提供舒适安逸的居所的，不是用来做“逃避生存的快乐行当”的，不像卡拉OK伴奏那样，顺着你的歪曲了的调值一路哼哼唧唧的下来。他倾心的工作，都在诠释这样一个信念：生活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不是别的，“它正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探寻”。它仔细考察人类的具体生活，抵御'存在的遗忘’，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②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文学世界”异样的风景。
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变得陌生而含混，那个明晰的、已成的世界本质荡然无存。那个全知全能，操控着文本和读者的写作者放下了盛气凌人的架势，谦恭甚至卑微地向读者发出询问、磋商的呼唤。怀疑、盘诘、谨慎持重，勇于不敢的心灵游牧，替代了一目了然、非此即彼、斩钉截铁，舍我其谁的理性的乐观和自信。揭示生存，追问真相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越是深入开掘生命与生存的真相，越是格外强烈地碰触到生存本源处的矛盾、纠结和痛楚。陈超的文学世界，是本真的世界，是直面生存的世界。它捍卫的是属于个人心灵的声誉和权利，传递出的是被意识形态话语、传媒话语、科技话语所稀释和压抑的弱者的声音。诗歌，包括一切种类的文学，从来不应该是强势话语，强势话语是依附权力才形成的支配性话语。人在强势话语面前的缄默、无语，只说明这种强势话语所依附的权力在起作用，并不能说明这种话语是深入心灵的语言。诗歌的话语，是弱者生存的母体。唯独诗真切地倾听那被压抑、被疏离的边缘者的声音，顽强地要在幽暗的生存领域发现光亮。犹如密涅瓦的猫头鹰，习惯于在黄昏来临的时候飞翔。因了诗歌，生命与世界发生了关联，我在世界之中和世界在我的作品中“显灵”。
基于对于生存/生命的理解，陈超把诗说成是一种“特殊知识”的生产——一种与生命深层（乃至诡异）体验，矛盾修辞，多因争辩，互否，悖论、反讽，历史的个人化等有关的“灵魂知识”、“经验知识”的生产。通过对诗之“特殊知识”的命名和阐释，来对抗那种与思想与科技、意识形态顺役和物质放纵主义同步的集约化、标准化的干涸历史语境下的绝对主义、二元对立和唯理主义崇拜。从这个角度讲，陈超的诗学理论建构是有着鲜明的人文立场和现代哲学底蕴的。
课堂上讲诗歌的陈超
二
世界是诗，这是陈超留给后人的精神遗训。然而，诗并不能自己证明自己为诗，诗的一切可能性，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语言是诗的表征。舍此，还谈什么诗意。对语言的敏识，是陈超作为诗人、评论家和诗学理论家极其杰出的天分之所在。陈超的诗学理论无论在不同语境和条件下如何变化，构成诗之为诗的基本观念（他名之为“诗性”）却从未发生过变化。那就是，诗歌是个体生命在语言中的瞬间展开。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在陈超的世界里，诗与语言在生存的临界点上没有分别。这里的语言，当然不是指一般的作为信息传递的语言，而是指那配得上诗的“仅有的言辞”。因为，是“诗人将日益变滑变薄变烂的大众信息语言，上升为本质的，根源性的诗性话语。”③他认为，一个诗人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严肃的敬意”，是因为他对于“题材的个人化开拓”，以及对于“人性和想象力”，以及“语言奥秘”的独特发现。“语言奥秘”不是指语言对于现实的承载，而是词语竟然可以如此“自有生命”，与其说“我们把它说出”，不如说“词语在对我们诉说”。
我们难以设想，如果只是有基于生存/生命的本体论承诺，而没有具体微观的操作策略，这样的本体论承诺能维持多久。陈超诗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找到了一个使生存/生命得以展开的语言论通道。在陈超的诗学体系里，语言秉持有极其尊贵的地位。所谓噬心的主题，晦暗不明的经验，紧张的搜索与小心翼翼地询问等等，都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实现的。语言不是表征，语言是存在的家。
写于1988年的《生命：另一种“纯粹”》，更像是陈超诗学理论的宣言。这篇文章里，作者鲜明提出了基于可能性的诗的语言和结构问题。他赞同瓦雷里的观点，纯诗是一种探索，探索词与语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效果。决定诗之为诗的，不是诗的其他什么特征，而是语言和结构。他强调由诗的内在结构和视觉表象上所传达出的诗的特征，它不是直接而实用的，而是非指称性的。在多项的，前后文相互纠葛的状态里，达到整体性语境的自足实现。诗人揭示生命、生存的真相，要达到像科学家那样精密、一针见血，达到“知觉的准确”，就必须在寻找“语言的纯粹”上卯足劲，做好文章。纯粹，不仅是指彻底敞开的勇敢交流，而首先是这种交流的语言能力。纯粹，不是放任情感的宣泄，而是寻找最适宜于澄明生命的纯粹的“仅有的言辞”，纯粹，意味着控制和节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超明确表达对于那种“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也就是“美文”的否定。表面看，“美文”似乎具备了诗歌所能的一切修辞，但是在这个拜金的时代，“美文”恰恰最容易成为体面的商品。而只有那些纯粹的呈示深层生命意志，说出人类渐渐遗忘了的沉思存在的语言的诗歌，倒可能成为绝响。在另一篇《现代诗：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里，陈超再一次强调，真正诗性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他高度评价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创作，认为她的“诗意高超，在对词语的个人化敏识，和结构的内在控制力上，表现十分出色。”他强调，“在今天，诗不再是一种风度，而是诗人烛照生命和语言深处的一炬烽火，诗的价值，只能体现在这种烛照的深刻度和表现的犀利度上。”④
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论转向”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走向。中国作家开始关注“怎么写”。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正是在“语言论转向”的刺激下诞生的。但是， 90年代后期一些先锋小说放弃了先锋之为先锋的姿态，而在与现实的妥协中写出了所谓反映现实的小说。先锋小说的先锋意义被先锋小说家们自行消解了。现代诗却走了一条与先锋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当一些现代诗开始写出逃避压迫的美文、颂体的时候，陈超提醒现代诗应该有能力完成“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是“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项”。提出诗“应当更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划定一套唯美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纲领’”。这是从生存和语言的双重视角对当代先锋诗歌提出的要求。事实上，先锋诗歌主题意蕴的开掘，题材的拓展，结构意识的深化，修辞技巧的应用等，都离不开作为知识背景的语言学观念的启迪。
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论转向”传递出的是人们看待世界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关于“语言论转向”，罗蒂曾经有一段很好的文字说明：“语言转向与众不同的贡献根本不是一种元哲学意义上的贡献，而是在于推动哲学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即由探讨作为表象媒介的经验，到探讨作为媒介自身的语言的转换。这一转换就如其所证明的那般，使哲学更为有效的放弃再现或表象（representation）的观念本身。罗蒂这段话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语言论转向”是一种看待世界方式的语言学模式的变革，即从过去对“表象媒介”的关注转向对“媒介自身”的探讨。而被陈超格外看重的英美新批评，就是在“语言论转向”背景下从对“媒介自身”即语言的关注开始了文学的探讨的。按照罗伯特·魏曼1962年发表的著作《“新批评”和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一文的观点，英美新批评最初实际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文学批评危机的一种回应。其核心在于以“文学的知识”取代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经验和“常识”（common sense），传记和书信依赖所形成的自我中心式的印象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批评根本算不上文学批评。因为这种批评提供不出属于文学的知识。新批评强调文学知识的特殊性。如反讽、张力、架构-肌质、悖论、隐喻等，这些术语都不是经验或常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依附于特定语言学模式所形成的对于文学的独有的命名。退特在《作为知识的文学》（1941）特别强调：诗是“关于完整客体的知识”。诗的价值不是感情性的（emotive），而是“认知性的”（cognitive）。⑤从这些言论里，我们不难发现新批评与现代语言学的紧密联系。正是由于新批评的努力，文学批评才成为高度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
陈超对现代诗学的理论建构，遵循着和新批评相似的路径。他给自己规定的理论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微观实践的文本细读或修辞学批评”。⑥他的洋洋四卷本的《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上下卷）《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即是这方面积极的成果。不要小瞧这些被学院中人视为“普及性的”“没有什么难度”的工作。事实上，正是这项看似没有难度的诗歌鉴赏和导读，决定了陈超诗学批评与理论言说接地性和专业化。使得陈超在行使文学批评与理论思考的时候，始终有一座文本的高山作为背景，潜隐地影响着他的诗学判断。甚至，当他在困顿、迷惘的时刻，那浩如烟海已经内化为筋骨血肉诗歌文本就发挥了唤醒诗人、照亮迷宫的独特功能，使得他始终保持专业的、上手的状态，而不至于说出一些应景的、外行的话。当然，对于读者，鉴赏和导读也是一次帮助读者走出迷宫的学术训练。因了陈超的鉴赏、导读，读者开始喜欢上了现代诗，并以现代诗的方式思考、写作，保持住了精神的高度和纯度。
三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评价吉尔·德勒兹的时候说：“他从未做过什么来让人承认他的伟大，他只相信渺小。建制，集体规划，仪器，让他恐惧。他知道，它们只会走向紊乱。这样的知识把他置于一个和福柯往来密切的时代。逐渐地，学生，研究者，发现了这种游荡之思的多产和热情。他的魅力给他带来了朋友，他“阅读”并劫掠他们，他为他们保留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品质。”德勒兹是利奥塔承认的少数天才哲学家之一。我想，讨论一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一定要看他为同时代、为历史提供了怎样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德勒兹的游荡之思的多产和热情，带来的是他对于集体规划、建制、仪器的抵制和疏离，而这正是时代弥足珍贵的品格。
无独有偶，法国哲学家褔柯的历史研究，特意回避了使用诸如“历史学”之类的提法。因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历史学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某种超历史、超时间的视点，即把人类在时间中所经历的多样性最终化约为单一的普遍时间。这种历史假定存在了永恒真理、灵魂不朽以及始终自我同一的意识。褔柯所致力的历史研究，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有能力对统一的、规约的、形式化了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他提出“局部知识”的概念以反抗科学和认识中的等级化倾向以及权力干预。
陈超的诗学理论与德勒兹、褔柯等人的哲学表面看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但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其中精神血脉的相似性。陈超也是一个强烈反对“宏大叙事”和某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观念，反对诗和诗学被集体规划收编的理论家。他强烈反对一些人对于现代诗缺乏所谓“历史感”的指责，认为这些人挥舞在诗人头上的所谓“历史感”，不过是对“意识形态价值系统的卑屈认同”。因为，诗的历史感不是先在的、自明的、超个人的，而是在“活生生的个人处境中产生的”。在个体生命的最幽微最纠结的角落，折射出“更为真切的历史症候”。陈超对于“大写的匿名权威”、超历史的“历史感”持本能的警觉态度。陈超用鲜活的文本解读和切肤的生命体验来唤醒一切热爱诗歌的人们的生命意识，把异质的经验，陌生的体验，怀疑、多元、差异以及弱者的声音呈现给这个世界。他认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部要义，就在于“真正有效地提供了生命体验中的怀疑精神、多元精神，拯救了卑微的个体生命的尊严，让差异、弱势、局部、偶然发声，它培养了人们对不可公度的事物的容忍能力。” ⑦这多像当年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里说的话。在《令人欢愉的诗学启示》里，陈超认为，现代诗写作的合法性，用不着卑屈地认同某种元叙述和元抒情的支撑；保持写作有效性的东西，说到底是词与词之间的磋商和周旋。诗人不是效忠于已成的形而上学体系甚至诗歌经典，更不是被动认同写作与“生活”的表面上的对等，而是捍卫住生存以问题的形式存在，“沉溺于对未知事物的迷恋”，享受写作带来的活力、热情和欢愉。显然，陈超的诗学理论，与世界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走势保持着同步或对话的姿态。
这样讨论陈超的意义，很容易使人将陈超与西方现代思潮联系起来。的确，陈超的诗学体系里，有强大的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诗性哲学的印记。但是，西方资源对于陈超来说不过是化解本土诗学问题的“支援意识”，而绝不是什么膜拜的对象。对西方资源的敬仰犹如对于中国传统的敬仰一样，这里是没有厚此薄彼的分界和本土/他者的对立的。陈超以独有的心性悟解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先哲诗人提出的破解人类命运的命题、思想等，又以特定的文化过滤机制和独有的汉语表达使之转化、生成为具有本土性的命题。在陈超的诗学体系里，我们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是西方资源，哪些是本土智慧。他不像某些整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所谓诗学评论家，对于西方的言说只是停留在“借挪”操作的层面。陈超对于知识的整合能力是空前的，这既得利于诗人的敏感的血性，能将干瘪、机械的、分条缕析的物理概念转化成散发着体温、有丰富表情的人文词汇，又得力于陈超诗学品质中的独有的问题意识的召唤。读陈超的诗学批评文章，你会感受到他对问题的强大的聚焦能力，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回应问题的结果。始于问题，又通向新的问题。循环往复，无有终结。它就像置身于硝烟弥漫战场中的斗士，始终保持着冲锋陷阵的姿态；又像置于空中的雷达，警觉地注视着发生在文学现场中的一切，处于端倪中的细微变化，也会引发他格外的关注，从而生成对于诗歌状态的独有命名。批评界经常用接地性、现场感来说明及物的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我想，在诗学的园地里，陈超作为真正意义上批评家和理论家的位置始终没有缺席。
前不久，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98岁的钱谷融老先生去世了。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一位也算是高寿的老人的离世，竟然引起了如此之多的人的哀思。这是为什么？有人说：“钱先生的离去，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损失：一、在经师遍地的时代，人师又少了一个；二、在文学狂欢的时代，以文学提升生命的声音又少了一个；三、在中西学术分裂的时代，能够充分消化西学，又充分尊重传统，转化西学，这样的人物又少了一个；四、在课题和锦标主义主宰大学的时代，珍视母语的高贵与美丽，这样的人又少了一个。”我想，这些话也适合于陈超。陈超属于那些少数的“能直接影响我们的理智与内心”的人。正因为如此，陈超获得如此广泛的追思实在是实至名归。我们通过读解陈超的诗学理论与批评，不只是对逝者陈超表达一份缅怀之情，更是为了从中寻找一份破解当下难题的智慧。是的，陈超离开我们已经7年，但是，陈超似乎一直都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读陈超留给我们的文字，便油然而生感奋的力量。不敢稍加懈怠，唯恐辜负了高贵灵魂的眷注。
①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第1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②[捷]米兰·昆德拉著，唐晓渡译：《小说的艺术》，第3页、第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③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第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第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⑤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125-1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第3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第1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编辑：胡文琦
审核：毕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