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谈李白《赠汪伦》诗
亦谈李白《赠汪伦》诗
查从俭
李白有首《赠汪伦》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诗中歌咏友情的千古绝唱。有关其诗的研究欣赏文章很多，笔者在此也一呈管见，以期方家见教。
一般书上介绍李白到桃花潭，都说是因汪伦盛情邀约而来的，并引清袁枚《随园诗话》：
“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绝句一首。”
而欣赏此詩的妙处，皆归结“忽闻”“不及”四字上。有关“不及”二字，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其妙在于“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是不期而至的，人未至而声先至，足以表达汪伦的热忱。
如若李白真是汪伦盛情请来的，就发生问题了。汪伦只管请来，不管相送，完全不符合中国的人之常情。好多文章为弥补这个漏洞，常作如下辩解：李白走时，汪伦恰不在家中，当得知李白已走，立即携酒赶到渡头饯别；汪伦已于昨晚设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相送，但第二天他还是带了村民来送行。如此等等，皆苍白无力，十分牵强，还明显带有现代人的意识，与古人重送别相违背，完全是一种悖论。另袁枚《随园诗话》也并不是信史，其真实性值得考量。袁枚游历泾县，是听清侍御史赵青藜酒后茶余谈此掌故记载的。赵青藜本是泾县著名的学者，其著述甚丰，也有专门的考据文集，皆不见其记载。所以袁文作为证据是要大打折扣的。
有关李白的行程，我邑前辈文史专家葛兆铣先生曾有《谪仙几作泾川游》的专文，认为李白是一次求道访友之旅，笔者亦深以为然。在李白写于泾县的诗中经常可见有“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邱”“所期俱卜筑，结茅炼金液”一类的诗句，表明其求道之初心。
郑相如所纂《泾县志》中有一段左冕对汪伦来泾县的记载，记曰：“李白于唐天宝末年，坐永王事，由翰林供奉流夜郎，释归。往来牛斗之墟，宣城、南陵、太平，俱徧杖履，而于泾为最久。故其题咏赠送之章亦颇多。尝欲卜筑南蓝山下。”在蓝山放歌台，由寺僧所刻的记载李白、汪伦天宝十五年三月游的摩崖石刻至今犹存。当然也有人怀疑石刻的真实性，认为语言粗俗，刻字低下，是仿冒之作。
笔者认为石刻者不是名士，不是高僧大德，否则李白可能就有赠诗了。作为一般的寺僧，文化低浅很属正常。我邑名士朱珔在游紫山时，所遇寺僧相谈就显得很没有文化，详见其著述《小万卷斋文稿》中的《游紫山记》。再说，其他无文化之人也没有必要去假装斯文刻意造这个假。石刻虽粗陋却很显真。李白游泾县，正值他政治低谷，其理想与现实碰得头破血流，急需栖隐与友情来舔舐受伤之心。
李白访友其中重要一站就是居住在桃花潭畔的万巨。根据邑志及《万氏宗谱》记载，万巨博学多才，广有交游，不愿为官。唐玄宗时秘书郎钱起曾向朝廷举荐，但他辞官不受。纵情诗酒，到处游历，结交名士。“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翃、卢纶等人，都有诗歌相赠。韩翃《送万巨》诗云：“红笺色夺风流座，白苎词倾翰墨扬。夫子前年入朝后，高名藉藉时贤口。”可见万巨的才名是很高的，在京城受到广泛的赞誉，李白可能与他早在长安就结交了。所以李白游桃花潭时方离二十里地的漆林渡（现在的章家渡）就咏诵一首《早过漆林渡寄万巨》，诗云：“因思万夫子，解渴同琼树。何日靓清光，相欢联佳句。”到桃花潭后盘桓其家，不吝笔墨，还写了《扶风豪士歌》等诗相赠。
在泾县，汪伦、万巨陪同李白登蓝山、石壁山、碧山，荡舟陵阳溪、高溪、罗浮潭，并于汪氏别业夜饮：“永夜达五更，吴歈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过汪氏别业》）这期间，李白写下了《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下陵阳沿高溪三门六刺滩》《过汪氏别业二首》《罗浮潭》《石壁山》《扶风豪士歌》《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等诗。汪伦、万巨也作诗相和。汪伦《招李太白饮桃花潭》诗云：“潭水淡春光，桃花惬幽赏。待君百壶酒，醉倒月轮上。”万巨有《酬李太白》，诗云：“漆林一篙水，大蓝千仞山。清风明月下，酌酒好开颜。”这些诗记载在邑人郑相如所编撰的《泾川文载》里。为纪念缅怀李白以及汪伦的相邀之举，邑人在桃花潭畔建有太白楼、怀仙阁、踏歌岸阁，震山永安寺侧建有李供奉祠，在蓝山建有汪伦祠。现在李供奉祠、汪伦祠皆已圮。
李白游桃花潭时，汪伦用美酒款待李白，两人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关于汪伦的身份，后人有多种说法，使人莫衷一是。历代出版的《李白集》《唐诗三百首》《全唐诗》注解，都认定汪伦是李白游历泾县时遇到的一个普通村民，如清代王琦辑录的《李太白全集》，在该诗的题解和注释中，引用杨齐贤和唐汝询的话，都说汪伦是一“村人”，更有甚者说他是一酿酒者。其主要缘由：一是在邑志职官表所列汉唐以来几百名县令里没有汪伦的名字；二是从李白诗的惯例来推测，他写给朋友的诗题上，往往冠上官衔，如《赠××明府》《寄××少府》，而《赠汪伦》则没有。特别是在《过汪氏别业》诗中云：“汪生面北阜，凿石营池台。”他称汪伦为汪生，说明当时汪伦没有一官半职。
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近代，今人安徽学者汪光泽和李子龙先后研读了泾县《汪氏宗谱》《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确知“汪伦又名凤林，为唐时知名士”，与李白、王维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以诗文往来赠答。开元天宝年间，汪伦为泾县令，李白“往候之，款洽不忍别”（详见《李白学刊》第二辑李子龙《关于汪伦其人》）。
查修撰于乾隆五十九年的《汪氏通宗世谱》可知，汪伦其五世祖即隋末唐初起兵保障徽州一府六县的汪华，后归唐，封越国公。汪华生有九子，除第九子早卒外，皆出仕为官。后裔中历朝陆续迁泾县的达近四十支，其中迁桃花潭畔的有三支，分别是长子建公派的顷田里（现桃东，曾建有汪公馆、汪公庙祭祀汪伦）、苏口（现新民），七子爽公派的汪伦支。汪爽出任过著名的岐王府法曹。爽子汪处贵好老庄。处贵子汪太元善骑射，好学下士，厌居官途，垂拱闲，迁太平。太元生二子，汪仁素、汪仁恭。仁素生二子，长子汪凤思，歙县令；次子汪凤林，即汪伦，泾县令。汪伦出身于名族世家，出任泾县令没有什么奇怪的。
邑志所载唐泾县令只有屈指可数的七人，皆是根据各种文献资料、碑记所补录。堂堂几百年的唐朝不可能就几名县令，缺载是显而易见之事。宗谱记载亦可弥补史志之不足。其实细细翻阅邑志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如在清嘉庆《泾县志·山水陂泽》篇就记载：“宣阳都官坝，土名汪伦坝，浇田一千四百亩。”官坝，当为官府所修；土名汪伦坝，可能就是汪伦当县令时所建。如此可见，汪伦不仅好客，还是一名为民办实事的循吏呢。
杜甫有首怀念李白的《不见》诗，首句就是“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杜甫也称曾做个供奉翰林的李白为“李生”，看来仅仅从称“汪生”来做推测，未免武断。唐大历间进士刘复，有首《送汪伦》的诗说：“春江日未熏，楚客酣送君。翩翩孤黄鹤，万里沧州云。”按诗意推测，似乎汪伦是个功名不就的隐者。从其家族史看，他也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如果汪伦也像陶渊明那样辞官隐居，那就好理解李白对汪伦的称谓以及诗题问题了。对于不愿为官者还要什么虚名呢？再称他曾经的官职是多么令人尴尬啊！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这首诗却从诗人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不落俗套，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对于不拘一格的李白来说，怎么能受官职羁绊，不然怎么能称为诗仙呢！
关于汪伦居住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翟姓村民的家中发现一石额，上面有篆文“别业居”三字。有人考察认为是唐代之物，后乡政府与县文化部门收藏于桃花潭畔的梦潭轩之中。据我邑文史专家吴宗彭先生（参与《桃花潭》文史资料的编著）介绍，此额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于水东大山脚下的废墟中。此地距桃花潭约两公里，位于桃花潭东北，也与《过汪氏别业二首》诗意相符。若真是汪伦故居在此，那汪伦送别迟到就好解释了。李白从万巨处乘舟而去，正与潭西的万夫子依依惜别之际，不期潭东传来整齐的踏歌声，汪伦率村民载歌而来相送。李白为汪伦的真诚热情感动不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古名句就情不自禁地从其心中淌出来了。
这里很有必要说说汪伦墓，以防以后传讹。现在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的汪伦墓是为旅游打造的，在墓制上不合规处很多。该墓的墓碑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翟氏宗祠忠孝堂在“金盘献果”形的风水上为汪伦建衣冠冢而立的，“金盘献果”即现在的镇政府处，山上即翟氏世祖敬六公的墓地。1958年建陈村水库工房时，墓被毁，碑存文化站。1985年，当时的陈村乡在桃花潭西岸彩虹冈重建汪伦墓，沿用旧碑。现在的墓是再移建的。
根据《汪氏通宗世谱》记载：至乾隆年，汪伦裔孙在此地相传二十七世（五十七世——八十四世），最盛的“维”字辈人丁只有区区四十六人，但保持淳朴好客的家风。汪伦卒后葬下张家坦。唐时，该地区可能还是多姓聚居处。为什么要翟姓来建衣冠冢呢？可能有以下原因：咸丰年间战乱，杀戮瘟疫使汪氏遭灭门或迁徙他乡；抑或至明朝，翟氏家族繁盛，扩张厉害，作为小姓家族被排挤迁往它地。稍长的村民都能谈出许多翟氏扩张与他族纠纷打官司类的轶事，在《美溪义门李氏宗谱》就有反映此类事的记载。但汪伦是桃花潭的名片，是桃花潭人热情好客的代名词，翟氏宗祠给他建衣冠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踏歌是我国古代的群众歌舞形式。人们多于节日集会时在郊外、街头，或成群结队，以脚踏地，边歌边舞。后传入皇家宫廷，被改造为宫廷舞蹈，出现缭踏歌、踏金莲、踏歌辞等宫廷舞乐。唐睿宗时，皇家举行过有千余妇女参加的踏歌会。踏歌在宫中风靡一时。史书中较早的关于踏歌的记载见于晋·葛洪《西京杂记》：汉宫女“十月十五日……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稍后的北朝史书《北史》第48卷中，记有北魏时人尔朱荣“与左右连手踏地，唱同波乐而出。”
踏歌，顾名思义，是以脚部动作为主的歌舞艺术，而且其特点是“踏地为节”，不仅与“手之舞之”的“舞”有别，且不同于跳跃性的“足之蹈之”，所以日语中除了表舞蹈的“踊”之外，还有“舞踏”一词，显见两者不同。宋代马远的《踏歌图》有当时踏歌的形象场面， 画中四位老者，有扶杖者，有拍掌者，有扭腰者，有身倾弯腰、肩挑葫芦者，动态各异，却律动统一和谐。踏歌在宫中经排练，可能舞人大多联臂或拉手，而在民间只要随歌曲节奏踏、跺、走、跳，达到节奏统一即可，动作更加自由。
据《太平广记》卷二十二内传述道教八仙之一似癫狂者蓝采和，常醉踏歌，其歌词云：“踏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令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觉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嗟峨。”词虽假托消沉，但可证明当时，是有踏歌格调的。《西京杂记》还云，踏歌是源于道教传说中的一种歌词格调。唐代道教盛行，李白是倾向于道教思想的，汪伦以踏歌送行，或许是对他的一种礼仪加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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