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意象的寄寓之地 ——以旌德文庙为例（二）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方光华
今天我们见到的旌德文庙，大致是清顺治的产物。
文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初名文宣王庙，宋崇宁四年（1105）始改称大成殿。长宽均17米，占地289平方米。基高3.33米，殿高18.66米，重檐歇山顶。屋面为滚龙亮背，上下两层，各有4条垂脊，正脊中嵌火焰宝珠；正脊两端及垂脊角均嵌有鱼尾走龙，抬梁式木结构。殿周用石柱，上覆灰瓦，窗牖雕刻精致，檐牙高啄，气势宏伟。殿内四根硕大银杏通顶木柱，表通天之意。殿内藻井两层彩绘，内容为凤、鸡、鹤、龙、象、鹿、麒麟及牡丹花卉等，并有八仙容颜，最高最醒目的则是文曲星。纵观大小数十幅彩图，画面栩栩如生，寓意明显，无非是寄望旌德子孙文星高照，大显神通。
大殿四周红墙簇拥，早先殿对面有照壁，门口为左右二坊，“文革”中被拆，旧址为现公安局办公大楼，楼基紧挨着泮池，文庙进出大门只好移至东向。“旌德文庙”门额为旌籍名人周而复手书。泮池上建有三拱石桥，池东为礼门，西为义路，池后为戟门。戟门左右分别是名宦祠和乡贤祠。两祠与两庑历代均崇祀名宦乡贤，元代许道传《兴学记》中说，“自金乡侯以下及汉唐宋诸贤”图像“凡一百又五位”。以后名宦祠祀宋元明清三十二位；乡贤祠祀七位，分别是汪澥（宋代国子监祭酒）、姚裕（明代翰林院检讨）、江汉（明代户部郎中）、张斯昌（明代惠安知县）、汪浤（明代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希旦（明代应天府府丞）、郭建邦（明代工部侍郎）。穿过青石板甬道，上台阶至长方形月台，再上台阶方到大成殿。无论是地势还是建筑，大成殿都给人以雄伟肃穆之态。文庙院内文革时期公安局为铐人犯栽的两株樟树已然参天，每到秋冬季节都会吸引不少白鹭来此栖息。
文庙附近的尊经阁和明伦堂，虽无原物，但有助于理解文庙的教化功能，值得一提。尊经阁，始建年代失考，清乾隆八年（1743）复建。姚秉义在《重建尊经阁记》中对尊经阁的位置、规模及风格有着详尽的记载：
爰辟地于明伦堂东，学宫之震方，筑石台为址，高三尺许，宽广纵横三丈四尺，而建阁于其上。第一层高一丈六尺，二层三层以次而至脊顶，按之绳墨，共得五丈二尺。敞角重檐，凌空高矗，窗棂栏槛，轩爽玲珑，画栋雕梁，丹碧跃彩。方向廻抱学宫，翼然左护，势若穿天心而探月窟，经尊而阁亦尊也。
明伦堂在学宫左侧，与大成殿同时建造。原名讲堂、“言仁堂”。明伦，顾名思义是为师生讲明三纲五常之道。对于明伦堂修德养身的作用，清吴稠《旌德学建明伦堂记》中说得十分清楚：
堂宇之新，匪直为美观也，冀士习与之俱新。视堂之广大高明，必致广大而极高明也；视堂之八窗洞达，必洞然八荒皆在我闼也；视堂之四方平直，则必履其方平由其正直也。
后尊经阁与明伦堂均毁，阁与堂的责任全转由文庙担当。
清嘉庆年间鲁铨的《新修旌德县庙学记》，对于文庙关乎人心风俗作了精彩说明：
旌德处万山中，灵淑钟孕，代有伟人。今兹庙学聿新，窃于多士有厚望焉。夫孔子之道配乎天地日月，而其实不外于日用之间，有志之士诚能忠信以为基，廉耻以为界，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六经以为堂奥，四子以为阶梯，而又培厚增高，葆坚持久，实措诸践履行习之地，树其孝友睦姻任恤之风，声以待他日为栋梁，为藩翰，而近亦足以化其井里，油油然返漓于淳，则士之修其身心与今之修庙学何以异？仅云掇科第，拾青紫，犹末也，多士勉乎哉！
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佛、道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儒学圣地孔庙同样吸收了佛道的文化艺术，文峰塔的进入就是佛塔儒化在建筑上的一种吸纳。
科举时代，儒生求功名心切，寄望于直指苍穹的文峰塔张扬文气，在人们的内心是想借佛法灵力佑助科举高中。在文化象征意义上，将佛的虔诚祈祷与对世俗功名利禄的热切向往熔于一塔。
旌德属程朱理学影响至深之地，对于风水影响文运的事，古人的虔诚后人只能望其项背。
文昌塔与文庙一路之隔，东临穿城而过的徽水河。
文昌塔塔基原为文昌阁旧址。文昌阁始建于1522年，为木制三层八角式。明万历年间重修，清顺治中再修。清人王融在《重建文昌阁记》中说：“《史记·天官书》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其六星中，贵相所以理文绪，司禄所以赏功进士，盖主天下文事之宿，禄命之所系也。”
天下士子的功名与福禄归文昌星管。要想一地公卿蝉联，人文表著，那一定要有文昌阁。为子孙后代计，木制的文昌阁倒了一回，毫无疑义地重建了一次。
重建以后的文昌阁到了雍正年间，又是一幅倾颓覆压的状态，到了不得不拆的地步。文昌阁夷为平地之后，重视风水的大人先生们一看，文庙的东边显得太空，西向的玉屏山大有强逼过来之势，这样的风水对学宫显然不利。为了保住文运，此地要有新的建筑。
补全风水上民间也有一说：旌德县城地形像“五龟出洞”，如果让龟出走了，就会带走文运和财气。此外，县城西南方有一座形状似火的梓山，导致城里经常失火。必须建塔来“定龟”和“镇火”。
风水无小事，关系一地之文脉更是人心所向。所以，产生“易阁而塔，易木而砖，易三层而为七层”的决策，概在情理之中。
县里一批方案，修建者便以勃勃雄心组织实施，精心和诚心都写在行动上。
先是在文昌阁旧址上用大石头下基脚，然后用杨桃藤煎汁和石灰浆浇灌，这样构造起牢固的基础。等基脚上砌起八角石台后，又择吉日用银匣盛八宝安置在塔基中心，用铜皮八块，硃砂画八卦，按方位排列石台的八个角，才开始往上砌砖。
可是好事多磨，细细核算所有的银两，正在建的尊经阁用去一半，加上城中疏通水道，修葺司训衙斋，预算中的经费所剩无几。想造七层的宏愿，因为银两缺位，砌到第三层就不得不停工了。
要追加预算，和今天的办法相似，得请绅士们开会商议。这个时候坚持建七层之塔的意见，在缺金少银这点上短了气。即便是图纸改成五层，一样要设法请南乡巨族出钱，还要动员百姓义捐。好在南乡大族开了口，义捐又得到了百姓的响应。于是开始复兴工作，这回估量财力，建个五层合尖，也算是本县一大壮景了。上塔顶的那一天，县主率同城官绅祭告，总算是大功告成。
建塔的时序是这样的，乾隆八年（1773）建第一层；九年（1774）建第二、第三层；十一年（1776）建第四、五层。最后奉文武二帝于五层之上，已经是十二年（1777）的夏天了。前前后后花了五年时间，通计匠工、砖瓦、灰泥、金铁等项，用银二千一百九十六两。对于好义乐输者，将姓名镌碑二座，竖在尊经阁中，以垂不朽。姚秉义在《重建文昌塔记》中特地给第一线的劳动者留下了笔墨，记清了能工巧匠的姓名，“砖匠贺富、石匠刘初、木匠阮勷，皆良工，勤谨密致，例得附载。”当时用“厚实坚固，可以永久不敝也”的文句来评价这座民居环绕的古塔，26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一点都不过分。
如今耸立在我们眼前，高31.8米的八角五层文昌塔，是不折不扣的清代作品。
文峰塔类建筑，在旌德除县城外今天还有五处之多。
独具一格的要算蔡家桥镇乔亭村的文峰塔。不独旌德，全国恐怕也不多见。塔是用块石砌成的实心塔，简单到了大智若愚的地步。
乔亭村《刘氏宗谱》载：明嘉靖九年（1530）动工，落成于次年春，至今已逾480年，是旌德县最古的人工建筑之一。一块“文峰塔记”的石碑，就在塔旁的农户院内放着，可惜碎成了三块。从碑文的记叙中我才知道，刘氏最初是当上门女婿到了乔亭，最后繁衍出二千户三万人的一个大家族。文峰塔是按《易》经八卦兴筑的，其目的是想凭借风水之利，使刘姓家族从此人文蔚起，世代簪缨，跻身于阀阅巨族之林。
文峰塔系方形花岗石砌成，内填泥沙。呈圆锥形，顶扣葫芦形石，高11.7米，底径6米，顶径1.5米,其状如卓笔,因名“石峰文笔”，刻着“石峰”二字的石块一直在塔脖子上砌着。峰旁50米处为堃湖，疏凿于清道光元年(1821)。“周广二十余亩，甃石廻澜，澄鲜一色，旁建敞轩数楹。”湖边建有文笔峰，倒映水中，恰如笔投砚池。原先在湖塔之间，有亭状如笔架，恰似一支毛笔搁置于墨池旁。加上“十里三村”的乔亭、汤村、朱旺地势空旷，犹如一张巨幅的宣纸。这样，笔、墨、纸、砚就齐全了。“文笔投池”四个字一下子就让“文房四宝”生动起来了。
此后，刘姓的文风昌盛，人杰地灵，就这样简单的归之于风水之功了。民间的理由，任何一个时代都少不了传奇色彩。
传说多有附会，但刘氏宗族由此兴盛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后几百年间，乔亭村文脉不断，人才辈出。祖孙同科、父子同科、叔侄同科、兄弟同科者数见不鲜，以功名进仕者不胜枚举。“其时士则应试者以百数，科举未尝或间，殷实之家各皆有，而称小户者则指不胜屈……”
旌德虽为皖南小县，但祟文重教之风，代代相袭。
宋天禧五年（1021），新建村汪文谅不受皇帝赏金，要求换赐经书，以“教吾子孙，使之明习诗书礼乐”，并建义学，“四方英才皆来受教”。仿效他的义举，后人捐款输田、办学兴教蔚为时尚。
清代中叶，旌德人因商致富，兴建学馆更多。
乾隆末至嘉庆初（1794-1796），旌德洋川商人谭子文分家产之半，捐银二万两在家乡创办毓文书院。三年中筑房舍堂馆一百多间，重金礼聘名师，招江南四府一州(宁国、徽州、池州、太平府和广德州)之士肄业其中。他节省衣食、日用，搜购经、史、子、集等书籍供师生学习，奖励师生之勤勉者。对于谭子文输财办学，重视后辈的培养教育，山长洪亮吉说：他的贡献远非赈饥恤贫，修桥补路，施医舍药等一般善举所可以比拟。抗日战争前夕，安徽省图书馆吴景贤先生在撰写《安徽书院志》《安徽图书馆沿革考》时，披览了全省宋、元、明、清269所书院的有关记载后，将毓文书院与同时代各书院进行比较，赞誉毓文书院是：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非特可补紫阳书院之不足，实亦堪与当时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鼎立媲美。
毓文书院图
光绪年间，旌德全县有书屋、文会、书院、县学100多处。旧志载，“旌俗重诗书，勤课诵，多延名师以训子弟。又设文会，聚族人士每月有课，寒暑不辍，凡城乡皆然”。从建县到清末，学有成就者代不乏人，仅有姓名可考者就有举人206人、进士142人，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一人。
在这样一方土地上，对于“释奠先师先圣”的文庙以及学宫百姓们不仅祟敬有嘉，爱护之心天地可鉴。
文昌塔的最终落成是因为私人捐款助了一臂之力。翻阅方志，不难发现旌德文庙的修缮多以私人捐款为主。清张泰交《重建文庙记》中就有“鼎新圣庙，出自绅士乐输，具见旌阳义举，亦足征该令鼓舞作兴、上下相信之效也”的表述。嘉庆十年（1805），文庙倾颓朽坏，朱旺村的贡生们呈请独立修建，“自大成殿暨两庑、斋房、丹墀、甬道、戟门、名宦祠、乡贤祠、泮池、石桥、左右二坊、棂星门、照墙，祟圣宫、尊经阁、土地祠、魁星楼、云路门，概行修建齐整”，“规模较旧闳敞，工材倍加壮丽”，计费白银三万多两。
那时的文庙，是士子和百姓心中永远神圣的殿堂。文庙的一土一木都关乎礼仪，关乎文运，谁都不可以冒犯。重修大成殿时，儒生们认为原先“形势低洼，文星不现，且县署高压，士气不扬”，重建时将基高由八尺提到一丈，殿高由四丈六尺提到五丈六尺。即使是学前余地，学宫照样设四条戒约进行管理：“一学前空地毋得造店，一通邑水沟毋得阻塞，一伺察泮池不得蓄鱼，一看守水闸不许盗诀”。
寄托文运的文庙，说它是民心所育，一点都不过分。正因为有此强大的后盾，文庙在沧桑变化中的一次次劫难均能得以化解。即便是文革岁月，旌德文庙成了县公安局的办公场所，一次转身却是一次转机，使得文庙今天依然能够耸立于世。
今天，旌德文庙除汇聚了地方文物珍品之外，还设有“周而复作品陈列馆”，陈列了旌德籍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先生捐献的4000多件文献资料。这是周老生前奉献给家乡的最后一份关爱之心。
动手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再次走进刚刚维修完毕的文庙内，先是绕外围转了一圈，而后穿过戟门从甬道一步一步走向大成殿，环视庙内的建筑及其布局，在方正、对称、中轴线等等建筑语言中，我分明感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厚重内涵。
今天的文庙尽管重拾不了昔日的辉煌，听凭岁月如何磨蚀，谁都不会否认它对于一个地方文化仍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作者系旌德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