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南游到过宁国吗？

孔子南游到过宁国吗？

图文/江伟

微信版第716期

在宁国市仙霞镇孔夫村境内，有一处与孔子相关的古迹——孔子井。据嘉靖《宁国县志》记载，孔子井在孔夫关下，“相传夫子游吴时所凿”[1]。孔夫关建于南宋初年，“因夫子入吴时适此，故名”[2]。在宁国城区，又有夫子堂。正因为有这些遗迹，明人邹守益才说：“宁国虽僻，固吾孔圣过化之地也。”[3]

在当下，由于传统文化的兴起，各地日益重视本地文化资源的宣传和开发。作为孔子遗迹的孔子井、孔夫关自然也受到了宁国市各界的重视，宣传介绍孔子井、孔夫关的文章甚多。然而，孔子南游是否真的经过宁国呢？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略加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揭开历史真相。

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事迹，《史记·孔子世家》是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最系统的篇章，也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最为可靠的资料。据《史记》记载，“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4]。也就是说，孔子周游列国前后达14年之久。在这14年中，孔子经过的国家有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行经的路线大致是曲阜——帝丘（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帝丘——陶丘（今山东定陶）——夏邑（今属河南）——商丘（今属河南）——睢阳（今属河南）——新郑（今属河南）——宛丘（今河南淮阳）——上蔡（今属河南，亦说新蔡，今亦属河南）——负函（今属河南信阳）——宛丘——帝丘——曲阜。可见，孔子游历的国家大体在今河南省境内，不可能到达远在东南的吴国，自然也不会经过宁国。后世史家对孔子周游列国的事迹及系年虽有争论，但对孔子游历所到达的国家还是认同《史记》的记载。

既然孔子南游没有经过今宁国境内，那么，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又是怎样出现的呢？笔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孔子去世之后，在孔门弟子中便出现了孔子崇拜的现象。到两汉之后，随着儒学官方化，孔子崇拜也随之推广到全国。宋时，科举制度不断被官方强调，甚至成为寒门子弟上升的唯一途径，孔子崇拜则进一步发展。孔子遗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附会出来的。

对于宁国境内的孔子井、孔夫关、夫子堂等孔子遗迹，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宁国知县范镐在纂修《宁国县志》时，便撰写了《孔迹辨》一文进行辩驳。他认为，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乃“风之也”[5]。也就是说，这是风行教化的结果，是推衍、附会的产物。接着，范镐进一步分析了孔子未至宁国的理由。他说：

然曷取衷乎？曰《世家》。吴伐越，堕会稽专车之骨。吴使访诸夫子，吴越人斯知有圣人矣，而夫子未始至吴。……若言偃之学，得其精华，地异而道同，当时因风之尔矣。偃之乡，今姑苏也，而苏、宁咫尺，未始弗风之也。葛洪殊道，丹之井遍天下；公输小技，班之制袭古今，传远近，比比冒而名之者，风斯盛矣。洪、班犹然，何有于孔氏哉？予昔上会稽探禹亢[冢]，耸然凌风驾岳，有睹河洛思禹功之意。禹往矣，曷故哉！亦风之也。兹游于巷，于关，于井，固弗病夫冒者之俑也。……其弗固也夫！其弗固也夫！

归纳起来，理由有三：其一，孔子事迹应当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史记》未言孔子南游至吴，自然也不会经过宁国。其二，孔子的学生言偃是姑苏（今江苏苏州）人，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或与言偃在南方传播儒学有关。其三，附会而生的名人遗迹很多，如各地的葛洪、鲁班遗迹和今绍兴境内的禹陵都是如此，更何况孔子。遗憾的是，这一载于嘉靖《宁国县志》的文章却被忽视，甚至被斥为谬论，“是主观想象，缺乏事实依据”[6]。

清代历代宁国府县志对孔子游吴也多有辨驳。嘉庆《宁国府志》在介绍孔子井时补充说：“《史记·孔子世家》及《家语》等书，孔子并未尝入吴，旧志所云已属无稽，而以此为在此凿井，犹为附会不足信。”[7]同治《宁国县通志》则认为“未确”[8]。民国《宁国县志》也说：“此短书杂记之谬，孔子未尝至吴地。”并进一步推断，孔子井的出现或与子贡入越有关，“后人希圣钦贤，因之记入，亦未可知耳”。[9]可见，宁国地方志都不认为孔子有入吴之游，实际就是否定孔子有宁国之行。

孔子是否到过宁国，关键在孔子南游是否至吴。在古代典籍中，确实有孔子至吴的记载。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辨问》便有孔子至吴的记载，其文曰：

吴王伐越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衍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谘呈。”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函之中，乃今赤雀衍之，殆天授也。”

文中提到“吴王伐越以治宫室”，则此吴王当是夫差。道教经典《灵宝要略》、唐人陆广《吴地记》、宋人李昉《太平御览》、明人蔡昇《震泽编》皆载有此事，然吴王却换成了阖闾。二者相互抵牾，可见此事不可信。更何况，文中还有“赤雀衍书”之语，已近乎神话传说，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

在古代典籍中，还有孔子与越王勾践会面的记载。据《越绝书》说：

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玡起观台，周九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及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孔子有顷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也载有此事。文中既然提到“句践伐吴，霸关东”，则此事当发生在勾践灭吴之后。勾践灭吴在公元前473年，而孔子却在之前的公元前479年去世，则孔子拜会越王勾践一事是不可能存在的。

可见，无论是孔子游吴还是孔子拜会越王，都不是历史真实。由于年代久远，一些资料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妄相错杂，不尽可信。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假托孔子的言行事迹（见《荀子·儒效》），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辨别。

有学者根据史料的可信程度，把与孔子有关的史料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基本可信的史料，主要有《论语》类文献、孔子遗著、经孔子整理的《诗》《书》《礼》《乐》《易》、孔子所述其他历史文献、《春秋》三传中的有关文献、先秦儒家子书和《史记》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第二类是比较可靠的文献，包括先秦两汉诸子、先秦两汉史志和汉代传记；第三类是大致不可信的史料，有《庄子》《列子》中的有关史料、纬书中的有关史料和魏晋以后文献中的史料。他又特别强调，《国语》《战国策》《世本》《史记》《汉书》《越绝书》《东观汉记》《吴越春秋》《风俗演义》等先秦两汉史志保持了不少孔子言行史料，“其中除《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认真研究，专门为孔子及其弟子撰写的传记外，其余大抵出自时人之口和各种传闻，来源庞杂，难免鱼目混珠。”又说：先秦两汉文献未载之史料，“陡然出现于魏晋以后文献者，多属空穴来风。”[10] 其说甚是。

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其文献依据或许就是《抱朴子》等书的记载。当今，宁国本地学者在论证此事时，主要依据了两则史料。一是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该书“宁国县”条目下记载：“县南一百一十里，按吴地志云：旧属吴兴郡安吉县南界，道旁有小井，乃是孔子入吴时凿此井，今属宁国县。”一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沈》。集中写道：“安吉县西有孔子井，吴东校书郎施彦先后居井侧，先云：‘仲尼聘楚，为令尹子西所谮，欲如吴未定，逍遥此境，复居井侧，因以名焉。’”鲁迅的资料来源于南朝时期殷芸的《殷芸小说》一书。[11]孔子凿井并居井侧一事，先秦两汉文献皆无记载，陡然见于《殷芸小说》和《太平寰宇记》，可信度极低。

其实，记述宁国境内孔子遗迹的文献本身就有诸多不通之处。各种记载虽然有详略之分，但都认为孔子自楚入吴，经过今宁国市仙霞镇时，凿井并居井侧，遂有孔子井一迹，后由此推衍出孔夫关、孔夫村等迹。

假若真如此说所言，孔子有入吴之举，则其目的一定是赴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面见吴王，为何绕道经过今宁国、安吉交接之地？孔夫关现在是宁国前往安吉的必经之路，然此地崇山峻岭，地势险窄，春秋时期有行车的官道吗？孔子自楚入吴，其游历的路线又是怎样？他是从何处行至宁国的？孔子口渴，何至于凿井取水？孔子周游列国并非漫游山水，而是要推销其政治理念，为何要在井旁结庐居住？另外，春秋时期的孔夫关是虎豹出没之地、瘴疫流行之区，孔子真的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居住吗？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也说明这里的孔子遗迹不可能是孔子真迹。

其实，不独宁国境内遗有孔迹，在长江流域许多地方都有孔迹遗存。例如，江苏南京市高淳区境内的游子山、儒童寺就与孔子有关。据载，“游山，县东三十五里，……一名游子山，相传孔子适楚经此，故名。”[12]又云：“今溧水县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以孔子适楚经此，故祀之。”[13]安徽南陵县境内也有孔子遗迹，“吕山，县南六十里，淮水之源，上有石室，下有孔子书院故址，俗传孔子适楚道此。”[14]若孔子南游确实到过江南一带，则途经高淳、南陵、宁国三地必在同时，然三地的地理位置却呈三角形，根本不在同一路线上。另外，高淳、南陵两地的方志皆言“适楚”，而宁国方志却说“游吴”，游历方向也无法统一。之所以出现如此难以理解的现象，只能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孔子根本就没有到过江南一带，高淳、南陵境内的孔子遗迹也是当地人附会的产物。孔子不可能经高淳、南陵适楚，也不会经宁国游吴。

综上可知，孔子南游并未至吴国，也就没有途经宁国市境的可能。宁国境内的孔子井等遗迹，是后人根据不可信的史料和历史传说推衍、附会出来的，孔子并未经过其地。但是，这些遗迹的产生却反映了宁国人对孔子的崇敬，对文化的向往。具体来说，这些遗迹的出现当在唐宋之际。唐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江南一带人文蔚起，大量孔子遗迹的出现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反映。在当代，宣传孔子井、孔夫关这样的历史遗迹，对推动宁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以历史传说叙说地方真实历史。

参考文献：

[1]嘉靖《宁国县志》卷二，《宫室类·古迹》，1987年点校本，第118页。

[2]嘉靖《宁国县志》卷一，《地舆类·关津桥渡》，1987年点校本，第60页。

[3]（明）邹守益：《宁国县志序》，见嘉靖《宁国县志》卷四，《艺文类·士翰》，1987年点校本，第195页。

[4]（汉）司马迁著：《史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1731页。

[5]（明）范镐：《孔迹辨》，见嘉靖《宁国县志》卷四，《艺文类·士翰》，1987年点校本，第221页。

[6]高生元著：《宁国拾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该文后来删除了此论，并编入《古邑宁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

[7]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三，《舆地志·古迹下》，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点校本，第1060页。

[8]同治《宁国县通志》卷一，《舆地志·关津》，合肥：合肥古旧书店，1960年影印本，第27页。

[9]民国《宁国县志》卷一，《舆地志·关隘》，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点校本，第299页。

[10]林存光、郭沂著：《孔子评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183页。

[11]高生元著：《宁国拾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高生元著：《古邑宁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40页。

[12]光绪《高淳县志》卷三，《山川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第1页。

[13]光绪《高淳县志》卷十五，《古迹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第11页。

[14]民国《南陵县志》卷五，《舆地志·山川》，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第2页。

（作者系宁国中学教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