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赋税:儒生推崇三代,朝廷喜欢加税,改革家偏重简化

  一、儒生推崇三代

  古代大部分儒生都认为夏商周三代赋税最轻,很是推崇,尤其向往这个时期的井田制。赋税轻的原因在于国家(或者部落)只收田亩税,百姓只需要上缴粮食即可。税率大概是十分之一左右,收成好就多收,收成不好就少收。

  不过相比于后世的税率,十分之一算非常高的了。比如汉朝一般是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显然要轻很多。这里黄宗羲认为三代的田比后世好,产出高,所以税率自然高。当然了这是黄宗羲历史认知的局限性,实际三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种田的农民是历朝历代最低的,被高税率剥削很好理解。而且农业技术都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提高的,实际后世的农田产量更高。

  至于井田制,颇有公私结合的意思,儒生们也认为很先进。但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公田没法保证农民的积极性,需要朝廷耗费大量的监管精力,时间一久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二、朝廷喜欢加税

  虽然三代的农民赋税负担实际不轻,但黄宗羲说后世赋税越来越重,对农民的剥削更严重这个观点倒是没说。

  你别看汉代的税率很低,实际汉初的时候他们在田亩税的基础上加了“口赋”,规定7到14岁男女都要交税;还有“算赋”,规定15到65岁男女也要交税,而且商人跟奴婢加倍收。这些就是影响后世两千年的“人头税”,对于少田无田的农民来说经常会成为沉重负担,而对于人口占比很少且有很多田的地主阶级又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别看汉初采取了休生养息国策,但实际农民的负担只是降低了一点。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用兵,要消耗大量财政。汉武帝不愿意向农民大规模加税,于是就想了个“盐铁专卖”的办法,来补国家财政的窟窿。东汉初年也休生养息了,但后来长期对西羌用兵,财政又不够用了,于是又想到了加税的办法。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最终引发了黄巾起义。

  关键是门阀世家逐渐形成,占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同时又隐匿人口,交很少的税给朝廷,形成了大麻烦。到了魏晋时期实在没办法了,朝廷又加了一项户调税。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乱世纷扰,老百姓特别惨,不仅经常朝不保夕要应付战争,还要承受沉重的赋税压力。

  好在到了隋唐时期,门阀世家的问题逐渐解决,这一现象所有缓解。但是安史之乱之后藩镇问题严重,朝廷财政困难,统治者还是加税了。唐末大唐的主要税收来源南方,因为黄巢起义的破坏,很快就灭亡了。

  宋代的时候增加过丁口税,明代的时候出现过“力差”、“银差”、“里甲正役”。特别是每个朝代后期,朝廷财政困难,于是摊派了各种苛捐杂税,都是一个不断加税的过程。

  三、改革家一直在化繁为简

  古代确实存在一部分改革家发现了不断加税的规律,于是想出了各种化繁为简的妙招。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就开始改革实行租庸调法(丁口税),“租”指的是田亩税,“庸”指的是男丁用劳役抵税,“调”指的是以特产抵税。其优点就是让农民有了很多“纳税途径”的选择,避免了一部分农民因为没田而沦为奴隶或者流民,也让一部分少田的农民不用卖田抵税。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土地兼并逐渐积累,对外战争频繁,流民问题还是逐渐严重起来。到了唐玄宗时期,租庸调法就已经没法满足朝廷对外扩张的需求了。

  唐德宗时期两税法应运而生,户调税和丁口税并入田亩税,变简单了许多;但是按土地面积每年征收两次,这无疑还是在增加农民负担。

  宋代的时候王安石变法,实行青苗法,朝廷给农民贷款、贷粮,限制了高利贷,看着是挺好的,但是利息有点高,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再次将所有苛捐杂税合并到田亩税。本来这是很好的国策,但因为触动太多人的利益,以及万历皇帝的叛逆,用人不当等问题,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些变法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触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所缴纳的“人头税”,而人口比例较少地主阶级又可以通过隐匿或者不算佃户的方式少缴纳“人头税”,很明显农民不仅吃亏,而且负担还特别重,更别说每个王朝后期苛捐杂税逐渐增多的情况。

  此前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其实大方向或是让农民有多种缴税的途径,或降低农民所缴纳的税收,或是让地主多平摊一点。但这些改革要么没平衡农民、地主纳税压力,要么就是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他们阻挠而变法失败。

  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彻底取消了两千年多年的“人头税”,才让农民松了一口气。农民压力一小,人口就大爆发了。

  四、总结

  我认为三代的税制并不是先进的,它们主要的优点只是简化。随着时代发展,中央集权是逐渐强化的过程,国家机器要运作下去,加税是不可避免的。但朝廷因为是地主阶级掌权,所加的税长期以来主要还是压在农民身上,而非地主阶级。所以为了缓解阶级矛盾,朝廷一直在加税、变法减轻农民负担、继续加税,再变法不断循环的过程。

  但历史经验也是不断积累的,古人也逐渐意识到问题的要害所在。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地多交税多,而非人多交税多。这样占人数大多数的农民,压力减少了,自然对统治是利好的事情。

  “地多交税多”的思想,竟然花了两千多年才逐渐领悟出来,可谓是极其漫长。不得不感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雍正能成功,绝对是离不开对之前历朝历代的研究与总结。

  同时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再提炼一下,就是现代的“钱多交税多”,又是另外一次质的飞跃了。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改革也很有借鉴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社会矛盾,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还是那句话,历史很重要,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必须不停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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