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瓦尔泽一起散步》（1）

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六年

我们的关系起始于不多的一些信件往来，内容简短，主要是一些关于实际问题的问与答，我知道从一九二九年起瓦尔泽就住进了伯恩附近的沃尔道精神病院，而从一九三三年的七月开始他在阿彭策尔洲黑里绍的一所疗养院接受照顾。我觉得有必要以个人的名义为他的作品做点什么，在所有瑞士当代作家中他对我来说是最独特的一个。他同意我去拜访他。因此，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驱车从苏黎世前往圣加仑，并在大教堂聆听了牧师的布道，他讲述着塔冷通的比喻。教堂的钟声在我抵达黑里绍时敲响。我向疗养院的首席医生奥托.亨奇森博士通报了我的到来，我正是从他那里得到允许，能够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这位五十八岁的作家在一位女看护的陪同下从附近的一栋建筑出来。我惊异于他的相貌：一张圆圆的，孩童的脸，如同被闪电击中了，脸颊有些红色，蓝色的眼睛，短短的金色胡须，鬓角花白，他的衣领磨损，牙口也不太好了。当亨奇森博士走过来为他扣上最上面一枚纽扣，瓦尔泽挡开了，他说：“不要这样，它必须这样敞开着。”他有优美的伯尔尼口音，他讲述着自己在贝尔的早年时光。当医生突然离开，我们动身前往黑里绍的火车站，并继续向圣加仑去，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在路上，我们遇见许多上教堂去的人，他们看起来友好而愉悦。瓦尔泽的大姐丽萨和我说，她的弟弟有着少见的敏感多疑。我该怎么做呢？我保持沉默。沉默是我们靠近彼此的窄路。我们的脑袋都快被太阳烧着了。我们漫步在风景中，森林和草地上的丘陵，这些宁静的风景。瓦尔泽常常停下来点一根马里兰牌香烟，用鼻子吸。

午饭在罗希利巴德餐厅。在啤酒和血红的博纳克葡萄酒显出解冻迹象时，瓦尔泽告诉我他在世纪之交时曾在苏黎世的财经学校和州立银行工作。但是一份工作只干了一两个月，即使这样，也足够他有充足的物质可以再一次自由的写作。一仆不侍二主，一个人也不能同时从事两个事业。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完了他的第一本书，《弗里茨.考赫文集》，一九零四年在岛屿出版社出版，书中还配有他的哥哥卡尔绘制的十一副插画。他从未得到这本书的稿酬。这本书遍布附近的书店，又很快得到像便宜货一样的卖掉的结局。他脱离文学圈子最终对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但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权威和崇拜让他反感。这些桎梏使作家退化，把他们变成了废物。是的，他能感受得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但是这并不烦扰着他。当一个人年近六十，他就开始思考另一种存在的方式。他完成他的书，就像一个农人播种和割草、嫁接，喂养他们的牛，摆出他们的摊位。这无关意义与使命，只是为了能够吃上一口东西。“对我来说这和其他工作没什么区别。”瓦尔泽说。

他告诉我他最有成绩的时期是在柏林度过的七年和接下来在贝尔度过的七年。没有人去打扰他，也没有人去控制他。所有事物可以如苹果树上的苹果一样安静生长。对大多数作家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几年是耻辱的时期，文学转向了尖酸刻薄，文学理应宣扬爱，它应该是抚慰人心的。仇恨不应该成为文学的驱动力，仇恨是无益的。就在那时，在阴暗的浪潮里，瓦尔泽的艺术事业开始衰落......文学奖颁发给了假先知和老学究。好的，他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他发誓，至死也不会向任何人卑躬屈膝。不论如何，专制的皇权和攀附关系已经蕴含着毁灭它们自身的种子。

我又回想起和他的谈话：他赞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爱兴多夫的《一个无用人的生涯》、《血》，戈夫里.凯勒那些具有男子气概的诗歌。另一方面，他认为里尔克适合中老年妇女睡前读，耶雷米亚斯.戈特赫尔夫的两部《乌利》与他的心灵亲近，但是剩下的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对瓦尔泽来说都太过于咆哮和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