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的“三六九等”

02-16 03:58

北大毕业生陈生创业卖猪肉,其企业员工中有500多名大学生,且10%毕业于名牌大学。这一事件吸引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

“人才浪费”的争议,看起来针对的是卖猪肉的“人”,其实针对的是“卖猪肉”这一职业本身。

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曾引起广泛争议,反对者咸认为是“人才浪费”。何为人才浪费?客观来讲,应是所从事职业与其兴趣、禀赋、能力不相符。以此标准观之,则北大毕业生陈生选择放弃公务员身份,下海经商卖猪肉,不但算不得人才浪费,反而恰恰是人才得到合理利用和发挥的典范。首先,经商是其爱好；其次,经过一番市场摸索,发现自己对养猪卖肉最有心得；最后,成功把自己在北大所学到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应用到成本控制、门店管理等方面,使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兴趣、禀赋、能力三者皆备,又何来人才浪费之有?

与此相反,那些声称“死也要死在编制里”,为了一个公务员身份或事业编制,罔顾自己的兴趣、禀赋、能力,硬着头皮去做掏粪工、清洁工的,才是真正的人才浪费。以每年的百万国考大军为例,这里面又有多少是属于自己无兴趣,但却被父母甚至是丈母娘逼迫,而不得不参加的“被国考”一族呢?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才有没有被浪费”对陈生们来说,无论其最终成功与否,只要其选择的职业遵从了自己的兴趣、禀赋和能力,人才就没有被浪费。表面的争议背后,暗藏的其实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观念,即职业本身是有高低贵贱的。“人才浪费”的争议,看起来针对的是卖猪肉的“人”,其实针对的是“卖猪肉”这一职业本身。说到底,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卖猪肉是一种“贱业”,操持这种贱业有失身份和面子这才是人人心知肚明却未宣之以口的真实想法。

中国古代有按职业来划分社会等级的传统。最早在春秋时期,士、农、工、商的四等级制度就已出现(《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一方面,这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客观需要。政治上,秦以后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出官员,来协助统治者(皇帝)管理国家,作为官员最主要来源的士阶层(读书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上,农业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部门,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统治者普遍采用了“重农抑(工)商”的政策,并通过一系列对商人身份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歧视性措施,如商人再有钱都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乘车或骑马等来达到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人为制造社会等级,使被统治者内部产生裂痕、对立,可以有效地分化和消解他们的反抗意志和力量,从而达到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目的。对下层等级来说,一方面,统治者为他们保留了向上层等级跃升的希望和途径(科举取士)；另一方面,他们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直接地来自上层等级,因此即使有不满也更多地是针对上层等级而非更高级的统治者(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上层等级来说,一方面,他们在与统治者合作压迫更低层等级的过程中获得了某些利益,一定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虽然他们也受到来自统治者的不平等待遇,但却能够在与比自己更低等级的比较中获得相对的心理优越感。这种统治工具为历史上各个王朝所采用,典型的如元朝,作为统治者的蒙古贵族把原先的四职业等级重新划分为十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并侮辱性地把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臭老九”的由来),通过制造社会歧视来达到消解其反抗意志和力量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已不像过去那么壁垒森严。但几千年的影响犹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保留着对职业的高低贵贱之分。再加上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所具有的强势地位,这些都使得本来应只作为社会分工需要的职业划分日益阶层化,人们选择职业更多地不是从自身的兴趣、禀赋和能力出发,而是看重附着于其上的特殊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利益。在一个健康良好、具有活力和效率的社会环境下,职业本身应该是平等的,人们对职业进行选择和匹配的过程,最终要实现的是市场对“人”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人人都去考公务员或进国企。让职业恢复其本来功能,让经济和社会更有效率和活力,根本上还要靠不断深化行政体制、国企和垄断行业以及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消除附着于某些职业上的特殊经济、政治利益,为人们选择职业提供一个公平自由的环境。只有在此基础上,存在于社会观念中的职业“三六九等”的划分才有可能真正消失。